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 (馮亦代)臥底
作者 : 章詒和 打印此文 告訴好友2009-04-02 12:00 PM
誰能相信,自父親戴上右派帽子以後,我家里就有了個臥底。他就是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人稱“好人馮二哥”。
我覺得自己經歷了許多事,心已變硬,情也冷去。不想“臥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將我擊倒在地。一連數日,淚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專家、學者朱正先生告訴我︰情況確鑿,證據就是馮亦代在生前以極大勇氣出版的《悔余日錄》(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書只注日期和頁碼)。讀後,全身癱軟,一張報紙都舉它不起。因為他的這個“角色”,與章家兩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誼以及那笑臉後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無論如何也聯系不上。可證據就擺在那里
,你不信也得信,你無法接受也要接受。難道傷天害理之災,裂骨錐心之痛,就是我的命?
1958︰進了章家大門
馮亦代是母親(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與父親並無往來。反右剛結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學習會上,母親見他一個人呆在旮旯兒,無人理睬,很可憐。散會後,二人一前一後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親快步靠近他,問︰“亦代,你好嗎?”
馮亦代說︰“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親又問︰“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讓母親很同情,分手時對他說︰“亦代,有空來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鈞)歡迎你。”
回到家中,母親把馮亦代的情況告訴了父親。父親說︰“好呀,請他來呀。”
他很快便來了,不僅章伯鈞歡迎他,全家都歡迎他。他一來,父親
和他談天說地,母親給他遞上煙茶。馮亦代非常感動。他能從上午坐到下午,或從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還舒服。他頭一次來,父母就留飯。說是多一個人無非
多一雙筷子。其實,馮亦代來,餐桌都要添一兩個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魚、火腿湯是常有的。再說了,我家的廚子手藝是有名的。喝上兩杯陳年黃酒,臉,紅
紅的;心,暖暖的。馮亦代進入了酒飽微醺的境界。
告辭的時候,他雖不能像羅隆基那樣,坐著父親的小轎車回家。但是,一到晚間,父親都會叫我︰“小愚,你送馮伯伯到公共汽車站。”
他住西四前紗絡胡同,我家住地安門,有13路可搭乘往來。月色下,細雨中,寒風里,總是我挽著他。我們走得很慢,送一程,說一路,說海明威,談麒麟童,聊張大千。與一個如父如兄的人融洽親密,馮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馮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來了,比約定的時間早些。父親還在南書房收拾舊書,母親在客廳接待他。二人坐定,馮亦代看著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綠淡黃。叫了聲︰“李大姐……”遂哽咽起來。
母親關切道︰“亦代,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沒有事。”馮亦代起身,站到母親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說著,熱淚從面頰滾落。
他走後,母親把這個場景講了出來。父親听了,對我說︰“小愚,知道了吧,這就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父母也需要馮亦代,誰也不能獨居海上孤島。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涼、閑談,微風送來幽幽花香,茶幾上擺著茶點、汽水。我不是挨著“馮伯伯”坐,就是端個小板凳靠著父親。章伯鈞談興上來,海闊天空,評時政,講舊事,滔滔不絕。自1957年夏季,一座無形高牆,把章伯鈞、羅隆基阻隔在紅塵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飛翔。孤獨的他,太想說點什麼了,哪怕只有一個朋友。
買到鰣魚,母親會叫他;螃蟹肥了,約他來吃;家里的柿子熟了,
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蘿卜糕,章家給他留著。不久,三年大饑荒來了。父母照樣留飯。高價肉,高級點心,我們吃,他也吃。時間長了,馮亦代自己也覺得
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飯,大家到了東飯廳,面對香噴噴的滿桌飯菜,他高聲道︰“你們家的糧票,都叫我吃光了。”說這話的時候,用手指著鼻子,滿臉通紅。
父親拍著他肩膀,說︰“坐,坐,有飯大家吃。吃到無飯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淚是真的嗎?人心,究竟是怎樣的構造?
父親成右派之後,受降職降薪處分。但家里依舊保留了許多的服務
和警衛人員。馮亦代登門,是要在傳達室登記的。來的鐘點,走的時刻,所在單位等項內容,一一記錄在案,然後報告上去。要不然,聶紺弩怎麼不去拜訪詩好、字
好、學問也好的陳銘樞呢?陳銘樞最欣賞聶紺弩,說聶的許多高論可入《世說新語》,可就是因為進門要填會客單,懂得情報的聶紺弩便沒有登門。1965年陳銘樞病逝,聶紺弩去了。
會客單的作用,大了!沒過多久,上面就對常去章家的馮亦代,有了“興趣”和“關注”。1958年7月20日,
某部派出一個叫彭奇的人與馮聯絡(前後共有彭、劉、張、王等四人與之聯絡——筆者注)。會見前,馮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宮”理發店理發,又帶去右派分子
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計劃。談話從從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地點在彭的家里。當天,馮亦代在日記里寫道︰“和他的談話是愉快的,他勉勵我必須使自己的心情舒暢,
而達到這一點便必須信任黨,向前看。他說想過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這樣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黨,把自己從右派這個圈子跳出來,踏實地工作,
不要表現自己,不要因群眾的一些意見而煩惱,而只要腳踏實地地工作學習和改造。他說我過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實,表現自己的‘左’、進步,而不是有切切實實
的收獲的。他的話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實上他上次對我說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實,我在想了之後,而且照他的話去做,不考慮同志們對我的觀感,特別
是他們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進步這一點之後,我已感到和同志們的關系自然得多了,也比較有些自信(當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這段文字至少明確了以下幾點︰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質極其特
殊,屬于秘密聯系,垂直領導。要知道,經過反右邉樱衩酥醒雽崣嘁艳D移到交叉成員(即中共、民盟雙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里。馮的工作跳
過了這些民盟中央頂級交叉成員,直屬某部領導。二、馮必須信任黨。三、馮必須心情舒暢,從右派圈子里跳出。四、馮不要表現自己。五、馮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
的觀感。政治好比游戲,有玩游戲的,有給游戲制定規矩的。玩得好,有實惠。玩到最後,你不玩都不行了,因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後。馮是願意玩游戲的,而彭
奇的每一句,都是給馮定下的游戲規則。乍看,挺奇怪的︰怎麼“心情舒暢”也成了一條規矩,細想,卻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鈞聊天,總不能一臉死板,談吐干癟
吧?人得輕松,輕松狀態下才能在“隨意”或“無意”中,把章引入預先設立的話題,套出所需內容來。“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也是一條,當然啦,總往
大右派家里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應和反感,這就要頂住,就要不考慮別人“對自己的觀感”。
馮亦代毫不遲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嘗試進入了角色:“彭
奇同志說錯誤是犯了,現在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以後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計較個人,看到整個集體的前途,個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吳
同志的時事報告,去听了,心里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對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頭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請
不要誤會,這里寫的“心里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決非指吳
報告的心得,而是在听報告的場合里,他探得某個或某幾個民主人士的“動態”。馮亦代是一
