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大家讨论鲁迅,找出在下本人一篇旧作。凑凑热闹。
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今免读周作人
从小对周作人没有太多了解,只晓得他是鲁迅的弟弟,曾经做过汉奸。后来听说他小品文作得好,好象鲁迅还曾夸过他是第一。七十年代末期不知从哪儿读到他的只言片语,内容已记不真切,大致是说民众革命的领袖不该私享特权。遂起共鸣,一时心血来潮,投书<<读书>>杂志,呼吁不要“因人废言”,当然是未见下文,好象连退稿信也没得着一封。从八十年代开始见过许多盛赞周氏散文的文章,也去图书馆的书架上翻过他的文集,甚至去年回国还特意购得一本回家细看。可是除了感觉有时文字偏古,阅读稍有吃力之外,就连完全看得懂的白话文章,也只是一般性地欣赏,难得有抚掌称心之乐。隐隐约约似乎觉着文字背后的真人面目有些不清。总疑惑是自己水平不够,难念真经。既然大家都说好,我也只有耐心等待,假以时日,闭门炼剑,期待总有一朝能破解“苦雨斋”之迷。但心理上渐成压力,不知何日方能跨得过这一高门槛。
近日读了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公司2001年版),如释重负,压力顿消。说实话,这是一本难得的书,但并不是十分精彩的佳作,甚至有许多授人以柄之处,题目就有些不妥,不如说“鲁迅生我七十年”还好些。但按说象这样一部回忆录,对研究鲁迅的学者应当欢迎还唯恐不及,不料却招来一些不冷不热的反应。有人强调不可当史料读,有人干脆不予理睬,视若无睹。幸好有王元化作序,可惜还不是正式文字,只是访谈的记录。但至少有一点好处,周海婴在书里不为伟人讳,不为亲人饰,不避家丑,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过去虽对周氏兄弟在北京失和一事有所耳闻,这次才算略知其详,也算读出了隐藏在等身著作背后的周作人这个人。
周作人娶得是兄弟二人在日本读书时房东的女仆,虽出身卑微,脾气却大,实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毛病。进得周府,因大嫂朱安不识字,遂得以执掌家庭财政。不料她是肆意花钱,养尊处优,雇了一批下人仍嫌不足,动员其妹从日本来到北京同住,贴身伺候。大约为了长期留妹妹在身边,有意撮合周家弟弟周建人与之相通,灌醉建人,送妹入房,系“逼迫加诈骗成局”(鲁迅对母亲语)。婚后继续让妹妹照顾自己,妹妹有了孩子也只让建人一个人去带。因建人无学历,找工作困难,时常遭二嫂冷言冷语。后来由鲁迅托蔡元培替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得一差。周建人想接妻小去上海,被周作人太太拦住不放。于是建人在上海又有了红颜知己。
建人离京不到一年,周家在北京八道湾的宅内又生变故。因日本太太枕边状告鲁迅偷看她洗澡,周作人遂与鲁迅决裂。个中虚实,清官难断。鲁迅随即搬走,其母也跟着迁出另住,不愿与周作人同宅。多年后,周海婴从祖母的相好近邻口中慢慢听说了祖母对二儿子的看法。对于周作人一味地宠妻以及他的这位河东狮吼,老太太自然看不惯,对邻居说过不少闲话。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里也就不去多说。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鲁迅病逝,周作人去母亲处报丧,颤抖的老母悲痛中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此时的周作人口中吐出来的话语着实令人大跌眼镜。他竟然说:“我苦哉!我苦哉!”这还算是人话吗?老太太后来对邻居抱怨,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气愤的老太太质问道:“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问题是周作人后来还真地摆脱了他的责任,由许广平担起了这份重任。自私的他,先是找人在房契上做手脚,独霸了八道湾的周宅,在日本人占领时期,邀来内弟一家同住,用老太太的话来说就是:“八道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了”。而一旦朱安向他要钱贴补家用,他便乘机借口要变卖鲁迅遗产中的私人藏书。吓得许广平赶紧在上海想办法筹资想要买回,而周作人听说有书商愿意收购,又勾去其中善本书而要求仍按原价拍卖。最后还是由许广平给朱安一笔钱让她不再向周作人要钱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所以,周氏后来所谓为养高堂老母而滞留北平完全是为其自愿当汉奸所找的借口。
在北平做稳了汉奸的周作人连弟弟也不放过。当时周建人已另娶妻生子,靠在商务印书馆的薄薪度日。老二竟倚仗日本人的势力,由北平的日本使馆通知上海领事馆向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下令,从会计科抽出周建人工资的一半,直接汇给周作人。
新中国时期,周建人出任了国家出版总署的副职,身为好友同僚并出任正副署长的叶圣陶和胡愈之,一日竟“挟持”建人去见作人,期望促成兄弟和解。不料兄弟俩始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僵持了一会儿,两位老友无奈,只得讪讪地一起离去”。
这一插曲倒是让我悟出中国文人的一丝习性来。过去只记得人说“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忽略了其实还有“文人相近、相亲、相敬”的一面。好象中国人特别爱才,尤其是文才、文采。无论是怎样的流氓,只要真是个才子,在世人眼中那流氓的定性便骤然减去一半。就连江山予谁坐,那文人心中也自是向着文人的。所以重庆谈判那会儿,毛泽东以其诗才早已让大半文人倾心,他们肚里谁还看得上蒋介石。不管毛泽东后来如何犯错,至今有许多人念念不忘他那点诗才。反面的例证是,法国能够出一个圣女贞德,没有哪一个文豪敢于出来恶搞。可咱中国就不一样,可怜郑苹如做了烈士睡在地下也不得安稳。又是小说,又是电影,事隔半个世纪还在“色”啊“戒”的,居然还有人跑出来说那叫“抢救历史”。岂不知中国的历史早都快叫人糟蹋光了,何苦又来糟蹋一遍。当然若是你的文章学问做不到天下第一流,就无法享受那份信口雌黄的豁免权,只配大批文人出来“相轻”,骂你一个狗血喷头,绝对没商量。
