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人:西方动物权利思想的来龙与去脉 议题的意义:动物与人
2001年4月,总部在华盛顿的一个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名字叫“杀戮之上的同情”(Compassion Over Killing),在得到内部消息后,向离他们不太远的一个养鸡场提出访问申请。这个养鸡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养鸡厂之一,也是美国养殖工业有代表意义的企业。自然而然,他们的申请被养鸡厂拒绝了。在不被养鸡厂知道的情况下,这个组织的人,在夜间悄悄地钻进了养鸡厂,并摄下了养鸡厂内鸡的生存情况。这个实况录像记录了成千上万只鸡是怎样挤成一团,被关在用各种电线管道制成的笼子里。那些笼子一个一个地从地上码到空中。 这样的装置,被称之为“电池笼子”。关在笼子里的鸡,许多甚至连羽毛都没有,看起来光秃秃的,简直像怪物。还有很多鸡奄奄一息,看起来就像死了似的。这个录像被电视台公开播了,一时间,举国哗然,动物的权利成为舆论的中心,成为人们众口交谈的议题。禁止使用“电池笼子,”改善动物的生活状态,改善那些会是我们的食品的动物的生活状态,杀戮之上的同情,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1与此同时,麦当劳公司宣布他们在全世界的饭馆都将只卖入给鸡提供良好生活条件的养鸡厂的鸡蛋。具体的,每只鸡必须有72平方英寸的居住条件。这个标准,比目前美国工业标准养鸡厂的鸡居住条件大一半。美国的动物权利运动声浪一时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在讨论给与动物的权利的时候,不仅表现出人类对动物的同情,还表达了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新的理解。与此同时,欧洲联盟决定,到2012年彻底废除电池笼子,要求养鸡厂必须给鸡提供健康的生活条件。2002年,德国修改了宪法,全国人民一致投票通过在宪法上写上保证动物权利,并在国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的条目上,加上了“以及动物”的字眼,明确表示承认动物的尊严。这些是人类历史上有根本转折意义的事件。这样的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观念的确立和一个新的人与动物关系世界的到来。
这个新的观念,就是动物权利运动向长久以来的、传统的、对非人类的动物的“道德地位”的观念的挑战。这个新的世界,就是我们重新思索现代性和环境的关系,现代性和其他动物的关系的新时代。当然,反对动物权利的人的声音并不示弱。反对动物权利的人觉得动物权利运动荒谬可笑,愚蠢奇怪,居然为老鼠和虱子的权利牺牲人这个主宰世界的动物的利益。支持动物权利的人认为那些反对的人自私自利、缺乏思考、冷漠,道德盲目、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思想观念。双方各执一词,争论的声音震耳欲聋,争论的强度十分紧张。我手里的几本书都是这些论争文章的合集: 由Cass R. Sunstein 和Martha C. Nussbaum 合编的《动物权利:目前的争论和新方向》(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Susan Armstrong 和Richard G. Botzler 合编的《动物伦理读本》 (Routledge出版社, 2003);Francine L Dolins 编的《对动物的态度:动物福利的观点》(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9)等。这些书收录了在动物权利争论中的主要人物的主要 观点,是我走入这个领域的入门读物。
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文明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虐待动物的,大多数对动物有先天的同情。当看到一只弱小的毛驴被无辜地鞭打的时候,大多数都会身不由己地同情毛驴。但是,从哲学上看,为什么不能虐待动物?动物与人类到底有什么关系?反对虐待动物的人认为,动物是有“道德重要性”的存在,不是为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的。动物存在的本身是自主的,自治,人类没有凭借自己的智力特权而压榨或蔑视动物存在的独立性。但是,传统的认为动物是为人所用的观念还深深地植根在人们的信仰和日常生活实践中。根本地,在与人与动物的关系中,怎样理解动物的地位?动物是否有道德地位?要回答这些问题,牵涉到历史、文化、哲学和经济学的诸多问题。不是简单地一个议题。好在传统派和动物保护派双方都一致同意,理解动物必须从动物出发,回答几个根本的问题, 也就是,动物是什么样的存在?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理解人类对动物的观念和态度,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思想是怎样被历史和文化塑造的入手。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 说,“我们对我们最基本的态度的行状与源泉思索得太少了。”2我们的思想不是平白无故地产生的,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对我们的思想有根本的塑造意义。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做的是极为简略地回顾西方思想对动物的思考史,考察动物权利这个问题的来龙与去脉。在中国动物福利与权利运动似乎刚刚开始,本文的目的是为这个运动提供一个西方的参考物,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不仅要为动物权利这个议题勾勒一幅思想历史简图,还希望令人信服地论证我们必须尊重动物的权利。我认为,动物的权利与人权息息相关。在现在的社会和文化现实中,凡是没有人权的地方,动物权利就无从谈起。凡是没有人权观念的人,一定对动物的权利置若罔闻。反之,提倡动物权利的人,几乎都是人权的捍卫者。在某种意义上,看一个人是否真的捍卫人权,就看他是否也为动物的权利斗争。
