思想利用权力的条件（补正稿）
——续析王力雄先生


刘自立


“独立思想者不会把希望寄托给圣人，只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于国于民最有利的和平之路。从这个角度，独立思想者虽不会成为幕僚、智囊、帝王师，却不怕被当政者利用，权力利用思想之时，便是思想利用权力之日。”王力雄先生如是说。

这个说法很精彩，是因为他提出了问题；而力雄并未就此展开来说，遂使得文字赋予抽象和错动的体征。我非常感兴趣这个提法，并认为这个看法于时下有关讨论若何符节。所以展开一探，就教力雄。

主要分成两点来说。

可以扼要概括。就是帝师说。这个说法，当然包含一个道统体认课题，即涵学统和政统统序于道统之逻辑前提之存在问题。换言之，帝师之师，是帝之道统认可者的具体负责人，他的百年统序，不可以有形式上的非师之说，也就是他（历届皇帝）不可以自立道统（如，毛，如，希特勒戏谑罗马教皇等，是为亵渎行止）。所谓中国人儒道之（道统）“一以贯之”和日本人之神道“万世一系”，遂为其政统来源。西方道统和政统的惯性博弈和对峙，在施行政教分离以后，多少答悬了遗世不决的双向“正统”之疑难。（这个过程，被其称为人文主义和基督道统的合一
—— 也就是马基雅维利所称之上帝天道过程的世俗化转换——其转换到对于命运，偶然性可能和偶然事件的处理和认识上来（见列维.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遂给予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以完成从精神到物质换位之可能；从而使得天道、命运问题，得以世俗解决——也就是把精神的解决方式，用自由民主价值加以物质化解决之。

这是人文主义疏离和批判罗马中心论的思想解决之道；且在涉及上帝牵连政治世俗时候，产生精神物质的分离效应，天国、地道分离的分离效应，使得精神转变成为物质——这是西方政治智慧所在。这个人文和宗教的比对，实际上，就是物质和精神，权力和思想，的比对、运作甚至实现之过程。所有咒骂马基雅维利的宗教元教旨主义者，都无法批判和扬弃马氏所大胆提出的政治路径和宗教批判——换言之，正是他，也许第一次提出，思想利用权利的阀门与路径。这个路径就是，恺撒和上帝的距离感（也是人文主义发轫的个人主义说的起点之一）。我们说，在此意义上，君主论和共和论（《李维论》）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权力之间互相利用的滥觞和探索。这个前提，在以后宗教（涵宗教改革）和政治运行张力中，逐步成熟和完善；但是并未截止。而马氏的主要思路，其实，皆为近代现代西方思想家所认可。这个认可，就是因为他是几乎第一位划定思想和权力范围的人物——更加明显的是，他对于政治道德和宗教道德的转换，使得某种人文之举，可以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政治实践上。所以，西方民主，对于这种道德绝对论和相对论的妙曼利用，正好符合力雄所谓之思想对于权力之利用也。

但书于是产生。

我们说，中国历史方面，这个利用，也基本上是这样在思想和权力之间转换的。这个转换，就是儒学道统的一以贯之和几乎是万世一系（这里，同样可以参见力雄业已提到的天道关系（不变）说）。用最为通俗的话说，就是，中国所谓超稳定政治系统的运作模式，就是废黜意识形态的政治与争执，退而求其于在“政”统性上、不是在“正”统性上施行权利和皇室更迭。这个正负皆有的权利运作，没有日本皇权的一直不变（涵其主要人物，如，织田，丰臣，家康之实际主政；但是还是关白以下，更是皇权附属）；却类似着涵有西方之上帝不变之说（含，尼采说的双向的“上帝死了”——“但是上帝是杀不死的”；这个矛盾。思想运作课题，在中国的儒学主义关照下，一直延续到光绪时代，一直延续到孙文，蒋公时代，变化有，但是，没有消失，更无消灭——其正统，还是政统，一直到台湾之政治民主和宗教多元化时代。这个课题的深层次含义就是，思想权力的互相作用，是以儒道不变为其最重要条件的。皇权中人，亦不可违。

所以三，究竟什么东西阻止了这种思想权力之间古今中外纵揽横包的所谓规律运作呢？简单说来十分清楚。这个对于东、西方道统的破坏，对于权力、思想间性不可运作的刚性权利和僵硬思维，又究为何物呢？一句话答之：极权主义。这个极权主义，相识于所有古代罗马和古希腊之僭主政治，暴君政治和独裁政治，相识于所有中国的秦始皇，朱元璋，洪秀全和毛，相识于西方近现代废教者希特勒，列宁；这个考量指标，这个认识权力、思想不可以融合的指标，这个极权主义指标，就是极权主义政治之废黜东、西方道统的取代说；这个像拿破仑又不像的他们，也是自己封圣的一群歹徒。他的没有思想和对于古往今来正统权利的亵渎，使得权力和思想，开始脱节。所有以往权力、思想的关系学和主客观、精神物质之间的关系，被一刀切断。所以，出现力雄所谓权利利用思想（如，他们利用和谐，道德，甚至民主“是个好东西”）；却无法实现思想利用权力之局面。如何利用权力的关键，是看这个政权有没有历史合法性和宗教道统学统之统序。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当俄罗斯思想家利用宗教权利宗教思想的时候，两次颠覆，使得他们几乎尽数归灭。