正因为如此,周作人头上的一顶汉奸帽子从来就戴得不严不实,甚至还有人大胆假设他是中共派去伪政权的间谍,由鲁迅单线联络。总之是因为他文章做得好,很多文人便不愿意相信他会做汉奸。如今我稍稍看清了这一点,于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起精神再来拜读苦雨斋主人的著作,怕是只好从此要“因人废言”,虽然我这样做也夹杂了一部分私心,可以省去不少坐冷板凳苦读书的辛苦。当然我只是说我自己,并非劝君莫读周作人,更没有要彻底否定他著述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只是从今往后,大概只要我一听到“苦雨斋”这三个字,首先会联想到的肯定永远是那另外三个字:“我苦哉!”
- Re: (旧作)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今免读周作人posted on 06/26/2009
小棣跟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也是,看了某个文学名人的脏事,
我就不读他/她了。
- Re: (旧作)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今免读周作人posted on 06/27/2009
同意老朱的观点. 周作人的东西读得不多, 读到的, 觉得琐碎无聊. 人若无骨子, 其文也如是. - Re: (旧作)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今免读周作人posted on 06/27/2009
我有点糊涂了,题目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文字中说来说去,还象还是家务事为主?
以周海婴的文章批周作人,我怎么总觉得有点不伦不类?
周作人的文章或者人品,为什么一点要成为鲁迅的陪衬?
国人对鲁迅的推崇,是落脚在思想家上的多,还是文学家上的多?“骂”对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能起到多大作用?所有的文人都成了鲁迅了,这个民族就能进步了? - Re: (旧作)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今免读周作人posted on 06/27/2009
玛雅,小赵,哪儿去了?只看文字不看人,正是笔伐老朱的好机会。
另外,谁能评评,但看文字功夫,哥俩谁更强。 - Re: (旧作)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今免读周作人posted on 06/27/2009
周作人的文字也就是那种明清小品,用现在的话,就是比较小资,不知为什么,前几年坊间非要说他有多好。于是,那些附庸风雅的人就言必称作人。 - posted on 06/27/2009
读了,楼主这篇实在算不得什么好文章。为人也许周作人比不上楼主,但为文,楼主是不能望其项背的。有人抱怨《昭明文选》明明是文选,为什么也有诗?谁干的?答曰是昭明太子干的,此人早已死了。抱怨的人很大度,说既死了,就不追究了。答曰,即使活着,也没有可以追究的。为什么?“因为他读得书多。”
周作人自称身上有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两个鬼时常打架。周作人与他人比起来,当然可以指责的地方很多。即使跟鲁迅比起来,也不在一个等级。但又怎么样?不是有人在指责鲁迅不道德吗?不是有人推论,鲁迅如果不死,会是个比乃弟还大的大汉奸吗?
你关于色戒之类的议论,是很不厚道的。不是你这样读书的人应该发的议论。你没有艺术家的眼界,我觉得还是少发这类的议论为好。
可惜的很,帮你出版大作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出了周作人的书,不是象你那样的一本,而是煌煌14卷本,号称《周作人散文全集》,600多万字。这是很可遗憾的事情,实在是出版社的眼光不行。按道理只能出道德高尚的人,象楼主这样的人的书。不然出了也是浪费,因为没有人读,而且即使有人读,读了也可能会受了毒害。
人可以选择不读任何人的书,但这不是写书人的损失,而是读书人的损失。世界上读周作人的很多,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换了我,我宁愿读周作人,也不愿意读楼主。
迈克尔杰克逊死了,我喜欢听他的歌,不管别人说他不道德,有娈童癖。也许这个世界上,我和楼主一样,都属于不可救药的人。 - posted on 06/27/2009
哈哈,上来第一句就让我想起“伟大领袖”说的一句话,“《十批》不是好文章”。
文人一打起文字仗来就乱了阵线。我在那线看你替鲁迅辩,没有明着叫好,以为敲个边鼓,也算助阵。不是有人还问周家兄弟谁高谁低吗?在我眼里当然是鲁迅为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另一位周家兄弟的文字比你我还低呀。我三十年前就想替他说话来着,可是当时没人允许啊。你我都是不合时宜的人罢了。如今是捧周骂鲁才是时髦,我们岂不是逆潮流而动嘛。
话又说回来,我可是白纸黑字交代的清清楚楚,“当然我只是说我自己,并非劝君莫读周作人,更没有要彻底否定他著述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而且说了“怕是只好从此要“因人废言”,虽然我这样做也夹杂了一部分私心,可以省去不少坐冷板凳苦读书的辛苦”。只是说我可以“从今免读周作人”的读书辛劳。这样油墨也不可以吗?