古代希腊哲学与宗教
动物与人的关系是什么?西方思想史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期主要来源于是哲学与宗教。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哲学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类别,对哲学与宗教的区分,是西方文化独有的,在中国文化中不存在的。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哲学与宗教与科学互相作用,对动物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也逐渐发展,才产生今天的动物权利运动的思想基础。
远古时代是一个人类与动物共存的时代。我们对那个时代所知甚少。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狩猎时代,人们对动物有根本的尊敬。动物被看成是有理性、感情、智力、又灵魂的存在。这点,可以从残存至今日的狩猎文化的仪式中看出来。被狩猎的动物必须有合乎仪式的、尊敬的处理。远古时代的狩猎文化被渐进的农业社会代替。农业文化中,神祗与农业的生产相连,牲畜祭祀成为向神祗乞福的一种方式,动物成为牺牲品。从远古时代向农业时代转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历史上有很长的一段素食主义阶段。据历史学家研究,在八千多年前,素食群体就已经在地中海地区存在着。古希腊诗人海西奥德(Hesiod)在诗歌中怀旧地谈论人类的黄金时代,那时,人类从忧愁,劳作,悲伤和罪恶中解放出来,他们吃的是丰盛的水果。这个时代到底是怎样的,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Empedoles (495-35)宣陈,屠杀动物作献祭品或食物,是“人中最令人恐惧的事情。”3
数学天才和神秘的Pythagorus大概生活在纪元六个世纪之前。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的素食的信仰建立在他对动物和人类灵魂的相互转换上。他认为人类没有权利引起不必要的痛苦。动物和我们一样都有灵魂,那些对杀害动物无动于衷的人是凶手。即使在他取得非凡的数学成就的时候,他也忠实与他的素食信仰。在他发明勾股定理之后,他用面粉做的牛来献祭。
古希腊的哲学家,思想家苏格拉底(470-399 BC)对人类是否可以吃肉与否似乎无动于衷,因为他没有对此做任何评论。但是他的著名的学生柏拉图(428-347)却受Pythagorus的影响很深,是素食主义者。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必须是素食主义者,因为动物与人类分享灵魂的一部分,这部分灵魂虽然不是不朽的,但是并非内在的非理性的。与柏拉图差不多同时代的亚里斯多德 (384-322 B.C.) 认为动物,虽然“有种自然与美丽”, 但是,因为动物没有“理性”,也就没有道德感,因此,在自然的等级里,远远地低于人类,也因此可以是被屠杀和食用的。亚里斯多德还认为,男人先天地比女人高贵,因为男人比女人有更高等理性能力。人类中那些体力比智力强壮的人先天地适合作奴隶。古希腊的思想是西方思想的基石,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Plutarch (45-125) 是古希腊的一位祭司。他为素食主义辩护,理由是普世的仁爱、仁慈,而不是灵魂转换等等。普鲁达奇试图说服人们,知觉是有程度不同的,动物是有理性的。人类不应该伤害不伤害我们的动物。普鲁达奇成为现代动物保护者走会去的哲学源泉之一。但是,亚里斯多德的声音在后来的西方哲学家的书房里回荡得更为响亮,因此,动物缺乏理性这种论断成为不假思索的既存思想。
从西方的宗教上看,《圣经》通过宣传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强化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认为动物是可以随人类的愿望被人类为所欲为地支配。另一方面,《圣经》 同时也宣布,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以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此,人性(神性)存在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观点与亚里斯多德的人的等级观念是对立的。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和汤马斯·阿奎斯(Thomas Aquinas)都认为动物缺乏理性,因此他们的服从地位是合法的。这种观点被基督徒们广泛接受。犹太教有些不同,特别是传统犹太教认为,上帝创造的所有东西都值得怜悯与同情,因此犹太教对纯娱乐的打猎,斗牛,斗狗等都表示鄙视,而且强调在杀动物上要减轻动物的痛苦。伊斯兰教,第三个从亚伯拉汉宗教传统形成的宗教,认为人类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其他的动物的存在只是为了人类的应用。但是,在可兰经里,先知默罕默德说,“任何对阿拉的造物慈善的人,就是对他自己慈善”。