旦有收獲,就惦記著匯報︰“昨晚今晨都打了電話給彭奇同志,沒有在,中午他來了電話,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來了電話,心才安下來。昨晚的會有了個好
開端,因此必須把情況和他談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馮亦代就向他的上線匯報。這是積極,但也不都是積
極。自年輕時期參加青紅幫,參加國民黨,參加民盟,馮亦代的個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擔的這份工作來看,則是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所沒有的。此刻,他
像孤獨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領入了沙漠,沒有同伴,沒有路標。極目遠望,惟有一輪紅日,高懸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獨自行走。況且他也力圖通過這
條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轉變命摺P叶崦嬗幸粋能擺布他、驅動他的強有力的存在。日記中,馮亦代為啥要隨時隨地鞭策自己,檢討自己,鼓勵自己?我
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壓制來自心底的膽怯、猶豫和動搖。這是文人的特性。其內心深處,恐怕是對政治斗爭的恐懼。上面自能揣度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理,及
時對癥下藥。比如,推薦他看根據柯羅連科所作改編的電影《漫長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馮請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談話,讓馮“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傾吐出來,而他(彭)也及時地幫助我,給我指示,我覺得我的思想開了竅”[1958.8.13.p59]。讓馮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經衰弱比較厲害,什麼事情都神經質得很”的時候,某部張副部長借著做報告的空隙,接見了他。“他對我的態度,使我很興奮!”[1958.8.20.p64]
1958年國慶節頭一天,他參加單位工會組織的聚餐,大概備受冷落,郁悶而歸。深受刺激的馮亦代決定打翻身仗,決心用行動爭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爭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麼時候呢?這就使我處于一種焦慮的心情中,彭奇同志這幾天沒有空,我多麼想和他談談!”[1958.9.30.p92]既
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與馮亦代進行有針對性的談話。談話中彭沒有回答摘帽子的問題,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還沒有政治掛帥,還沒有真正一切跟著黨的指示
走,還沒有做黨的馴服工具……其次他談到目前的趨勢是一切打破常規進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縛在常規里面不能符合當前政治邉拥囊蟆薄!拔覜]有做到一個黨
的馴服工具應做的事。這一晚和他談到十一點鐘,從他家出來,我心里又溫暖又愉快,因為他給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沒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給我剝了
一層皮,是丑惡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社會主義學院·費孝通
畢竟馮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識分子的動態,
就需要為他鋪設台階。反右之後,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專門辦了一期“右派班”。學員個個大名鼎鼎︰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費孝通、錢端升、錢偉長、儲安
平、龍雲、陳銘樞、黃紹**、譚惕吾、陳銘德、鄧季惺、林漢達等。派馮亦代到這個班里來,不就一下子夠得著所有對象了嗎?听到這個消息,馮寫道︰“一方面由
衷地對黨懷著感謝,因為給予我這樣一個可以加速改造的機會,一方面又覺得工作的責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夜里久久不能睡去,但心里有個信
念,黨既然信任我,交給我這個工作,我無論如何要不惜犧牲一切來完成這個任務。……彭奇同志給我打電話也說有什麼意見,我說沒有,的確沒有,因為這正是我
報答黨、為黨工作的大好機會。”[1958.11.29.p130]與彭見面後,他又
說︰“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黨給我的信任培養,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個人了,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工作是艱巨而且陌生的,但
想到黨會指導我怎樣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興奮。不要緊張,工作時一定得鎮定,這是個艱巨的斗爭,需要細心與機智,這是我最缺乏
的……記住記住!”[1958.12.1.pp131—132]這期學員,真是各色人
等,一應俱全。胡聊瞎扯,閑談熱議,成了馮亦代們(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時機。戴罪立功,正逢其時。馮亦代刺探的第一個對象是費孝通。這也是上面
的鋪排,把他和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編排在一組。假如,馮不是章伯鈞家的座上客,恐怕就會有另一種分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開。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有個極其復雜的內心世界。馮亦代在一番積極主動之後,接著就有掙扎︰“這幾天睡得很壞,一睡就是不斷地做夢……趁看病之便,回編輯部去了一次,但心里覺得不好受——好像那種負罪的感覺又回來了。”[1958.12.23.p147]用別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權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嗎?馮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後,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勞動……後來和費孝通合成一組,因為他有繩子,而我找到了扁擔……[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後就打電話給老彭,約定明天見面談談。[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還是和費(孝通——筆者注)潘(光旦——筆者注)合作讀文件……晚上打了電話給老彭,他不在,由老張接的,我請他給我個回電。我想和他談談。[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沒有大組會,還是自由結合的閱讀文件,我和費、潘、李(景漢——筆者注)三人把《關于人民公社的若干問題》念完了,一共歸並為十個問題,向大組提出。……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由老張同志約定明天晚上去談談。[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見了老彭,談了一個小時,把今後該做的談了,並知道學院在一月底放假……關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況,心里很感動。[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費、潘家里,談了快兩個鐘點。[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學院中打掃寢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干淨外,還幫著費、潘去做了一工,因為潘是一條腿,而費則受了涼,氣喘又開始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把情況和老張同志談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組對筆記,我和費、潘、浦、李在一塊,沒有對完就下課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以後他來了電話,就在八點半去看他,談了些情況。[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寫材料,四點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準備辯論的題目,我和費、潘、李三人合成一個小組。從討論和爭論中……晚上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後,給費作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安娜回來了,把我的工作的情況大致告訴她。她說“這是黨給你的又一次考驗,你必須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飄飄然的覆轍”。[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則給孝通和張紀域所寫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寫一信給彭,送到他家里。[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里,所以均未達到目的。[p257]
費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後面含傲氣,平實里頭有嚴謹。他對晚輩後生
是熱情的,也是愛護的。但對同輩,如果你不是學者、教授,則有所選擇,很可能會客客氣氣地冷淡而去。要成為知己,就更為不易了。對像章伯鈞這樣的從政者,