一次是，伊凡四世对于教宗（伊凡自己封圣之）菲利普的封杀（实际上也杀死了他）和伟大彼得一世对于教徒的“红死”之罪责（红死，是梅列日克夫斯基对于彼得杀死其子阿列克赛，屠戮教民使用的词汇——红相对蓝天而自焚）。再一次，就是列宁和斯大林对于俄罗斯宗教的毁灭。于是，在此层面上，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无思想，无精神和无上帝。这个极权主义挑战，虽然，是以其残暴脆弱和色厉内荏作为其体征的，但是，人们却确实看到，历史和宗教层面的政治互动，业已成为虚拟和幻觉。我们说，力雄确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他既未展开，也未回答——他不能把笔者所谓的历史经验和超验，提供给不能互动的、既非正常传统权力，又非传统思想之异样和畸形政权。对于这个政权，一切过去的思考和经验基本上业已失效和失验。所有关于逻辑推导和精神遗世的例证，都不能设置于这个政权之冠。所以，人们在考察台湾和其他政权转型的时候，可以结合某种思想和权力的互动——这正是因为这些政权没有消灭思想的权力和权力的思想——但是，如果，这一切，都业已是违背逻辑，转而走入列宁主义逻辑，那么，人们对于权力和思想之间性关系，只好另行考量和分析了。重复而言，这个分析的证据就是，你要在权力不同以往之常识状态以外来考虑权利，你要在思想不得继承、统序基本切断的情形下，来思考思想（其实是思想之悖）。所以，前提给出和权力思想互动之千年历史，完全迥异，完全相反。

至此，力雄提供的“思想利用权力”的提法，业已面临最大挑战。

这个挑战直接关系到，是不是只有权力可以利用思想？

在49年以后，在33年以后之中国和德国，权力，不是利用思想，而是完全屠灭思想。烧人继而烧书，就是所证。

另外一个问题是，权力不可以消灭思想，却不像思想无法利用权力。于是，我们说，要击破这个不给思想空间的权力，是不是就要废黜对于利用它的幻觉？

这个讨论，同样非常严重。举例以证：如苏联解体，如希特勒覆灭。后者，几乎没有思想利用权力说之可能——只能是武力剿灭这个权力——但是，除去武力，是不是尚有非暴力的举措可以存在呢？——此为前者。捷克波兰等，在苏联解体抑或就要解体时期的非暴力抗争，面临着头上之剑和脚下的坦克轮子——但是，苏联自身模式运转不利，加上新思维作用于权力（这一点力雄言中了），于是，坦克没有出动，镇压没有发生。这究竟是思想发生作用，还是经济面临危机？归根到底，是苏联体制、模式、专政之内在不可持续性发生作用。这是外在于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思想对于苏联权利产生的作用，出现更加难以厘析的局面：不是思想问题（甚至新思维、其实也并无真正革命意涵和转折策略，）而仅仅是苏联经济状况、无钱无力遂无望镇压产生自1989年年初的爱沙尼亚等国家的变革萌芽。故此而言，与其说是思想发生作用（格巴契夫），不如说是权利、政治、策略满足了不镇压的经济现实——当然，这里不能否认格巴契夫个人的偶然选择与个人明智，让苏联没有一如既往地残暴插手东欧事务（遂想到马基雅维利处理偶然事件与遵从上帝安排和秉承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说）——这个（苏联）“权利”的崩解和“思想”的无奈，好像远胜由思想统领过的、以往之改革之革命甚至包含列宁和毛主义之革命宣传力道。这个权利、思想的辨正，给予苏联转变一种几乎是被动接受之之事实（含权利，也含思想）。

所以，我们排除中国式格巴契夫出现的可能，也几乎基于这个原因：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继续其所谓G2实力之假相，正在掩盖这个模式最终不能持续发展的“宿命”；届时，权利和思想，要处于何种被动状态，是很难加以估计的（从今年人们祭奠毛的举动中，也可看出宿命正在发生。）