文章道德是不必太紧密联系,私人两性关系上的道德更不必过于在意。但一般的母子孝道总得大致说得过去,除非有虐待等特殊原因,或者如李南央的母亲之流。这当面一句“我苦哉”说得的确让我吃惊。
至于文人太以文才为重,我的确是有看法,不能不一吐为快。既然自己不是文章天下第一,早就有了被文人出来“相轻”,骂个狗血喷头的思想准备。重新抄录我自己下面这一段,确实是心里话,所以绝对没商量。只是倘若诸君重读一遍,也许会少一点误解吧。
“这一插曲倒是让我悟出中国文人的一丝习性来。过去只记得人说“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忽略了其实还有“文人相近、相亲、相敬”的一面。好象中国人特别爱才,尤其是文才、文采。无论是怎样的流氓,只要真是个才子,在世人眼中那流氓的定性便骤然减去一半。就连江山予谁坐,那文人心中也自是向着文人的。所以重庆谈判那会儿,毛泽东以其诗才早已让大半文人倾心,他们肚里谁还看得上蒋介石。不管毛泽东后来如何犯错,至今有许多人念念不忘他那点诗才。反面的例证是,法国能够出一个圣女贞德,没有哪一个文豪敢于出来恶搞。可咱中国就不一样,可怜郑苹如做了烈士睡在地下也不得安稳。又是小说,又是电影,事隔半个世纪还在“色”啊“戒”的,居然还有人跑出来说那叫“抢救历史”。岂不知中国的历史早都快叫人糟蹋光了,何苦又来糟蹋一遍。当然若是你的文章学问做不到天下第一流,就无法享受那份信口雌黄的豁免权,只配大批文人出来“相轻”,骂你一个狗血喷头,绝对没商量。”
壹 wrote:
读了,楼主这篇实在算不得什么好文章。为人也许周作人比不上楼主,但为文,楼主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 posted on 06/27/2009
我只能在网上找到周海婴的这本书内容。读了,前部分写鲁迅在上海的部分,家长里短的琐事,很让人起兴致,后来,到提到周作人,让人不忍卒读,很不以为然。我不同意周海婴怎么写周作人及其家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周作人没有机会辩解了,而且周海婴的一面之词,不能保证100%的正确。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难道家务事就这么简单,象周海婴描述的这样水火分明?周作人那一代人,尚知保留,不拿自己的家事,随便外说,以耻笑大方。周海婴这样写,是拆烂污,佛头着粪,没有礼义廉耻。
我对于鲁迅一家兄弟失和,十分痛心,就如同人们对周作人的附逆,有百身莫赎之感。我们旁人,看见这样的人间悲剧,以及象朱安女士的命运,只有叹息的份,如果飞长流短,抓住一丝蛛丝马迹,做下作文章,就是过分了。
文艺家才高,生活通常不太平常,他们看人看事,有时候过于敏感。象我们普通人能想得通的道理,他们未必能想得通,所以有这些兄弟绝交的事情。我自己也有兄弟姐妹,也有矛盾冲突,但我们有个原则,就是“今生是兄弟,来生就不是了”,这是想到底的想法,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做不了那种绝情决意的周家弟兄的绝交事情。
我感谢鲁迅、周作人,是因为我读了他们的文章,给了我那么多的享受,我对他们一分钱的贡献都没有,只有接受。他们让我享受了中国文字、文章的优美,那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我对他们满怀感激,就如同我听了音乐会,在幕终的时候要起立鼓掌,是很自然的。我是成年人,我不喜欢他们,可以不读;对他们的观点,我读了可以选择不同意。
我不相信鲁迅和周作人是传说那样的不堪,因为那需要他们在文章中有超乎常人的伪善的功夫。文人卖国,我也不相信,尤其是周氏兄弟,因为他们都不是搞政治的,只有被政治搞的份。他们没有自恋,都是很明白甚至透明了心迹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比较悲惨,做了时代的牺牲品,还被政治和社会挤压的没有一丝私人空间。
在中国,文人历来是受害者,有帮闲或者帮忙不假,但那个行当不是如此?你的文章,不能维护你的关键结论,其实在其相反的方向推波助澜。你根据一个不能中立观点的人的描述,又用那种不堪的笔调写周作人,算文人无行呢,还是算文人相轻?