现代思想家的各执一词
欧洲的十六和十七世纪是社会急遽转变的时代。早期资本主义的影响,现代科学的起源,和哲学思想与神学思想的分家,使西方人对动物的态度有了新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方向是强调人和动物的不同,强调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文艺复兴对神学的挑战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为了扔掉神学的枷锁,思想家们强调人的独一无二性。大自然以及动物都被看成是低于人类的存在。另外一个原因是启蒙时代的到来,人更是相信理性的力量。对人类的信心和对理性的信仰,表达了科学到来时代人类对自然的重新认识。现代科学使人感到他们可以改变自然,不必惧怕自然。自然被看成无魂无灵的存在。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为人而存在的。现代科学以机械方式想象和看待自然,亚里斯多德的自然观被赋予新的重要性,那就是相信自然存在的目的性。在这个背景下,法国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 1596-1650)宣布,动物一半是自然,一半是植物机械,不仅没有理性,也没有感情。他认为,人类的身体,虽然也一半是自然的,但是,人性的精髓――通过语言和人类的特殊行为,存在与人的心灵,人类的精神和灵魂里。而只有心灵或灵魂才有意识。在笛卡尔之后的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相信,由于人有说话和推理的能力,因此人类有道德责任的能力,有不朽的灵魂。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笛卡尔的观点,对大多数的哲学家来说,都令人吃惊地与他们的生活常识相佐,因为,动物比如狗是能感到痛苦的。 其他的哲学家,比如汤马斯·霍比斯 (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康德等都纷纷论证动物是有感情和知觉,但是他们否认动物有理性的能力,也就是掌握基本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据这些哲学家认为,至关重要,是道德地位的必需。在康德的影响深远的道德哲学里,人类的“自治”(autonomy) 能力,是决定人高于动物的原因,也是人在道德上可以杀害动物的理由。
虽说西方的现代思想都宣布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重要性,另一种思维方式也并不是不存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艺术家达·芬奇是一个著名的素食主义者,他在市场上买鸟,然后释放他们。散文家蒙田在其1580年的散文中批判对动物的残酷行为。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中生动地描绘了动物的苦难。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教育孩童善待动物。大卫·休莫(David Hume) 认为,同情心是道德思想的基础,同情是可以伸延到动物身上的,是可以伸延到除了人之外的有感觉的存在身上的。比休莫更激进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杰若米·本特汉(Jeremy Bentham) 。他认为,正确的行为是在某个行动对他者产生的愉快与痛苦之间找到最大的平衡。根据这个观点,本特汉认为实用的原则必须把有感觉的动物也包括进来,因为动物也感觉愉快和痛苦,他们的愉快与痛苦并不比人类的轻微。因此,他把那些习惯性地让动物遭受痛苦的人称作“暴君。”他还说,“那些残酷地对待动物人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也心肠冷库。”4另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 对“实用”进行了比较复杂的解释。他认为人类的愉快,也就是智力的,美学的或道德的愉快比一般意义的感觉的愉快要高尚,高级。但是,这并不说明人类可以对其他的感觉的愉悦或痛苦熟视无睹或漠然。叔本华,由于否定理性,自治,自我意识任何权力等是道德底线的决定因素,因此他认为,有道德的存在必须有对一切可以感受痛苦的存在的怜悯。但是叔本华也认为人类的智力使人类感受痛苦的能力比其他的都强,因此人类的道德地位还是至高无上的。
在现代科学中,真正改变了我们对动物的理解的是伟大的达尔文的工作。达尔文论证到人类是从其他动物中发展过来的,他还强有力的论证,虽然影响可能没有第一个论断那么深远,那就是,人类和动物的能力,其区别并非是种类的,只是程度的。根据达尔文的观察,许多动物都有基本概念能力,有一定的推理能力,有基本的道德感,和复杂的情绪。虽然科学家几乎忽视了达尔文的这个理论,近年来,随着基因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感到,人类和动物就感知的区别来说,是否有鸿沟,是很难确定的,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动物性得多得多。