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親藏書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費孝通眼里,章伯鈞不過是“玩書”。言外之意,章不讀書。我在報紙上看了他關于“玩書”的談話,一點也不
生氣。學者理所當然地讀書萬卷。章伯鈞乃“馬路政客”(反右批判語),理所當然地不學無術。那麼馮亦代呢?非學非仕,搞西方文學,沒去過西方;搞翻譯工
作,沒有過像樣的作品。就憑這麼個低起點,要獲得頂級學者費孝通的認可,還要能夠跨進費家門,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鈞,不知要難上多少倍。用心機,細
思量,登門時“帶了幾條鹽魚去,做去訪之由頭也”[p168]。聚餐後,“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買藥……”[p182]藥買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給孝通去買藥……”[p183]又
“去國際友人服務處買了兩罐果子醬給孝通送去”[p204],還“送《十八家詩鈔》”[p221]。費孝通的親人病逝,他到“嘉興寺殯儀館,替孝通去打听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費孝通夫人腿腳有了毛病,他“去北線閣中醫研究院給費太太打听風濕性關節炎門允拢值絽f和醫院去問了一下”[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馮亦代還給費孝通搞些文娛活動,如通過老劉“給費(全家)弄電影票《雪崩》[p251]、《萬水千山》的戲票”。[p257]。
更為重要的是,馮亦代能判別出費孝通和章伯鈞對個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態度。費是進取的,章則消極得多,甚至繼續玩他的“一貫兩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語)。針對費孝通的上進要求,馮亦代常給費的發言、檢查、思想匯報正面提出意見。這一手,比幾條鹽魚厲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協禮堂開座談會,費孝通發了言,馮听得極其認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夸他“對于如何篡奪黨的領導權”一段講得真好。第二天,“張執一部長請了他們幾個搞社會主義的人吃飯,他(費——筆者注)很興奮。”[p187]中
國戲曲的劇種有三百多個,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稱水磨腔,一句十八彎,婉轉迤邐,真是動人。馮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終打動了費氏夫婦。春
暖花開的日子里,馮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他家院子里的桃花盛開,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當然,費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費孝通的談話興致才是“關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給彭、劉”[p205]。
如此盡心賣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滿意。就在送果子醬的那天,馮亦
代在費家從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麼久,是因為他接受了特定任務。所謂的特定任務,今天看來就有點可笑。即在國內外發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時間,需要搜
集民主人士、知名學者的態度、言論和反應,提供上去。請看當時的日記︰“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送了一封信給彭、劉。晚上
想了想最近這一段時間的工作,覺得缺點很多,特別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夠敏感,如這次的阿伊問題,等老劉提出了,才認識到工作中根本沒有想到這點,其次則是談
話的辦法不多,不能得到對方確切的意見,這兩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進的,晚上把這些意見告訴彭、劉。”[1959.3.24.pp204—205]的確,難為馮亦代了,父親對中東問題是最關心的。這也是他和羅隆基就國際形勢爭論不休的話題。馮到我家做客,根本無須誘導,章伯鈞會自動打開話匣子,無奈費孝通是學者。
馮亦代都打到費、潘家里去了,成為坐探。活兒能白干嗎?于是上
面讓彭奇請他到“森隆晚餐”,飯桌上,詢問到馮亦代的經濟情況。這令馮“十分感動”,說︰“黨對我是仁至義盡,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負
義之徒了,夜間想了許多對不起黨的地方,心里很難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時就醒了,以後就再睡不著了。一定要絕對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做好黨交給我的工
作,對得起黨。”[p161]繼而,彭又與馮亦代“談了如何幫助馮浩(馮之子)的升學問題和馮陶(馮之女)的入團問題。……這次談話使我很興奮”,“日益體會到黨對我的援救的那種溫暖的關懷。”[pp197—198]老劉知道馮亦代喜歡藝術,多次請他一家人看歌劇《茶花女》[p235]、僮劇《劉三姐》[p257]、越劇《小忽雷》[p275]、蓋叫天的京劇《武松打店》[p328],再後來,老劉還與馮氏全家觀賞芭蕾舞劇《天鵝湖》[p326]、舞劇《魚美人》[p301],馮亦代特別對兒女講了戲票的來歷,叫他們也跟著感動︰“感謝黨給我們的照顧。”[p301]
是溫暖,還是殘酷?總之,馮亦代的生活完全轉變了。回家尋情,出家尋夢。有誰知道他尋的是什麼?
到章伯鈞家臥底
馮亦代輕易走進章家門,上面很滿意。為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橋,將其調入民盟中央辦盟刊。這樣,就有了更寬的接觸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機會。
馮亦代的特征是︰對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態。這大概也是被他
的工作性質所決定的。他關注的人大多為民盟中央成員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錢端升、浦熙修、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儲安平、
劉王立明、陶大鏞、李景漢、吳景超、張志和、譚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錢鍾書、黃苗子、吳祖光、丁聰、董樂山。但重點只有一個,那就是章伯鈞。《悔余日錄》里,由于匯報父親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顯眼,馮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門”等字詞輪換使用。越到後來,“地安門”出現得越多。
章伯鈞不同于費孝通,不煩勞朋友買藥,洗衣,買果子醬,打听醫院,張羅骨灰盒。由于馮亦代長于編輯業務,章伯鈞又懶于寫思想匯報。所以,父親有幾次請他幫忙代勞。遇到這個情況,馮亦代事先還要請示。“上午和彭通了個電話,十時去章家,給他抄了份‘認識’,到四時才回家。”[1959.2.11.p177]章
伯鈞不思上進,連羅隆基都不如。他把時間都用來買古籍、藏字畫、玩古董、听戲、聚餐、聊天。看書,也是看線裝書或德文書。對此,馮是有記錄的︰“十時半到
了章家,一直到三點半才離去,看了他的日本畫的收藏,都是復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紀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
是腐蝕銅版印的,畫得十分樸素,但刻工十分精細,看了使人愛不釋手。”[1959.3.21.p203]又如,“晚去李章處喝蛤蚧酒,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發熱。”[1961.12.24.p343]
的確,到章家臥底,馮亦代用不著帶鹽魚,他要帶的是腦子、記性。因為呆的時間長,章伯鈞議論多,有時還遇到其他右派分子,馮亦代便覺腦子不夠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記里,他寫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陳銘德,談了一下午才回來,寫了封信給老彭。必須練習自己的記憶力,而且在記憶言語中能夠有所分辨,這是做好工作的關鍵。”[p176]“從上午九時半出門,十時到達,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談話,要記住這些話真困難,是前後不連貫,但也有一根無形的條,那就是不滿意。但不是那麼明顯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門,章伯鈞說話自然無主題、無中心,東一錘子、西一榔頭。馮亦代不能當場記錄,事後追記,難免疏漏。
為提高職業水平,他很注意研讀相關書籍。比如,一次“去東安市場逛書店,買了一本《一個肅反工作者的手記》,回來即一口氣讀完,十分有興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書,是索菲諾夫的《捷爾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對于契卡一段,更須好好研究,從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
還閱讀了尼基福羅夫的《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年代》等書籍。人的興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終生的東西。瞿秋白從容就義前,惦記的是家鄉的豆腐,說“中國的豆腐也
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書寫白白的豆腐。他的靈魂由一個政治人物還原到情感柔軟的書生,讀後不覺淚下。于是,我真的奇怪了︰馮亦代
——一個搞歐美文學的人,讀這些蹩腳貨,何以總是屢屢地“令人興奮”呢?