文艺表达,连最神圣的上帝,也是被恶搞不断。你没有见到,是你自己见识短,而不是中国人特别会恶搞,洋人不屑为。色戒并不是恶搞郑苹如,是文艺创作。张爱玲不是周海婴。
zxd wrote:
哈哈,上来第一句就让我想起“伟大领袖”说的一句话,“《十批》不是好文章”。
文人一打起文字仗来就乱了阵线。我在那线看你替鲁迅辩,没有明着叫好,以为敲个边鼓,也算助阵。不是有人还问周家兄弟谁高谁低吗?在我眼里当然是鲁迅为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另一位周家兄弟的文字比你我还低呀。我三十年前就想替他说话来着,可是当时没人允许啊。你我都是不合时宜的人罢了。如今是捧周骂鲁才是时髦,我们岂不是逆潮流而动嘛。
话又说回来,我可是白纸黑字交代的清清楚楚,“当然我只是说我自己,并非劝君莫读周作人,更没有要彻底否定他著述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而且说了“怕是只好从此要“因人废言”,虽然我这样做也夹杂了一部分私心,可以省去不少坐冷板凳苦读书的辛苦”。只是说我可以“从今免读周作人”的读书辛劳。这样油墨也不可以吗?
文章道德是不必太紧密联系,私人两性关系上的道德更不必过于在意。但一般的母子孝道总得大致说得过去,除非有虐待等特殊原因,或者如李南央的母亲之流。这当面一句“我苦哉”说得的确让我吃惊。
至于文人太以文才为重,我的确是有看法,不能不一吐为快。既然自己不是文章天下第一,早就有了被文人出来“相轻”,骂个狗血喷头的思想准备。重新抄录我自己下面这一段,确实是心里话,所以绝对没商量。只是倘若诸君重读一遍,也许会少一点误解吧。
“这一插曲倒是让我悟出中国文人的一丝习性来。过去只记得人说“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忽略了其实还有“文人相近、相亲、相敬”的一面。好象中国人特别爱才,尤其是文才、文采。无论是怎样的流氓,只要真是个才子,在世人眼中那流氓的定性便骤然减去一半。就连江山予谁坐,那文人心中也自是向着文人的。所以重庆谈判那会儿,毛泽东以其诗才早已让大半文人倾心,他们肚里谁还看得上蒋介石。不管毛泽东后来如何犯错,至今有许多人念念不忘他那点诗才。反面的例证是,法国能够出一个圣女贞德,没有哪一个文豪敢于出来恶搞。可咱中国就不一样,可怜郑苹如做了烈士睡在地下也不得安稳。又是小说,又是电影,事隔半个世纪还在“色”啊“戒”的,居然还有人跑出来说那叫“抢救历史”。岂不知中国的历史早都快叫人糟蹋光了,何苦又来糟蹋一遍。当然若是你的文章学问做不到天下第一流,就无法享受那份信口雌黄的豁免权,只配大批文人出来“相轻”,骂你一个狗血喷头,绝对没商量。”
壹 wrote:
读了,楼主这篇实在算不得什么好文章。为人也许周作人比不上楼主,但为文,楼主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 Re: (旧作)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今免读周作人posted on 06/28/2009
有必要提一句:不能因为我们的文字没有周某某好,就不能批评他。若是那样,所有评论莎士比亚的人都是不自量力了。 - posted on 06/28/2009
我读过鲁迅, 也读过周作人,鲁迅就不要说了,周作人我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到底写过什么,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他写过一篇日本豆腐和中国豆腐的区别。(我热爱日本豆腐,刚从中国城回来,老华侨一般买了三块日本豆腐:-)
我觉得小棣这文写的不错,他只说他自己为什么对周作人不再感冒,通篇都是非常私人的体验,也没有评价是非的意思, 仅仅是个人的好恶。好文章就是要从个人的角度写与众不同的体验。
壹的意思很对,而且提出了几个很深刻的命题,比如艺术和道德的关系,艺术和人品的关系。但是这种批法不在点子上,我看一是没有认真读楼主的原文,二是太着急表明自己的观点,却针对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就比如我从来不看Tom Curise的电影,不是因为他不是个好演员,而是特别讨厌他的为人,你拼了命告诉我他如何好,我也无动于衷,这完全是我personal的事情。
上次说到马MM的巴赫,我也不同意壹, 我看了很多关于巴赫的书和音乐,但是从没有人提到过他生了多少孩子,又夭折了多少,这些死去的孩子会不会对他的音乐有影响,马MM的那篇短文,就让我很震动。艺术的功能完全是根据每个人的经历。
- posted on 06/28/2009
Tom Cruise的《A few good men》是应该看的,《雨人》也应该看。不然,你miss的,不是Tom,而是达斯汀和捷克尼科尔森。前者是我觉得看了让人十分畅快的少数电影之一,后者表现了手足情深,虽然Tom一生气,跳脚踢地,表演的意味太重。
我同意文章要有个人化的印记,但我觉得这些印记应该大气,而且不自恋。不然,谁要对你那些臭事关心?比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撒一泡热尿,还要骂一声,MD生活!