虽然东西方人都认为生命的神圣和宝贵,与西方相比,东方的佛教和印度教对生命的理解则真正地包罗一切生命。佛教和印度教都强调人与其他的有生命的存在的相互联系的关系,推荐人们实践素食主义,反对用动物祭祀。佛教和印度教都有保护动物的伦理观。中国文化对动物的观念,似乎比较模糊。儒家的现世现实现时的思想,认为动物是身外之物,无足轻重,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受佛教的影响,转生来世说也对人的行为和思想有很深的影响。道家的思想,比如庄子的“蝴蝶梦,”把动物和人看成是有同样主体的存在,人与动物都具有同样的感受和思考能力。这三大哲学思想使中国人的对动物的态度有自相矛盾的复杂,我将另文叙述。美国本土人的思想,东方更为接近,他们认为动物是有精神的,因此他们对动物都有相当程度的尊敬,同时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杀戮动物也觉得理所当然。从以上极为简单的勾勒中,我们可以看成,西方的思想传统大部分都认为人类有无与伦比的道德地位,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自治,理性,自我意识,有理解正义的能力。动物为人类而存在。非西方的思想,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将西方的传统作综合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个潜流,那就是在道德意义上试图找到人和动物关系的平衡。不过,总的来说,西方的思想还是人为主体的,动物被放在次要的地位。
动物权利运动的起始
然而,无论如何,现代的动物权利运动却是从西方开始的。开始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 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激发了人们对“权利”这个概念的认识。 十七世纪开始,宠物成为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首先,宠物是财产的一部分、宠物属于个人的概念被人们接受。 其次,人与宠物的关系使人们意识到人和动物的相互依赖的感情关系,间接地挑战了人主宰动物的这种概念。其三,西方家庭的宠物都有自己的名字,也就是有自己的“身份。” 名字的出现给予动物独立与他人的身份。动物作为有主体的存在的观念为后来的动物福利运动奠定了广泛的心理基础。除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外,工业革命的发展产生的中产阶级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同时与传统的贵族阶级划分了界线。传统的贵族阶级喜欢打猎,因为打猎激发战争。他们喜欢斗鸡或逮熊,因为这些活动代表了贵族所欣赏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对此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呼吁的是停止这些无谓的牺牲,指责这些活动的对动物的残酷性。从十七世纪晚期,以人为中心的传统逐渐遭到了侵蚀和破坏。根据托马斯的观点,这种侵蚀是西方现代思想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一场很多因素促成的革命。这些因素包括对自然史的研究。自然史的研究促进了动物学研究的发展。根据动物的身体结构来给动物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人的表针来定义动物,使人类认识到动物并不是依靠人类而生存的,动物有自己的自治性。这些因素还包括人和动物的接触和经验。经验教育人们各个动物都有其禀性和性格。动物有感情,也善于表达感情。动物可以理解很多事物,并对很多事物进行判断。人们的经验告诉人们动物是比宗教所说的更接近人。十八世纪,非人类中心的想法愈来愈受到广泛地接受,结果是人人都开始对残酷对待动物喊打。这种道德的觉醒与英国多年实行的宰杀动物方式有关。那种毫不人道的宰割方式激发了人们的厌恶和愤怒。英国的浪漫主义思潮运动强调感情和同情。认为感情和同情是道德的基础。这种思潮席卷欧洲,对人们对动物的态度有很直接的影响。一旦动物被肯定有感情,屠杀有感情的存在被看成是野蛮行为,非文明世界的作为。1790年,素食运动在英国广泛发展。动物屠宰厂在压力下停止在公共场所屠杀动物。宰杀行为必须不让人看见。
到了十八世纪晚期,虽然比人类要低一等,动物的确能思想,推理和有感情--这种观念被很多思想家接受和讨论。一些哲学家论证,人类和动物是亲戚关系,汉姆夫瑞·普瑞马特(Humphry Primatt) 发表了他的著作《慈善的职责和残酷对待动物的罪行》(The Duty of Mercy and The Sin of Cruelty to Brute Animals) 。他的论点基本概括了成后来的几个世纪的动物保护运动的主要思想,至到今天还在被重复。同时,动物和人类的关系,由于解剖学的发展,人们意识到,从骨骼结构到生理结构,人类和动物都极为相像,相像得就像远亲近邻。德国和英国的法律开始惩罚那些对动物施暴的人,其根据是因为动物不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的权利呼吁,人残酷地对待动物违反了人对上帝的职责,必须受到惩罚。十八世纪的美国作家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 和赫尔曼·达基德 (Hermann Daggett) 重申动物的道德位置。1800年禁止诱捕熊被写成法案。虽然法案没有被通过,但是,1822年,另一个法案终于被通过了。这个法案禁止无辜地殴打、虐待和对待任何驴、马、牛、羊或其他牲口,除非牲口先攻击人。这个法案的立法参与者之一,托马斯·额斯肯爵爷(Lord Chancellor Thomas Erskine) 本人,一次他看到一个人无辜地打马,气得过去把这个人打了一顿。这个法案被称之为“马丁法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法律规定反对残酷对待动物。