“誰知我汗血功?誰憐我千里才?”馮亦代的勞動強度也夠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
這天,大概是公布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之際。馮亦代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達仁,下午三時看錢端升,原定五時去陳銘德家,後來,在錢家呆得過久,才作罷。但第二
天,上午去看陳銘德,下午三時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時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著匯報。再說了,馮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鋪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擬去找章,電話中知道章伯鈞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劉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擬去地安門,但打電話去,他們有客就不去了,這幾次都不湊巧,總是踫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談的總談不起來,今天則又有客。工作推不動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個人內心里陰暗成分的表現,實質上是人性的扭曲。馮亦
代的性格是在那個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點一點扭曲的。暗中所為之事,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真不知恥嗎?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會說︰“我這一行工
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勛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麼人,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干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觀念在一系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邉又校瑥氐邹D變了。覺得自己真的錯了,組織是對的。所以,一旦讓他為組織做事,自會感到無比榮耀。即使告密也光榮,因為那是“保衛黨的工作”[p258]。這樣,“恥”就轉化為“榮”了。他說︰“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1960.8.3.p256]他自認為“是在第一線作戰”[p288]的“一個保衛工作者”[p258],于是,心中“也就釋然了”[p335]。靈魂里也沒了恥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記里把“臥底”工作,叫“家里”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熱愛的文學及翻譯工作,則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個時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劇場見到作家楊沫的丈夫馬建民(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一見面,馬校長就希望馮亦代能去北師大講講現代英美文學。回到家中,他在日記里嘆道︰“‘半生誤我是虛名’,拿什麼講呢?近十年來簡直什麼也沒有看……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條,思想有取向,行為有準則。那麼,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當告密成為一種政治榮耀和義務之後,告密者的心里,就不會有負
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對頭號大右派章伯鈞,馮亦代生發出的是蔑視與鄙棄(盡管消受了你的好煙好酒和饑荒年月的好茶飯)。優越感的來由極其簡單︰我受組織的信
任,你受我的監視。你是右派,我已不是。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復叮囑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認為馮很有可能還會因為出色的告密,而產生成就感和歸屬
感,要知道他是在為政治權威盡義務。日記里對同類的鄙視,俯拾即是︰
章伯鈞今天來學習了,見了我寒暄一番,說“我沒有領導好,使你們出了偏差”,還是當時副主席的派頭。[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廢話,但有一句話,卻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說在思想上必須力爭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麼?……晚上寫了信給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廢話,到十時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時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我真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面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門,瞎談一氣。[1960.9.2.p263]
我想,馮亦代在日記里,對父母用辭輕蔑也許還有一個因素。這是他不願意說出來的。那就是章伯鈞對他的譯作評價不高,有過多次批評。
父親看了他的幾篇譯作後,說︰“亦代呀,翻譯水平最後還是要看你的母語水平。你的中文要從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臉驀地紅了,什麼都沒說,大概也沒跟老劉說。
母親則認為他的字寫得太差。說︰“亦代,你的字怎麼沒骨頭?”馮亦代隨即說︰“李大姐,你來教我寫字吧。”
“我找些碑帖來,你先臨摹一段時間。”母親說罷,沒幾天就把碑帖給他準備好了。
父親借給他的古書,馮亦代是還的。母親借的碑帖,不還。催了多次,他只是笑著說︰“我還在練習呢!”二十年以後,母親每提起這件事,都氣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樹要皮,人要臉。文人要緊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臉面、體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雖屬無意,但馮亦代還是很受傷。所以,朱正先生認為在他的日記里“對章的敵意是很深的”。怎麼能沒有敵意呢?
父親總是直呼其名地指責人和事,特別是三年大饑荒時期,其批評之尖銳不下于聶紺弩。1957年前,毛澤東就知道章伯鈞在背後罵共產黨。因此,馮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監視章伯鈞的人,數量、質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績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無償勞動了。“晚上和老劉同志談了將近二小時,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給了我一些費用,老劉同志說有什麼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不過我總覺得能夠不用家里的錢最好。”[1961.8.7.p332]某部內部舉辦電影晚會和干部晚會,破例叫他參加[p324、p353];贈送最熱門的世乒賽票[p312];之後是調整工資,恢復十五級每月124元[p340];老劉多次與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劉馮兩家人吃全聚德烤鴨,他“心里十分感動,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來,他們幾乎成為同志加戰友了。馮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長期性和工作對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劉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開的問題”[p254]。他立即表態︰“為了工作,公不公開不是問題。”[p254]
盡了心力之後,馮亦代覺得自己應該申請加入共產黨。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請。以後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我想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請入黨。”[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記里,他寫明“黨的四十周年誕辰的時候,我拿什麼獻禮的問題。我想再提一次入黨的申請,把我的余生無條件地獻給黨,獻給革命。”[p323]不知為什麼,他的申請始終未獲批準。
1978︰他結束了黑暗
1967年,父親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關進機關的牛棚。母
親天天下午去探視,去的時候,不忘帶些吃的。第一天,因為毫無準備就拿了一塊紅薯。此後,母親就專門去買些罐頭、水果、餅干。父親總把這些食品藏得好好
的。他悄悄對母親說︰“亦代和我關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麼不來看他?”“一次都不來看?”母親問。
父親說︰“是的。所以,你送來的東西,我要乘人不防備,偷偷給他一半。”
我和馮亦代有單獨的往來。看展覽,看戲,一起吃飯,一起逛動物園。他送我許多書。如巴烏托夫斯基的《金薔薇》、錢鍾書的《管錐編》、愛倫堡的《人生·歲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戲《滿意不滿意》來京,在東華門的兒童影劇院演出。全劇用上海話對白,他見我不懂,就在耳邊當起翻譯。一路看下來,很辛苦。我喜歡他辛苦。1963年
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舍不得我離開,他也舍不得,到火車站送行。我也憂傷,時間一點點積攢著依戀和難舍。到了四川,給父母寫信的同時,也給他寫
信。即使到了監獄,也不忘問候他。在給母親的信里,總要附上一句︰“馮伯伯好不好,還來咱們家嗎?”母親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里說︰你現在是犯人,不要詢
問別人的情況。我知道,這里指的別人,就是馮亦代。
1978年我出獄回京。他陪母親一道在火車站接我,見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紅了。母親告訴我,每年父親的誕辰日,馮亦代都會陪自己到老山紀念堂掃墓。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親去掃墓,馮亦代早早到了。見到我,他說︰“你回來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祭掃。”