网络时代,会写字的人都会个性化地描写,什么样的愚蠢见地,都是个人私见。说句难听点的,就是头猪,把它绑在电脑前面,时间长了,也会敲出博客文章,也是见解,无非就是吃饱饭最重要,自由民主之类的,就算了,哪怕是被绑在电脑前,不是照样上网吗?况且,民主自由之类的,说多了也不好,有的人有条件反射,一听见就要联想到暴力革命,所以最好不要提,就像在咖啡里说操说靠。
July wrote:
我读过鲁迅, 也读过周作人,鲁迅就不要说了,周作人我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到底写过什么,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他写过一篇日本豆腐和中国豆腐的区别。(我热爱日本豆腐,刚从中国城回来,老华侨一般买了三块日本豆腐:-)
我觉得小棣这文写的不错,他只说他自己为什么对周作人不再感冒,通篇都是非常私人的体验,也没有评价是非的意思, 仅仅是个人的好恶。好文章就是要从个人的角度写与众不同的体验。
壹的意思很对,而且提出了几个很深刻的命题,比如艺术和道德的关系,艺术和人品的关系。但是这种批法不在点子上,我看一是没有认真读楼主的原文,二是太着急表明自己的观点,却针对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就比如我从来不看Tom Curise的电影,不是因为他不是个好演员,而是特别讨厌他的为人,你拼了命告诉我他如何好,我也无动于衷,这完全是我personal的事情。
上次说到马MM的巴赫,我也不同意壹, 我看了很多关于巴赫的书和音乐,但是从没有人提到过他生了多少孩子,又夭折了多少,这些死去的孩子会不会对他的音乐有影响,马MM的那篇短文,就让我很震动。艺术的功能完全是根据每个人的经历。
- posted on 06/30/2009
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史德》心得
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因为政权的更替和体制的翻覆,往往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牵绊过多。在评价文学人物的时候,常常会脱离文学本身而和政治和道德以及个人私事勾连。这种勾连作为网文消遣,则无不可,作为著述立说的依据,则大谬。当然,以道德论文章在中国有传统,众生不离三界,平日难免不受其扰。但在文学层面,就文学谈文学,若以道德论文章,会产生大量的偏差。首先是我们看古人前人的经验,都是从过往的书籍记载中获得,这些记载是否确切客观,可以存疑。其次,这些记载即便客观确切了,也因为时代的变迁观念的变迁而发生某些价值观的飘移。比如中国很多讲孝悌的故事,感人是感人的,但用欧美对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法则去衡量,则显得不人道。再次,人们读史,因个人的慧悟德性情绪有差异,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来。凡此种种,网上消磨时光无伤大雅,写进文字出版示人,则虽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却容易产生误导。所以,出版是件事关德行的大事,马虎不得。当然,在这里谈这事,算是一种高标准,算是高手的自律吧。现在出版设备发达了,只要出个几百美元,想出什么书,自有出版商来帮你解决一切问题,因此更要警惕。真正的严肃作家特别是真正的思想者是不会做出那种滥竽充数的事情的,他们珍惜他们的文字如鸟儿珍惜羽毛。但这个社会越浮躁越虚荣,文字垃圾就越多。一会儿如何如何集结出版啦,一会儿哪儿哪儿获奖啦,都是一些文字弱智往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身上泼污浊之水,侮辱读者的智商。有些是虚荣,有些属于恬不知耻。
中国文论谈文人,容易偏差的就是政治挂帅和道德误会。拿自己对道德的偏好的放大镜去看先人,基本上都是走形的,因为时过境迁了。那么怎样才能减少走形和感情用事呢?这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中讲的文德和史德的要义,就是“知人论世”。大陆背景的华人,容易偏颇和疏漏的地方,一是对于汉奸的道德审判情结,二是对港台文化特别是台湾文化的包容。先谈中港台的兼顾和对他者的容纳。历史洞察力的训练,不但包括对于古人当时处境的设身处地,还有有一种研究架构或者说模拟能力。曾经听过艾敬的“一九九七”,轻松曼妙,幽默开朗,但是,这是典型的大陆思维定式,是一种类似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态势。就是“你的香港就是我的”的意思。香港可以是大陆的,但香港的人民香港民众的内心和思想以及对自由的坚持,未必和北京政府同调。香港人听艾敬“我的一九九七”,恐怕就没这么曼妙,而是大军压境的惶恐。再说汉奸问题,如果人们善于从历史浩繁的枝蔓里,洞见当时的大致真相,这样更有利于对前人的理解,更便于对自己的理解。我们这些宣誓效忠的归化了的中国人如何自处,如果能从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意义上理解我们的言行,也许就能更平和地看视周作人。这种更接近人类学看文人文章的方法是可以通过训练加以实践而更趋平实的。例如对近现代的历史比如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进行分析,如果我们具备了洞彻当下实质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去伪存真,去芜存真。不但对古人有探访,还常常邀请古人进行回访。不必拘泥于只考据某字某句出于何典和籍,是来自史记还是资治通鉴,而是要有交集。我们看一个前人的文章,看一段文字,常常是有交集的,这种交集是跨越时代特别是超越政权轮替的。从这点说,周作人和周树人其实都是一座高峰,如果从自由主义角度看,周作人更深邃,周树人更尖锐。若仅仅从个人喜好说,显然物以类聚人以性分,现在的我更喜欢周作人钱玄同郁达夫徐志摩多些。当然,尽管我对鲁迅的个人品行也存疑,比如许广平和刘和珍之类的事情,但我不至于发誓不读周树人:)
心存敬恕之道,并非古人什么都是准确的正确的,但是,设身处地地宽待古人前人,其实就是宽恕我们自己。我们将来也会成为前人和古人。我们也会被后人评说甚至是道德评说。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文德》篇,提出了评价前人的原则性意见:“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也就是说,作为今人,若评价古人,要做到“知人论世”。这篇关于应该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及前人的史学著作应注意什么问题的论述,包含着对于历史的尊重和一些历史原则和辨证原理,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在这篇文论中,章指出:过去陈寿写《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东晋的习凿齿写《汉晋春秋》纠正之,改为以蜀为正统,定魏为篡逆。北宋的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沿袭陈寿的做法;到南宋时,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又予以纠正。对此,历史上的许多人批评陈寿和司马光,甚至“肆口而骂詈”。章氏为陈寿、司马光作了以下辩解:“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 ,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这就是说那些治史著述者如陈寿、司马迁等,之所以以曹魏为正统,是因为历史的环境使然。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所生活的西晋皇朝和北宋皇朝就都失去了皇权的合法性。章氏还提出了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新观点,即:习凿齿、朱熹均为南渡之人,为了与中原争正统,他们也不得不把蜀置于正统之位。同样,谈周作人,特别是谈周作人的文学成就和文字能力,最好还是不要感情用事。这倒不是为所谓汉奸开脱。而是将心比心,若我们自己处于那个乱世,我们能有周作人的担当和作为否?说句实话,我看基本上没有。