在这个时期,动物福利运动逐渐涌现。民主,个人权利以及社会的相当富裕使广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参与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浩浩荡荡,结果导致了立法改革,以及英语世界中动物保护权利组织的诞生。1824年,英国议会的议员和三位神职人员组成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负责发表刊物,教育大众,影响大众观念。另一个委员会制定条例,监查对待动物情况。结果在成立的第一年,这个委员会就处理了一百五十多例残酷对待动物的事例。这个委员会还反对用动物做让动物痛苦的实验等等。这个委员会影响之大,几年之内,北欧几个国家就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1840年,维多丽亚女皇给予这个委员会“皇家”的名义,从此这个委员会就被称作为“皇家防止残酷对待动物协会”。四名这个协会创始人是世界知名的反对奴隶制的改革者。两位是著名的反对死刑的知名人士。人道主义思想决定了这些人,不仅为他人的权利斗争,也为动物的权利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必然的。很难想象一个拥护奴隶制或毫无人权概念的人对提倡善待动物。所以在整个的十九世纪,凡是反对奴隶制,主张监狱改革,反对虐待儿童的人也是反对残酷对待动物的人,这些人同样是妇女权利的支持者,清理贫民窟运动,卫生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
维多丽亚时代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动物保护活动是反对用活的动物进行实验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始是一个法国的科学家用猫和狗做解剖实验展示,这些猫狗都没有麻醉。他的做法引起公众的愤怒不满,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抗议这种毫不人道的实验行为。英国于1876年制定了残酷对待动物法案,要求任何要实验的研究者都必须向政府提出申请,获得批准才能用动物做实验。这个法案对研究者来说,自然很不方便。在反对用活动物做实验这个运动中,妇女起了很大的作用。其领导者就是笛卡尔的侄女。十九世纪,大部分的科学家还在认为,妇女都像孩童一样,或者像动物一样。妇女属于大自然,而不属于文明和知识。知识,智力,理性,逻辑等等是属于男性的。因此,反对运用动物做实验是一种女了女气的,情绪性的,非理性的,感伤的行为。不但对女性很看不起,也看不起支持动物福利的人。
反对用活动物进行实验运动是二十世纪动物保护运动的直接先驱。它与其他的动物福利保护不同的是,后者是从人道角度出发,而前者是从动物角度出发;后者是针对事件,前者是针对整个科学研究的机构。反对用活动物进行实验虽然在英国声势极为巨大,但是与此同时,医学科学研究在医学实验的基础上急遽发展,为人类的健康带来很多从未预料的结果。医学科学实验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赢得了愈来愈大的权力,反对用活动物做实验的运动在世纪末逐渐落寞了。进入二十世纪,整个世界都进一步迷狂科学和技术,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的反对用活动物进行实验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原因一个是美国的研究者似乎从英国吸取了教训,他们运用支持他们的政治势力做舆论宣传。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有理性的,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论证说动物实验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并把反对用动物做实验的人丑化成“提倡人道的,中产阶级的,城市里的怨妇们。”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社会和文化对科学发明的态度与英国不同。美国欢迎各种各样的新鲜东西,全民的态度很不一样。第三个原因是美国没有英国如皇家那样的重要政治力量支持这个运动。美国刚刚从蛮荒中醒来,西部还是人烟稀少,动物出没,因此,也没有这个文化来支持这个运动。不过,英美同时都出现了素食主义运动。这个词本身是1842年出现的,但是到世纪末,素食主义已被中产阶级的一小部分采纳。著名的人物如诗人雪莱,作家梭罗,剧作家肖伯纳等都是素食主义者。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素食主义者甘地,据他自己说,就是读了《请求成为素食主义者》(Pleas to Vegetarianism)(1897)一书,成为素食主义者的。