他的目光望著遠處,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語︰“伯老,真是好人,他對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編《讀書》雜志,鋒頭極健,像完全換了一個人。每一期都送給我,我們也恢復了通信。幾十年間,馮亦代給我的信函有數百封,但自這段時期起,他的信越寫越好,因為他走出了陰影,也結束了內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
總得憑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虛無漂渺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時我有各種美好的希望,我迷戀于一個新的社會,最美滿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動亂,使我
幻滅,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來了。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個傳人,我一直喜歡你的靈氣,所以我希望你是一個動筆的人……我到車站去迎
你,看見你那雙呆澀的眼楮,我真想抱著你痛哭一場。我怕你這十年的坎坷毀滅了你的靈性。我知道一個人幻滅的痛苦。我要彌補你心靈里的傷痕。這就是我新生的
希望。”接著,他去美國訪問,又給我寫了長信,說︰“飛機在高空長驅又盤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愛的小愚……”
1990年代,馮亦代與演員黃宗英結婚的前幾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發如雪,鬢已霜,屋里響著小提琴曲,我總覺得他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突然激動起來,握著我的手說︰“小愚,我人生的最後一本書,你來給我出版吧。”
洪荒之後,馮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對冤魂遍野、落英凋謝,他悚然而驚,開始正視自己以密告為能事的歷史,悔疚不已。他無力探究一生,只有公開那段日記。他所說的最後一本書,難道就是這本《悔余日錄》?他沒有勇氣直面我,選擇公布于社會,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馮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會形勢也起了巨大變化。但成功的光環無法銷蝕有恥有痛的記憶。一個人不論你做過什麼,能夠反躬自問,就好。
2009年3月于北京守愚齋(讀者推薦)
章詒和︰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
作者 : 章詒和 打印此文 告訴好友2009-03-19 10:00 AM
聶紺弩(右一)陪李健生(右三,章詒和之母)到蕭軍家醫骨傷,在蕭宅前留影,中為蕭軍夫人,拍攝者為蕭軍
聶紺弩給黃苗子的詩
2008年春夏之交,謝泳從廈門出差到北京,我約了幾個朋友一起吃早茶。邊吃邊聊,你一言我一語,無主題地東拉西扯。坐在身邊的謝泳低聲對我說︰“最近,我看到一份關于聶紺弩的檔案材料,很吃驚。”
我問︰“吃驚什麼?”
他說︰“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結舌,半天回不過神來。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謝泳說︰“告密材料一直匯報上去,羅瑞卿批示︰‘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嘗嘗。’”
難以置信!我的腦子全亂了。
一年後,我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雜志上,看到了謝泳所說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簡稱“聶檔”),
全文十余萬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資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實說話,以解密了的檔案材料為憑,系統又完整地揭示出聶紺弩冤案的真相。“去馬來船相上下,長波
大浪與縱橫”(聶詩),我一口氣讀完,大慟,大悲。淚如大河,決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認識,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聶檔”使他們的面孔變得模糊不清,甚
至陌生起來。事實就擺在那里,一切都是無法回避,也無可辯駁︰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須認同作者的結論——聶紺弩入獄不
是紅衛兵扭送的,也非機關造反派搗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劃把他“寫”進去的。
詩人邵燕祥看了“聶檔”,內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里
說︰“今天的年輕人,看國外警匪片、國內電視劇,處處有線人、臥底、‘無間道’,諜影重重,英雄孤膽,看得緊張過癮,甚至心向往之。他們想必是想象自己處
于‘正方’,才能這般心安理得。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父兄一不是殺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販毒的幫伙,卻在很長時段里,曾經生活在被監控、被告密的恐懼之
中……”(《牢頭獄霸的前世今生》,載《南方都市報》2009.3.5)
聶紺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後,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為是從1962年開始的。也就是說,聶紺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通過身邊的人及時匯報上去,並進入專政機關的檔案的。長年累月的告發檢舉,聶的問題性質日趨嚴重。依據事實,寓真把檢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戴浩(湖北人,電影家)、向思賡(湖北人,曾參加左聯,1949年後為中學教師)、吳祖光(戲劇家)、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鐘敬文(教授,民俗學家),他們與聶紺弩有著密切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先後在出版總署和版本圖書館工作)、黃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遞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開頭是這樣的︰“我昨天去找了聶,與他‘暢談’了一陣……一個晚上我得到了一點東西,破去不少鈔,總算起來在20元以上了。茲將他的談話,盡最大真實地記錄下來。”這第一段話里,單是“暢談”、“破鈔”以及“盡最大真實地記錄”幾個詞組,其主動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寫了10頁。
這里截取聶紺弩談論反右的片段︰“你要殺人,你就殺吧,但是殺了以後怎麼辦?章伯鈞一開始的時候就說︰‘只要對國家、對大局有好處,你們要借我的頭,我也
很願意。’要借我(指聶)的頭,我也願意,可是我話還是要說的。(著重,聲激憤)現在搞成什麼樣子,他們要負責,全國都要負責,只有我們不負責,只有我們
(手指連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記性和手筆,寫得形神兼備。
由于坐探當得出色,到了1964年,
聶紺弩的反動言行和寫作,就被頻頻搜集起來,摘編成專政機關的簡報送到了高層。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見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個“王八蛋”的批
示。羅瑞卿還批示道︰“聶對我黨的誣蔑攻擊,請就現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統的東西研究一次,如夠整他的條件……設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聶紺弩的“反動”言論已有上百頁之多。內容有關于寫作的,有關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對時局的議論。2月18日
的材料匯報聶的言論如下︰“現在農夫也不好當。從前的農夫向地主納了地租之外,那塊地怎麼種,他有完全的權利。現在的農夫一點權利都沒有……這樣的制度是
無法搞生產的。”“現在主要問題是人的權利問題,自由問題……”像聶紺弩這樣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當代清流,即使發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們打
探的是朝廷,掛念的是天下,感興趣的是政事。聶紺弩只要與同類聚會,三杯酒下肚,那議論與牢騷就一起冒出來了。他思想敏感,獨具慧眼,在驚人之語中,有深
刻,有調侃,也有偏頗。這是中國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釋放。
都是幾十年的朋友,都是頭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氣的文化人,誰防備誰?時局盡管緊張,無奈聶紺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滿三巡肉更香”(聶詩)。好友加好酒,他說話就越來勁,話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
幾個人在聶家一起吃晚飯。飯後,聶紺弩談興來了,大放“厥詞”。他說︰“有許多事情,我們會覺得奇怪,你想︰一個普通人,總不能不看報紙吧,天天看報紙都
看到自己怎樣偉大,怎樣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從個人來講,不管怎麼偉大英明,也總有不偉大不英明之處。從黨和組織來說,不管怎樣正確也總有不正確之處。
都好了,都對了,都正確了,那就是什麼呢?那就是完了。這是不可能的,是不辯證的。”我看得出來,寓真公布的檔案材料是經過嚴格挑選、細心鋪排的。由于眾
所周知的原因,那些異常激烈的言論,其實並未刊出。聶紺弩和我父親(編者注︰章伯鈞)一樣,在私人聚會的場合,會直呼其名,會拍桌子瞪眼楮地大罵,還會講
髒話。出語刻毒和文風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這才是聶紺弩。
聶紺弩怎麼會和這樣一些人往來?理由太簡單了︰因為他只能和這樣一些人往來,就像反右之後我的父母只能和羅隆基等人往來一樣。1961年,聶紺弩剛從北大荒回京。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訪老朋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兩包煙。隨後說︰“老聶,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後來,聶紺弩寫下這樣的詩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無肴核也無糖。
其時三年大災害,誰家有酒備客嘗。
舉杯一飲無余瀝,淚落杯中淚也香。
臨行兩包中華牌︰
老聶老聶莫再來,我事非盡我安排。
獨攜大赧出君門,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讀著這樣沉痛的詩句,我能想象出聶紺弩的狼狽與赧然,能體味到他內心的屈辱和憤然。現實的處境及困頓,他只得與同類為伍了。
因為都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判刑,我與聶紺弩是難友。1978年我出獄後,在聶家有一次痛飲和暢談。我與他互相交換“案情”。
他問︰“小愚,你是因為什麼進去的?”