【题外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壹先生”说得非常尖锐,但说得基本上都很准。看文准,看人准,看德性准(不过我觉得牵扯到“人品”的高度有点太过了,最多是习性和个性的特征而已,就像孔雀喜欢开屏,而有些动物喜欢夹着尾巴)。看来他丫的不光会像疯狗一样咬人,还是能说几句人话的么。这就让我警觉了,因为他除了看玛雅喝奶吐奶,还说过,他从不看我的狗屁文字,原文使用了“一大坨一大坨”这样的形容。我原以为他是简单骂人,看来不全是。鉴于他看人识文的能力,我只能检点自己的文字,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但凡按此前提推论,我的文字可能真的是狗屎不如,起码需要警醒狗屎不如,需要检视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瘌痢头儿子自家好的惯性。这就是上网的收获,可以从旁观者清醒的眼睛里,照见自己的孤陋寡闻和鄙薄虚弱。
在网上阅读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称:章氏提出的要“知人论世”地评价历史人物,与西方史学家所主张的“同情的想像”(sympathetic imagination)是相通的。20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的讲座中,说道:“历史学家对他所处理的人物的见解,对他们行动后面的思想,应该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理解(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
这篇文章特别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过去在说英语的国家里所写的有关苏联的材料,以及在苏联写的有关英语国家的材料,都由于对对方心里想的缺乏一种最起码的富于想象的理解能力而受到损害,因而对方的言语和行动总是被弄成有恶意、没有道理或者虚伪的样子。历史学家如果不能跟他所写的人物的思想活动有某种接触,是写不成历史的。”可见,中西史学家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有大致相近的认识。在我看来,也许是上文作者碍于某些原因,不便谈论中国当下治史的方法和现况,而顾左右言苏联了。套用章氏的理论来理解,作者的无奈和苦心也可以略窥一二。作为今人,要“知人论世”,注意历史环境而不苛求古人是必要的。而更需要引起今人重视的,是当下的治史的态度和学风。当代知识分子,起码要像王元化先生说的那样“为学不作媚时语”,尊重历史而不是唯利是图或者唯统治集团的需要是从。
中国史学,还有一个重视史学劝戒功能的传统。刘知几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把“彰善贬恶”作为历史学的第一要务。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彰善惩恶,实现史学的劝戒作用,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东方社会,君主道统人治久矣,这和西方的民主法制,一切按法律行事有所不同。因此,劝诫功能是否重视与历史本身,也是个值得探讨和注意的事情。孔子撰《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后,历代史家撰写历史,都重视对历史人物评价。纪传体史书,人物传记占据很大部分,而且大多有对历史人物的论赞。但作为当代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史学学者,应当更注重科学的历史观,而不是传统和道义的责任感。
评价历史人物与史学家之史识有密切的关系。如司马迁的人物评论,他对秦始皇、项羽、刘邦的评价,都能从历史大势中,把握他们的个性,论述他们的功绩和局限,显得意味深长。与之相比,班固的史论可能就更加固执于封建正统思想,以封建教条来品评历史人物,很多地方还充满神秘色彩,丧失了人物评价的活力。应该看到,中国古代史学,无论高举惩恶扬善的旗帜,还是力倡直书实录的主张,基本没有冲破“名教”的规范。名教是历史人物评价的根本标准。明朝的李贽是一个有叛逆性格的史学家,对千百年来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标准表示了怀疑,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可是李贽后来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并被正统儒者骂为“名教之罪人”。所以,在传统史学中,农民起义总是被诬为“匪”、“盗”,农民起义领袖被说成天生的“妖人”。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没有坐稳江山便夭折了,被史家妖魔化也就在所难免。而成立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新的政权,同样具有非常浓烈的农民性质。但因为人民“当家做主”了,所以便有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宏论,不幸的是,也有“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的感慨唏嘘。因此,章学诚的文德篇,给今人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对于史学的态度,除了“知人论世”,更重要的是秉笔直书。要有文德和史德,就是要注重对当下现实的真实性的注重,而不是寄希望于后人对我们的“恕”。