再于是，就是一个西方政治学人所说之结果——

“中国的发生的一切与东欧国家完全不同恰恰证明当时并不是只有一种选择。中欧国家的一些政治机器和安全机器可能都想到过使用中国六四方式。决定这些国家另作选择的因素是戈尔巴乔夫，是莫斯科。东欧国家前几次谋求变革的努力都是以苏联的反对而夭折。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1981年的波兰团结工会的诞生等等，这些尝试都因为莫斯科的干预而失败。但是，1989年的最大不同正在于戈尔巴乔夫。他告诉东欧国家的改革派，莫斯科不会反对。不仅不会口头上反对，更不会军事干预。要知道，当时，苏联在东德有40万军队驻守，在整个东欧地区，苏联驻军人数多达一百万。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行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些共产党政权在明白苏联不会来帮忙之后，他们就只有谈判这一条路。谈判完成过渡因此成为可能。这是1989年的奇迹所在。但是，这个奇迹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那些游行者和反对派人士没有选择暴力抗争；另一方面，在位政权接受了不使用武力的选择。但政权之所以没有使用武力，主要是因为没有莫斯科的支持，戈尔巴乔夫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采访了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东欧问题专家鲁布尼克先生》瑞笛）

于是，中国现政权是不是可以被利用于思想，我们再行引证政治学人王容芬的谈话——

王容芬说，“六、七十年代东欧共产主义制度还很凶，在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都有过血腥镇压。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不光是人民要求民主，东欧政权上层也意识到这种制度走不下去了，渐渐地放弃了暴力镇压。波兰团结工会从1980年坚持到1989年，团结工会领导人当选波兰总统，波兰共产党认输下台。与此同时，东德和东欧的政治家也渐渐认识到柏林墙挡不住人民逃向西方，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

“匈牙利是改革先锋，匈牙利政府89年开始筹备民主选举，从上到下进行政治改革。匈牙利政府1989年4月开始暗地里拆除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5月份公开拆，6月份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外长，一人一把剪刀，象征性地将奥匈边界的铁丝网减除。就此，东西欧的边界从这里开通。随后在奥、匈边界兴起‘泛欧野餐会’，许多东德人利用野餐的机会，到西德驻匈牙利使馆要求避难。面对这样的局面，匈牙利总理紧急约见当时的西德总理。1989年8月25日，两国政府领导人正式谈判。在谈判前一天，100名躲在布达佩斯西德大使馆的东德人被放行前往西德。当时西德总理科尔说：‘第一块柏林墙是匈牙利人拆的’。”（《王容芬谈推倒柏林墙政治家的作用》
古莉）

我们的稍许总结就是提问——

中国现政权是不是当年可以被利用之匈牙利、波兰政权？

他们是不是可以和瓦文萨之类的中国异议者谈判？他们是否允许一种世界性的“自由野餐”？

这是最为实际、也是最能挑战力雄所谓“思想利用权力”之可能性的考问。其间，当然涉及到所谓西欧大国一直以来对于东欧命运之主宰——但是，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在挣脱这个主宰？

最为重要的路径参照，应该就是走出前人未走之路：中国人，是不是可以撇开历史经验，走出新的路径，实现力雄所谓思想利用了权力，而且可以成功利用之之理念呢？

笔者虽然不以为然，但是，路是人走出来的；世上本来没有路，走得人多了，就成了路？确乎如此？但愿、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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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想与思想前所未有的作用

作者：王力雄

当政集团主动政治改革，以改革避免危险，在当前的政体下没有多大希望。在王朝时代，江山是自家所有，皇位传给后代，只要明事理的皇帝，都有及早解决潜在危险的动力，避免危险积重难返。今天变成任期制，理论上是一种进步，但却会出现一种既非民主、反而更不负责的短期化心态和行为。

　　政治改革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周期也许远超过当政者任期。也就是说，危险可能不在现任当政者眼前，成果也不能由现任当政者收获，它何必要启动改革，在自己任期支付改革成本，承担社会冲击及官僚集团的不满呢？其合理的选择应是只求自己任期的安稳，尽可能攫取、挥霍资源，为自己的任期增添盛世光彩。后面还会发生什么，已与己无关。

　　其实，当政者哪个不知政治迟早要改，越晚改越麻烦，危机也会越重？但所做的只是想方设法把危机推后，只求不在自己任期爆发。但拖到危机爆发，再改又如何来得及？所以，能预见到政治改革周期，提前着手，不惜自己承担风险者，应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对历史负责的胸怀。

　　在权力集团没有改革动力的情况下，能否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取决于能否出现圣人—其兴趣不在权力，而是改变历史。这并非要求它如圣人般无私，只是野心再大一点—追求划时代的永恒，而不甘心淹没于被历史飞快遗忘的芸芸弄权者；或哪怕只是把谋私角度扩展一下—从政治改革中寻求权力斗争的法宝，这是迄今唯一尚未挖掘的资源，虽有风险，也有对善用者而言的诱人宝藏。