我說︰“兩條,一是反動言論,二是寫反動日記。”
聶大笑。說︰“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樣的罪。我是說反動話,寫反動詩詞。”
我說︰“我的反動話,主要是攻擊江青。”
聶大悅。叫道︰“李大姐(編者注︰章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惡毒攻擊的是一個人!來,為了這個,我們要單獨喝一杯。”
我告訴聶紺弩︰當時專政機關認為,章詒和光有別人檢舉的反動言論還不夠,要把她釘死在罪行上,還必須有文字。于是,指使劇團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記、札記、手稿,共17大
本。他們終于找到所需的證據。白紙黑字,跑不掉了。聶紺弩也如此!“王次青寫的檢舉材料,主要是關于聶的言論”,還需要白紙黑字的東西。這東西,就是詩
了。詩是要人欣賞的,特別需要有鑒賞能力的人欣賞。所以,聶每有新詩,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贈好友。黃苗子既是識者,又是好友。“聶紺弩贈詩較多的是給黃苗
子,但送給黃的詩篇,不知為何都進入了司法機關。”可惜,公安機關的人不懂詩,于是上面又指示︰“這些詩要找一些有文學修養的人好好解釋解釋,弄明白真實
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詩無達詁,古體詩含蓄、工整、優雅,內涵無窮的寓意。你可以從正面理解,他可以從反面來分析。大量的聶詩,找誰來破譯?公
安機關負責人還是聰明,說︰叫詩的提供者來當詮釋者。黃苗子也沒有辜負他們,把每首詩里的“反意”都摳了出來。書中,寓真列出許多首詩。這里,僅舉三例。
冰 道
冰道銀河是又非,魂存瀑死夢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練能裁幾件衣。
屋建瓴高天並瀉,橇因地險虎真飛。
此間多少降龍木,月下奔騰何處歸。
這首詩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寫利用冰道咚湍静摹栴}是最後兩句,
大意是︰當年為了保衛大宋江山,楊家將費了許多勁,去找降龍木,降龍木這種寶貝在北大荒這里卻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勞動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這
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們將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鐵骨鋼筋四十年,玉山驚倒響訇然。
半生兩袖多奇舞,一死雙冠夠本錢。
不信腸癌能損爾,已無獄吏敢瞞天。
只身攜得雙兒女,新婦飄零何處邊?
若海是指黃若海,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勞改中患腸癌,于1960年死去。詩意是︰40年
來你的身體像鐵骨鋼筋一樣結實,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這半生是個演員,劇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時候又戴著“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帽子,真是夠本錢了!
我不相信單是腸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獄吏”平日不早向上面報告,不替你醫治,才使你喪了命!直到你死了,他們再不敢隱瞞上面了。可憐的是你那孤孤零
零的妻子帶著一雙兒女,他們在這茫茫人海中飄零到哪里去呢?
轆體之一
紫傘紅旗十萬家,香山山勢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來風四嘩。
豈有新詩悲落木,怕揩老淚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凍作霞。
1962年 秋,聶紺弩與麥朝樞
(“民革”成員,戴過“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等游香山,麥以詩寄聶,中有“紫傘紅旗十萬家”之句,聶取之作
轆體五首,這是其中一首。這首 詩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國際或國內形勢,主要意思包含在後面六句。大意是︰在這深秋的時刻,秋風颯颯,山雨欲來的前夕,面對這落葉蕭瑟的景色,傷感得寫
不出詩來,也怕拭清我這昏花老眼去辨認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蕭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說成是美麗的,矯揉造作地把木葉凍作彩霞來裝點這蕭條世界。
有了言論,有了文字,罪證齊備,抓捕聶紺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來風滿
樓,他是有預感的,鐘敬文也勸他焚詩,聶紺弩有些慌張,開始燒詩,還跟別人(如黃永玉)打招呼︰“你就罵我好了。罵我什麼也沒關系……說頂討厭聶某人也可
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詩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顧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與西東”(聶詩),處于絕境的詩人,感到深深的孤獨。
用文化人監視、告發文化人,決不是我們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不少審查官就是19世
紀俄國作家。在德國,著名的海德格爾就對老師胡塞爾實施“無形”迫害。我們國家自先秦以來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則是朱元璋的逡滦l。極權制度是制造告
密者的根源,統治者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可能被告發。這樣,朝廷才便于監視和控制,政權才能有效打擊異端,及時翦除異己,以鞏固統治。
“文革”期間的告密行為是在“革命”“正義”的旗幟下進行的,只要能夠保衛紅色江山,無論怎樣告密,采取何種方法,哪怕是告發父母,哪怕是暗中竊听,都是
好樣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無負罪感。有關部門所網羅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長、有才氣、有成就,也有些名氣的人。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可能接
觸到政壇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麼政治厄呔颓娜槐平约哼渾然不知。
這里,我還要說一句,黃苗子永遠不知道,就在他監視密告聶紺弩的同時,也有一個文化人在監視密告他。
的確,聶紺弩平反後,依舊和告密者往來、吃飯、聊天、唱和。難道他不知道是誰出賣了自己嗎?不知道黃某人曾給自己注詩嗎?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
聶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這樣寫道︰“我實感作詩就是犯案,注詩就是破案或揭發什麼的。”我是過來人,對此深有體會。比如預審員問︰“你說過周恩來喜歡孫維
世嗎?”一听,立馬知道這句話,我是在什麼場合、什麼時間講的,又是誰檢舉的。聶紺弩當然清楚誰是告密者。那為什麼他毫不“計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個原因是戴浩、向思賡、吳祖光、陳邇冬、
鐘敬文等人的檢舉是在“文革”中聶紺弩遭關押後,被迫寫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聶紺弩的超凡絕俗,大度豁達。但是,我認為他的淡然處之,是因其內心有著更深
的痛與苦,不可對人言的痛與苦。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聶紺弩出獄後,常常突然不講話,一連數日向壁而臥。有一次,聶的夫人周穎來找我的母親,說︰“你快去看
看老聶吧,我實在拿他沒有辦法了。”
母親帶著我去了。聶紺弩翻身起床,並打發周穎去買熟食。周離開房間,一直沉默的他劈臉問道︰“海燕(聶之女)的自殺,你們為什麼不告訴我真相?”