历史记载和历史人物评价,是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中外史学都很重视。中外史学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遗产、现代史学界多年的探讨使中国的历史人物评价理论不断成熟和丰富起来。我们大致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旧史家评价历史人物,偏重道德评价,过分看重个人的性格、品质,这虽不无几分道理,但从根本上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很多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二,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如章学诚说的“知人论世”;具体分析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能因功掩过或因过掩功;政治家要着眼于政治上的评价,学问家主要考察他的学术业绩。不同的人物宜以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别对待,不能用一个标准一刀切。三,注意处理几种关系: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关系,一定时期与其一生的关系,当世影响与后世影响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四,历史人物评价者本人要心平气和,“临文必敬”、“论古必恕”。这也是章学诚在《文德》篇说的话:“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评价者的平和心态,对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也是十分重要的。
【原文】
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辞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於先,而司马再误於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於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於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於西晋,司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於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此说前人已言。)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於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夫诸贤论心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杀,语变而各有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於稼穑也。夫识生於心也,才出於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於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
【译文】(网上摘抄,不准,但大意明了)
大凡论述儒家的经义道理,有前人杨疏而后人变得招密的地方,不可不多加注意。古人论述文章,只谈论文辞而已。自从刘韶出现,他依据陆机之说而首先提倡‘文心”;苏辙出现后,又依据韩愈之说而首先提倡“文气”,可说是越推求越精密了。但是末见有人论述“文德”,这是学者们所应该深思的。孔子曾说“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好言辞”,又说“修饰言辞应出于诚挚的感情”;孟子曾经论述过“知言”、“养气”,认为都产生于道义的积累;韩愈也曾说过“仁义的道路”,“《诗》、《书》的源泉”.他们都谈到了道德。现在说没看见有人论述文德,是因为古人所说的,都兼括本末,包含内外,仍是把道德与文章台而为一;而从来没有人在文辞之中论述它有才、学、识,又有为文之德。凡是对待古代的文章.必须抱着“敬”和“恕”的态度。下笔行文必须待之以“敬”,并不是指品德修养;评论古人必须心怀“恕”道,并不是要宽容的意思。“田”不是指品德修养,是指“气”被收束而不放纵,放纵则必定不能合乎礼义法度;“怨”不是说要宽容待人,是指能为古人没身处地地考虑。哎,懂得道德的人太少了!知道下笔行文不可没有“敬恕”,那就知道文德了。
- posted on 06/30/2009
我贴的这篇旧作没有收入正式出版的集子,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便是因为它对某些历史人物显得缺乏我惯常持有和强调的历史同情,但那主要是由于两个因素造成的:1)本文不是专门谈周作人的作品和人品,而是读海婴的书的杂感,周的家事为人不过用作“药引”;2)二是确有议论要发,但不是对周某人的评价,而是想从对其评价中探求某种民族劣根性。
文中某些幽默(如引号之类)和低调不被个别读者理解或误解为登高一呼,更证明了不发表为好。但从误读中的确让我更加深刻地感悟了我原本所发而并未尽兴的议论确实触及了一个民族劣根性问题。借此机会再表达一下。我所认指的问题就是我们族群中的一种两面性,甚至到了双重标准的地步。一方面我们缺乏相互之间的基本尊重甚至礼貌,谁也不服谁,自命天下第一,视他人为狗屎。另一方面,对于所谓有大才者,我们立马敬仰磕头下跪,而且挺身捍卫起来如痴如狂。所以才会有文革中的红卫兵。其实文人不文人都一样,年长年幼也无大分别。有西方学者就曾分析指出即使在火红的共产主义年代我们也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族。也有专门研究文革的西方学者指出我们这种誓死捍卫偶像的激越。我只是从对周作人的崇拜中开始悟出了这里面的问题。但参悟得还很不够,表达地也很不清楚。现在让我更加看出这里面的弊端。值得重新深入思考。
- posted on 06/30/2009
如此看来,我确实没有读懂你的文章,甚至会意正相反了。
zxd wrote:
我贴的这篇旧作没有收入正式出版的集子,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便是因为它对某些历史人物显得缺乏我惯常持有和强调的历史同情,但那主要是由于两个因素造成的:1)本文不是专门谈周作人的作品和人品,而是读海婴的书的杂感,周的家事为人不过用作“药引”;2)二是确有议论要发,但不是对周某人的评价,而是想从对其评价中探求某种民族劣根性。
文中某些幽默(如引号之类)和低调不被个别读者理解或误解为登高一呼,更证明了不发表为好。但从误读中的确让我更加深刻地感悟了我原本所发而并未尽兴的议论确实触及了一个民族劣根性问题。借此机会再表达一下。我所认指的问题就是我们族群中的一种两面性,甚至到了双重标准的地步。一方面我们缺乏相互之间的基本尊重甚至礼貌,谁也不服谁,自命天下第一,视他人为狗屎。另一方面,对于所谓有大才者,我们立马敬仰磕头下跪,而且挺身捍卫起来如痴如狂。所以才会有文革中的红卫兵。其实文人不文人都一样,年长年幼也无大分别。有西方学者就曾分析指出即使在火红的共产主义年代我们也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族。也有专门研究文革的西方学者指出我们这种誓死捍卫偶像的激越。我只是从对周作人的崇拜中开始悟出了这里面的问题。但参悟得还很不够,表达地也很不清楚。现在让我更加看出这里面的弊端。值得重新深入思考。
- Re: (旧作)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今免读周作人posted on 06/30/2009
zxd wrote:只是从今往后,大概只要我一听到“苦雨斋”这三个字,首先会联想到的肯定永远是那另外三个字:“我苦哉!”