十九世纪末,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不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进入了行为阶段。进入二十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对此进行新的认识的阶段,遗憾的是,二十世纪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的毁灭贯穿其前半页的。因此,二十世纪的最初五十年,人类在自相残杀的间歇中无暇顾及对其他生物的保护,动物福利呼声陷入沉寂。直到五、六十年代,动物福利运动才重新冒出火花,并形成巨大的声势。二十世纪下半页,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文化与社会运动的产生。
当代西方的动物权利运动的发展
动物福利运动在战争的硝烟中陷入低谷。根本的原因是当人类不尊重自己的生命权利的时候,是无法尊重他者的生命权利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运动重新回来,也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视,以及社会思潮和知识分子思想的作用。从英美看,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和政治环境都向更人道的方向转移。首先是根本地改变了美国社会面貌的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马丁·路德·金成为民族的精神领袖。他所代表的是平等--人与人的平等。同时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要求性别平等,反对性别歧视。女权主义要求的还是平等,是两性之间,无论种族的两性平等。这两个思潮深深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为反对其他形式的歧视打开了大门,其他形式的歧视包括动物歧视,性倾向歧视等等。从历史上看,反对歧视要求平等的人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要关怀得多。这些人成为控制污染,保护环境意识的积极参与者。而在美国,由于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这样的参与者是多数,而非少数人的行为。与此同时,在科学上,特别是动物学上,曾经占统治地位的“行为论”逐渐开始其缓慢的消亡。行为论禁止讨论动物的内在状态,只观察动物的行为并根据行为做结论,认为动物的内心生活不重要,结果是把动物和人完全分离。1975年,批特·森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带来了一个认知论上的哲学解放。森格以强有力哲学推论和容易阅读的行文,使本书成为那年的重要书籍之一。这本书是一本哲学书,考察动物的道德位置问题。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的哲学发展中基本被忽视了,森格的书激励了很多人成为动物权利的活动分子。1976年,唐那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 发表了动物的意识问题一书,开创了新的科学研究方向:认知伦理学。认知伦理在进化论的语境里研究动物的行为,并对动物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们的感情,欲望,信仰等等开始研究,打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认知的世界。
正是各种各样的人权思想和对世界的深入理解,创造了一个动物权利运动可以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文化空间。美国的“全国反对动物实验协会”成立于1929年,但是这个组织真正发挥作用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五十年代,“动物福利学院”和“人道协会”相继成立。美国是一个立法国家,这些组织除了发表刊物,宣传动物权利和福利之外,还致力于立法。这些组织共同工作,导致立法“人道宰杀法案”和“1959年野马法案”被国会通过并实施。同时,“国际动物权利协会”和“动物基金会”也成立了。这些组织的纷纷建立,标志着新的思想的到来。但是总的来说,五十年代的动物福利运动还陷于初期的组织阶段。六十年代看到了这些组织工作的有效成果。动物福利运动向动物权利运动方向转移,形成了现今的动物权利运动。