母親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遺言吧?”聶紺弩問。
“知道。”母親答。
“她在紙上寫的那句話,我會琢磨一輩子,除非我咽氣。”
母親勸道︰“老聶,你不要這樣,事情過去了。”
“李大姐,你怎麼也說這個話!事情能過去嗎?”他用手不停地戳著心髒部位,自語︰“永遠過不去。永遠過不去!”
母親不做聲。
“你不說,我來說!她的遺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說海燕發現了什麼……”母親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斷喝道︰“老聶,不要講了,我不許你講。”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慘苦,而聶紺弩每日每夜地面對這個慘苦。你說,他還有心思去“計較”別人嗎?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很苦。“聖朝愁者都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聶詩),他在世,堅不可摧,他死後,精魂不散。
聶紺弩去世後,出賣他的人寫懷念文章,那里面沒有一點歉意。
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有些東西靠生命和時間,是無法帶走和沖洗干淨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淚書于北京守愚齋
(2009-03-18 15:55:09 來源:南方周末,讀者推薦)
黄苗子告密辨析
作者:王容芬
编按: 本刊曾转发章诒和女士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和发表王容芬女士的《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两文。据悉此事件在中国内外颇有争议,发文时亦痛感俱生。两位作者观点有异,均为本刊尊重的作家,文中所涉文化人亦均为素受敬重之辈。然兹事体大,难于不了了之,故再刊发王女士进一步的辨析。本刊作为一平台,欢迎有各种不同观点特别是有证据之作,以期澄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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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南方周末副刊登了章诒和先生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题目下面是聶紺弩手迹,标明“聂绀弩给黄苗子的诗”。两首打油诗带出了謝泳一年前的惊人发现︰“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令他吃惊的是,“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章先生尽管也吃惊不小,但没靠道听途说做文章。一年以后,章氏
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雜志上看到了謝泳所說的揭示聶紺弩冤案真相的《聶紺弩刑事檔案》(下简称《聂档》),“一口氣讀完,大慟,大悲。淚如大河,決堤而下。”因为“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看法——聂绀弩入狱被捕,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章氏写此文时大恸不止,文末落笔“泪书”。我看得也痛苦难言,犹如亲历大地震,眼前一座山轰然崩塌,压在心上。联想到德国统一后解密国安档案,人人面目皆非,非常担忧这种突然解密将造成的社会心理失衡和人际关系恶变。
一夜噩梦,找到章文所据的《聂档》,一口气读完。告密者的文字不再令我吃惊,勾上来的,却是翻肠倒胃的恶心,太下作了。只是,我没看到黄苗子的告密文字和释诗,也没看到《聂档》作者关于黄氏告密的说法。从前言到结语又读了两遍,还是找不到。最后对照章文,一一求证落实。
黄苗子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
据章文介绍, 《聶檔》的作者寓真“把檢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戴浩(湖北人,電影家)、向思賡(湖北人,曾參加左聯,1949年後為中學教師)、吳祖光(戲劇家)、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鐘敬文(教授,民俗學家),他們與聶紺弩有著密切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先後在出版總署和版本圖書館工作)、黃苗子等。”
《聂档》里没有这样的分类,唯一可以对应的是下面这段:“有二三与聂绀弩过从密切的人,似应有所交代。例如,戴浩,向思庚等人,档案中存有他们对聂绀弩的揭发或是举证材料,
他们与聂公有何交往,那些揭发材料又是怎么来的呢?”作者在“关于戴浩”、“关于向思赓”和“关于王次青”的标题下分析了三个告密者,结论是,戴浩与向思赓写的材料如出一辙,言不由衷,被迫而为罢了。王次青的揭发则能构人以罪,作者提到:“在法院的审问笔录中,审判员讯问到聂发表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时,为提示聂的回忆,有意问了一句‘你认识一个姓王的吗’,聂当即反映说‘是王次青’。这说明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王次青常在聂绀弩身边周旋,对此作者提出疑问:“王次青与聂绀弩既不是同乡,也没有共事的经历,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结成了很不一般的朋友交往。”从《聂档》列举王次青主动上门拜年、送礼、请客、约谈、告密的做法看,这人好像是公安局安排在聂绀弩身边的卧底人物。
黄苗子、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都不在“关于”之列。作者在“关于王次青”的叙述里提到黄苗子:“黄苗子也常出入于聂家,但他与王次青素不相识。一次在聂家碰面了,经戴浩介绍,黄苗子才知道王次青供职于出版局的版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正好与黄苗子所在的美术出版社同一个院子办公,从此,黄苗子对王次青的情况便有了较多的了解。据说王次青曾经多年跟随张治中,在西北地区一度走红,担任过《新疆日报》社长。进京后,在出版总署主编图书杂志,不知犯了点什么错误,调到了版本图书馆工作。”这里谈的是黄苗子与王次青的相识过程和他对王次青的了解,似乎是黄苗子曾被问起,看不出告密聂绀弩的蛛丝马迹。
黄苗子抠出了聂绀弩诗里的“反意”?