哈哈.... 周作人这个名字不好。树人这个名字就很硬。贴子写得挺好,看不出有什么大不合适的地方,完全可以收进去。四平八稳的帖子不好,我喜欢看比较鲜明的东西。并没有对错一说。:) - Re: (旧作)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今免读周作人posted on 06/30/2009
linghu, have you ever read one single essay of zhou zuoren?
- posted on 07/01/2009
小棣:你这样一写我反而糊涂了,和赏石的感觉一样,看来,我也没懂。
壹说话霸道固然可恶,但是,他和废名的帖子却让我重新反思我对周作人的态度,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他读得不多,说话非常不慎重,完全凭感觉。要是平时随便说说就算了,可是,你写文章评论,是不是就很不够?另一方面,我理解壹的意思,他的话虽说刻薄,却在尊重历史,尊重文学上是谦卑真诚的。你的文章的毛病不在于话没说清楚,而是你的立论不足,不说服人。
我这个帖子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把我心里想的如实说出,我希望大家好好讨论,不要一着急就骂人,我对任何人都不“因人废言” :-)
zxd wrote:
我贴的这篇旧作没有收入正式出版的集子,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便是因为它对某些历史人物显得缺乏我惯常持有和强调的历史同情,但那主要是由于两个因素造成的:1)本文不是专门谈周作人的作品和人品,而是读海婴的书的杂感,周的家事为人不过用作“药引”;2)二是确有议论要发,但不是对周某人的评价,而是想从对其评价中探求某种民族劣根性。
文中某些幽默(如引号之类)和低调不被个别读者理解或误解为登高一呼,更证明了不发表为好。但从误读中的确让我更加深刻地感悟了我原本所发而并未尽兴的议论确实触及了一个民族劣根性问题。借此机会再表达一下。我所认指的问题就是我们族群中的一种两面性,甚至到了双重标准的地步。一方面我们缺乏相互之间的基本尊重甚至礼貌,谁也不服谁,自命天下第一,视他人为狗屎。另一方面,对于所谓有大才者,我们立马敬仰磕头下跪,而且挺身捍卫起来如痴如狂。所以才会有文革中的红卫兵。其实文人不文人都一样,年长年幼也无大分别。有西方学者就曾分析指出即使在火红的共产主义年代我们也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族。也有专门研究文革的西方学者指出我们这种誓死捍卫偶像的激越。我只是从对周作人的崇拜中开始悟出了这里面的问题。但参悟得还很不够,表达地也很不清楚。现在让我更加看出这里面的弊端。值得重新深入思考。
- posted on 07/01/2009
哈哈。真是挂一漏万。我的这点补白是为了说明我自己也犯了急于有话要说的毛病。这篇文章主要是就读海婴著作而做,所谓一波三折是有的,既点明原书没有收到好评以及可能的理由,又交代我不愿赶潮流或者赶不上潮流甚至反潮流的心态。而自我得意的地方是在分析文人对周老二的厚爱中看出一点新意和文化上值得针砭之处。顺带也发一发因郑苹如而引发的激愤和牢骚。这周老二在我大半生中都是一只死老虎,我还替他打过抱不平。后来忽然变得时髦了,高不可攀起来,所以顺带解剖一下。中和还原一下以近原貌。“我苦哉”三字很贴近南方口音,所以让我读来觉得可信,十分传神。原以为我这点调侃不过犀利俏皮罢了。那周老二若是听见了,大约也会只是喝口茶,苦笑一下,说:我苦哉。如今被一个不计利害的后生跑出来抓住了一根小辫,借机发他自己要发的宏论。不料有爱打横炮之人跳出来大闹,愈发凸显我原本想借机点拨一下的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值得专文述说而不只是蜻蜓点水说一下完事。不过这题目太大,文化内省总是容易莫名其妙地触动不少人的神经,很容易招致误解非议。恐怕还真没本事写。
July wrote:
小棣:你这样一写我反而糊涂了,和赏石的感觉一样,看来,我也没懂。
- Re: (旧作)清官难断家务事,从今免读周作人posted on 07/01/2009
mornon wrote:
linghu, have you ever read one single essay of zhou zuoren?
oh moron, you bet. If there is something I didn't read, it means you'd better avoi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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