动物权利与福利运动与以往的动物福利运动不同,在于权利运动认为动物有其自身存在的道德地位和自治性,人类必须公正地、平等地对待动物。如同人类对待人类自己。1963年,英国的“狩猎捣毁者”(The Hunt Saboteurs)成立,要求对待动物要向对待人类一样尊重。这个组织是“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的动物权利运动的组织”,他们毫不妥协地,公开地为动物的权利而呼吁和行动。。以往的动物福利运动主要成员是中产阶级,这个组织还标志着工人阶级对动物权利运动的参与。1964年,如斯·哈瑞森(Ruth Harrison)发表了《动物机器》(Animal Machines)一书,分析现代的养殖业的伦理基础,指出,现代的动物工业是一个关起门来的工业,人们对这个工业的内部所制甚少。这个工业内部。, 也就是大规模的“工厂养殖”,对动物的态度和方式违悖人类的伦理道德信念。她的呼声在英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导致英国议会决定成立一个官方组织,由科学家和关注者组成,调查工厂养殖业的生产方式。其结果是1965年,这个组织向议会汇报,建议成立官方机构,实施强制措施,管理工厂养殖业对待动物的方式。这个报告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为英国以及欧洲的动物福利改革设定了舞台。1971年,牛津大学的一组年轻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出版了他们的合集《动物,人和道德》(Animals, Men and Morals)。这本书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动物与人的关系,对思想界影响很大。批特·森格为这本书写评论,结果是应邀把这本书发展成一本专著,《动物解放》就是成果。这本书使议会议员道格拉丝·候顿(Douglas Houghton)提出“把动物放进政治”,领导议会最终通过了“1986年英国动物法案”,从立法上给予动物权利与福利。
七八十年代是这样的年代,立法和行动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各种法律的制定,另一方面是行为主义者采取极端行动。比如,1972年,英国的“动物解放前线”组织,领导很多人冲击动物实验室,动物养殖厂。这些活动遍及欧洲和美国。到了八十年代,英美的政治气候开始转变,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保守政治环境认为这些极端行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行动遭到贬斥,极端行动主义不得不减少或停止活动。九十年代以来,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的动物权利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养殖厂动物代替了实验室的动物,成为关注的中心,我在本文开始讲述的故事就是这个方向的一部分。英国首相邀请动物权利保护者到唐宁街作客。到1995年,英国有4.5%的人口是素食主义者。近年来由于疯牛病的影响,这个数字上升到10%左右。
美国的动物权利运动一直在持续发展。批特·森格和汤姆·里根(Tom Regan)成为动物权利运动的声音。七八十年代,美国成立了很多动物权利和保护组织,诸如“伦理地对待动物之人”(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PETA),“养殖动物改革运动”(Farm Animal Reform Movement),“为动物行动起来”(Mobilization for Animals),“保御动物”(Defense of Animals) 等等。八十年代美国的动物权利组织主要关注的是实验室的动物,九十年代与西方国家同步进入关注养殖动物。美国的“动物解放前线”(The U.S. Animals Liberation Front) 组织,在八十年代组织过很多行动,到实验室去拯救动物等等。他们的极端行动,虽然解救了一些动物,但是,负面影响也相当大,因为,问题并不是一两只动物的问题。问题是人类的道德立场和动物的道德位置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在公众领域达成共识。但是,九十年代以来,成千上万的各种的动物保护组织遍布西方,动物保护已经成为文化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西方社会文化的变化,特别是人权思想的深入,是动物权利运动产生的根本基础。对动物的研究也更为深入,不仅对动物的行为独到研究更为深入,动物心理学,动物的感情,道德位置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从哲学思想上看,一些哲学家和神学家在探讨到底西方社会中的“道德盲点”起源于何方?有些人论证,西方的宗教传统并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是以神为中心的。神,而不是人,是一切事物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看,上帝创造了动物,动物也反映了神的意义。神父托马斯·霍普寇 (David Hopko )用“上帝的兔子性”来描述这种关系:“上帝的自我在创造兔子时表达了出来。”这种哲学和神学思考有很重要的精神意义。它从新的角度解释动物与人,动物与神的关系,对西方的宗教精神世界有新的启发。哲学家戴维·德吉拉兹亚提出对动物的“美德伦理”论。美德伦理强调一个人品格和态度。我们的行动表达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因此,不尊重动物也许并不直接伤害动物,但是,表达了这个人的品格。这些哲学思考说明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思考仍然在继续,并向新的方向发展。在西方,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是动物保护的代言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库切 (John Coetzee) 的几本主要著作都在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动物与人的关系问题。他本人就是素食主义者。不理解库切的立场,恐怕很难理解西方知识分子今天在社会的思考与位置。