章文称:“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作为证据,章氏从《聂档》作者列出的多首诗释里拣出三例,白纸黑字,言之凿凿,黄苗子告密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聂档》列举了十首聂诗并附诠释,六首北大荒诗,锄草、看驹口号、冰道、鲁智深和两首悼亡诗挽必松、吊若海,给冯雪峰的寄雪峰、给钟敬文的柬静园以及与麦朝枢唱和的两首辘轳体。《聂档》里没有指出诠释者姓名,但有分析:“从这几首诗的诠释者来看,第一,是文学圈中人士,
懂诗, 是有关领导批示所要求的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人;第二,是对聂绀弩了解、交往颇多的人;
第三,此人无论政治上可靠与否,至少是个善于阿谀逢迎的人,受着当时政治形势的驱使,颇能迎合专政机关的意图。有这三点,他就能把聂绀弩的诗剖解得很透脱,颇得领导满意。”如果档案中有诠释原件,作者为什么卖这么个关子呢?黄苗子即使不署名,他的字也一眼就能辨出。十首诗里没有一首给黄苗子的,按照“公安机关负责人”“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的原则,黄苗子既无缘提供,也无由诠释。章文断定黄是提供者和诠释者,不知根据什么。
《聂档》没有提及章文篇首影印的送黄苗子的诗及其诠释。在聂绀弩的判决书里,“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是他的“罪行”之一,罪证便是章文篇首影印的两首送黄苗子的第一首:"丁玲未返雪峰穷,
半壁街人亦老翁。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为留在北大荒不能回来的丁玲不平, 为穷困的冯雪峰抱屈,为自己的坎坷感慨,
只好调侃老友黄苗子来发发牢骚。这样一份铁证却独独没有当事人黄苗子的诠释,用章文的逻辑无法解释。
《聂档》还列举了八首专政机关收集的聂绀弩"反诗",
它们虽然都抄呈给上级领导,但是没有移送法院,没进入审判程序,作者称其为“次等罪证”。法院在审判中也没有提起。八首里有两首是给黄苗子的,即《荒庭酬苗子寒斋即事》(荒庭落木又纷纷,岁暮耽书远妇醇。偷作批庄评杜客,怕嗤厚古薄今人。首尾冠裳曾戴脱,池塘风水偶平皴。毛肚开堂寒更好,几时破例一杯巡。)和《毛肚开堂和苗公》(毛肚开堂等发薪,管他酒烈与烟醇。忆初同试川江味,似有参观外国人。沾口活牙能辣脱,偎炉冻脸可烘皴。定然狂醉归休晚,怕李金吾正夜巡。)。这两首的"反动"程度不逊于前面诠释的十首,
第一首又是偷作, 又是怕嗤,又是诡谲难测的政治风云,摘帽右派的牢骚不亚于前面那些北大荒诗;第二首虽然是轻松调侃,但调到公安局头上,也够上纲的了。与章文逻辑相悖的是,当事人黄苗子没有诠释,没让它们成为给聂绀弩定罪的证据。
聂绀弩赠给黄的诗篇,为何进入了司法机关?
章文里这个问题也是《聂档》作者的问题:"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
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侯井天先生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的编撰人,
"拙文"当指那时完成的《聂档》部分。
其实,黄苗子在一次采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个研究聂绀弩的专家侯井天得到消息说,山西法院发现聂绀弩一批作品、手稿和衣物。他们找到一摞诗,其中有17首是写给我的。侯老就马上跑去山西,法院让他抄下来。当年,我去看望聂绀弩,他不在家,我就留诗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用‘台’、‘才’字韵写了17首给我,觉得很过瘾,后来又写了几首给张友鸾,一共二十几首。很奇怪,我都没有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抄家,关在山西,这些当初被当作调查证据,如今都成为研究资料。”
(见2008年1月出版的南方都市报《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第一辑苗子、郁风篇)。此后杨建民的文章《说说聂绀弩独一无二的旧体诗》也提到,有“十数首和诗,聂绀弩在世时,黄苗子并没有读到。因为诗成未久,聂绀弩便“戴罪”入狱。这批诗作,被一并带进狱中档案。直到2005年,几经辗转,手迹的复印件才来到黄苗子手中。”(见2008年10月6日《人民政协报》)这个说法与《聂档》中引1967
年2 月18 日预审时聂绀弩的口供相符:“我写诗发过牢骚,这些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政协红卫兵抄去了,我也烧了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指的是胡风、冯雪峰。”
1967 年5 月17 日预审,聂绀弩口供:“我是1962
年回京的,以后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这可能是黄苗子被牵进《聂档》的直接原因。
章文另一个版本
3月21日,《今天》主编北岛在《今天论坛》上 “章怡和的最新文章”题下发表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另一个版本。主要异点有:
1.《南方周末》版(以下简称南周版)谢泳的话“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变成“重要的告密者是黄苗子等人”(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
2.南周版“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看法——聂绀弩入狱被捕,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变成“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看法——聂绀弩入狱被捕,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黄苗子等人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3.南周版"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变成"而黄苗子等人告密行为,就是从1962年开始的。"
4.南周版"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变成"1962年9月12日,大概是黄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
5.南周版“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改为“聂说了很多,黄也汇报了很多。看得出来,李寓真公布的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也细心铺排的。”
6.南周版“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后面增加:“像迟钝的聂绀弩,1967年3月,他还和黄苗子、黄药眠商量搞个轮流聚餐会,随即被黄苗子告发。没多久,聂绀弩就被押上了囚车。”
7.南周版“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被删去。
8.南周版“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改为“作者李寓真有十分中肯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吴祖光、向思赓、王次青、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
这些改动明显偏离了章文立论所依据的《聂档》。“像迟钝的聂绀弩,1967年3月,他还和黄苗子、黄药眠商量搞个轮流聚餐会,随即被黄苗子告发。没多久,聂绀弩就被押上了囚车。”更是偏离历史事实,无中生有。黄药眠文革伊始就被康生点名,一直被北京师范大学当成"大右派"、"大叛徒"、"反动学术权威"批斗;黄苗子1966年10月起即失去自由,与妻含冤入狱七载;聂绀弩1967年1月被捕。这三个人1967年3月跑到一起商量什么轮流聚餐会,
莫非编造者本人相信文革中有这样超时空的浪漫?
结语
本文的依据主要是《聂档》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两个版本,根据《聂档》,章文两个版本里对黄苗子告密卖友、诠释“罪证”的指责不能成立。笔者无缘查阅解密的原始聂绀弩刑事档案卷宗,也不可能向黄苗子先生求证,96岁的黄先生目前在医院治疗。先生刚刚拍卖了他和亡妻的218件藏画,把所得3000万元全部捐作筹建中的黄苗子、郁风基金会启动资金,以资助文化艺术与教育事业。我希望这位高寿老人永远活在美好的事业里,不要看到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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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March 26, 2009
- Re: ZT_______章则和: (裨亦代)判底/黄苗子告密辨析/章则和┱侦把?矫弩送咄了毕??posted on 04/03/2009
告密有两种:一种是自发的,另一种是被迫的。
有时两种不易分清。
自发的,是小说等作品的好体裁。也可能是 [“新人类”学] 研究的。
被迫的,是政治哲学研究的。被迫的是告密者不自由的体现。在这情况里过分地谴
责被迫告密者,就是捡到芝麻丢了西瓜,甚至深度地纠缠于个人间的恩怨了,街妇
所为也,吾不齿。 - Re: ZT_______章则和: (裨亦代)判底/黄苗子告密辨析/章则和┱侦把?矫弩送咄了毕??posted on 04/03/2009
是的,同意你这贴全部。
他们心理伤痛太深重了,先要疗伤,然后才能有有意义的反思。否则就还只在伤口上乱挠。
st e-dou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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