　　无疑，它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谋略—改革将面临整个官僚阶层的对抗，还只能通过官僚体系贯彻；面对乱不起的中国，不能做一了百了的戈尔巴乔夫，只能学循序渐进的蒋经国。在比台湾大百倍的中国，对付比台湾总人口还多的官僚集团，需要的才干又何止于蒋？这样的圣人百年不遇，只能寄望于奇迹，能否产生及如何产生无法讨论，只能期望而已。命运不可寄托于奇迹，如果奇迹不能发生，中国的政治转型只能在体制外进行，难免承受更多的曲折、动荡。



　　高层当政者无法逾越的局限

　　6000多万党员中的普通党员和普通百姓一样，不属于当政集团，他们会拥护有利于人民的政治改革。当政集团分两部分：官僚阶层和高层当政者。前者会强烈反对政治改革，后者多数也不例外，但在高层当政者中出现个别异数，却能起到不同一般的作用。

　　其实人的权力大了，多少都会萌生出名垂青史的愿望；无人不知的是，最能给今日中国划时代的就是政治改革。但圣人并非有心就能当，政改资源也非随便可用—首先要有路：如果明摆着，政治改革的结果是社会失控、身败名裂，谁会去碰？反之，如果能确保成功，乐于一试的当政者便会增加。

　　高层当政者自己找到这种路的可能性不大，一来，他们的时间都被日常政务占据，很少从事超越性思考，新的政改之路要构建体系，要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而且，他们几十年日复一日周旋于体制之内，难免形成思维定势，失掉突破已知模式与秩序的创造性；另外，国内的根本危机是失去了文化、生态整合，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再只靠权力，先要解决文化缺失和生态毁坏的困境。 共识网:

　　高层当政者有条件招聘幕僚，但幕僚是以效忠换取赏赐的食客家臣，与主人结成同生共死荣辱不分的关系，如何指望它们让主人放弃权力，也让自己失去荫蔽呢？

　　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一方面要看到，最佳的途径是当政者的自我改革，但也要明白，仅靠当政者不能完成这种改革。权力能推动改革的进程，但改革的灵魂——思想体系、深层关怀和体现变革理念的方案，要从另外的渠道而来。



　　独立思想者的角色

　　独立思想者的含义广泛，这里特指体制外思考政治转型的人士。独立思想者并非一个整体，他们可能互无联系，可能观点相左，但集合在一起的作用，是为政治改革提供不附属权力的思想资源。当政集团无法逾越的局限，只有在这个思想资源中突破。可以说，独立思想者是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没有他们存在，政治改革不会进展。

　　独立思想者的共同特点之一是报忧不报喜，批判现实，警告危机，甚至预言灾难，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预言的自我否定—即危机可能被预言引起的防范避免，使预言沦为虚假，但这种批判、警告和经常不兑现的预言，对保持社会清醒，促使当政者自我改革，却是必不可少的棒喝。

　　独立思想者的另一功能，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建设，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包括寻找政治转型的方向与路径。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会放弃终极正义，但也是现实主义者，善于从怎样入手而不浮夸于该怎样的空谈。

　　独立思想者不会把希望寄托给圣人，只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于国于民最有利的和平之路。从这个角度，独立思想者虽不会成为幕僚、智囊、帝王师，却不怕被当政者利用，权力利用思想之时，便是思想利用权力之日。

　　独立思想者不追随权力，也不追随群众。以往的权力更换，人多势众最为有效，群众是依靠的对象。但今天的困境深入到文化、生态层次，恰是这些方面—道德丧失、信仰沦落、物欲横行、掠夺和破坏生态，群众本身即是危机本身。通过人多势众的方式解决这种危机，无异于南辕北辙。保持对群众的批判和引导，找到使群众自我节制的方式，是独立思想者的另一个使命。

　　任何时代都有独立思想者存在，今天对这种角色的需求最为迫切。但独立思想者能否发挥作用，还要解决相互合作及影响权力的问题。



　　思想前所未有的作用

　　权力体系、文化结构、生态底座是整合社会的三种基本机制。当前中国失去了文化结构与生态底座，社会唯系于政权整合，政权如立足流沙，没有多重整合机制支撑的稳固基础，离灾难只一步之遥。

　　以往，中国没出现过三种整合机制丧失两种的情况，只要有文化结构的支撑和生态底座的承托，社会就能基本稳定，社会变革总可以通过权力斗争与更替实现。那样的时代，思想起不到决定作用，大多只是面对具体问题的后知后觉，或是在权力斗争中效力某方的工具。那时的社会变革不一定要思想的指导，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往下走，顶多代价大一些，曲折多一点。思想的角色或是依附权力的策士，或是远离社会的隐士。

　　统治依靠的基本力量一是强力，一是意识形态。强力顾及不到之处很多，意识形态却无孔不入，让人自觉服从。同时，意识形态还给当权者提供合法性，驾御精英、教化民众、裁判异端等。如果意识形态缺失或混乱，仅依靠强力统治，将无法长久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