当代西方动物权利运动的主要论点
毫无疑问,当代西方动物权利议题已经从边缘移到政治和法律争论的中心。动物保护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美国有三千六百万家庭有狗,狗的人口超过6千万。据说,一半以上的家庭给他们的狗圣诞礼物。不仅狗,猫也如此。人与猫、狗共同生活的经验教育人们理解猫、狗。人们热爱自己的动物,极其关心自己的动物,和动物有密切的感情联系。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广大基础。
动物权利保护运动从大的方面看,有两个基本派别。一个是动物福利,另一个是动物权利。强调保护动物福利的派别要求更严格的法律,从法律上防止残酷对待动物,要求人道地对待动物。“美国防止残酷对待动物协会”是这个派别的代表。这个组织完全献身于这个事业。强调动物权利的派别反对人类“利用”动物的所有方式,包括科学实验、动物园、马戏团、狩猎等等。他们的理由是康德的理论:人类必须以人道的方式对待自己,那么,人类也应该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者。他们对现今的很多现象提出挑战,“伦理对待动物人”和“美国人道协会”是这个派别的代表。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派别是一起工作的,并非对立的。他们的出发点虽然不同,终极目标虽然也不同,但是近期目标往往重合,因此常常在现实问题上合作,配合,形成美国的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为动物福利斗争的人也是动物权利的相信者,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动物有一定的权利,你也不会为动物的福利斗争。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动物福利的人认为如果痛苦可以减少到最小的地步,科学实验,食肉是可以接受的。动物权利的人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减少动物的痛苦,问题是动物有自身的存在的理由,人类没有权利剥夺动物的存在,生存权利。人类和动物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平等的存在。
当人们谈福利的时候,实际上福利本身就包涵权利概念,因为一个没有权利的存在也不可能有福利的待遇。比如一张桌子是没有权利的(没有主体),因此也没有福利。再者,动物权利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权利理解为在法律保护下的不受伤害,那么动物在西方的法律上已经有相当权利。从态度上看,几乎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否赞同动物权利或福利,不管你是否关心这类问题,如果被问到,人是否可以随便想虐待动物就虐待动物,想杀动物就杀动物。恐怕人类的绝大多数都会说,这样恐怕不应该。 就像虐待孩子一样,对一个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存在,人类不应该虐待或折磨他们。因此,法律应该保护和防止残酷对待动物。这个被广泛接受的思想是西方国家的很多立法的思想根源。很多西方国家都有具体的法律,不仅禁止随便殴打,伤害动物,而且对看管动物的人有具体的责任要求。如果看管动物的人玩忽职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 纽约州的法律就明文规定,任何要养动物的人,必须为动物提供住所、足够的空气、水和食物。任何把动物用汽车或火车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必须每五个小时让动物出来休息,吃饭,喝水。任何随便抛弃动物的人,都会受到罚款或其他形式的制裁。天气变化,如果不为提供必需的保护措施,是犯罪。如果动物身体不好,迫使其工作是犯罪。
从法律上看,反残酷法为动物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使他们减轻或免除痛苦,伤害或过早死亡。但是,“反残酷”法律在现实中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实施这些法律需要公众监督。可是,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家的后院殴打动物,可能没有人看见,这个人就受不到惩罚。一个人可能把动物关起来,不提供必需品,可是没有人看见或知道,因此,这个法律的落实必须依靠每个人的自觉性。而自觉性与法律没有关系。另外反残酷法律也有很多例外。比如,这样的法律并不反对狩猎,并不是适用做实验的动物,也不适用于作食物的动物等等。因此目前的美国的动物福利和权利状态是法律与现实有很大的分离或距离。法律很好,但是,实施情况却不能完全具体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施既存的法律,有人建议创立“动物代表”来替动物说话。其理由是如同儿童一样,儿童的利益是由父母、监护人或检察官代表的。由于儿童无法为自己辩护,法律上会有代表为儿童说话。以此类似,动物也可以有代表。但是,这个代表制也会有问题。比如,可能有人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提出很多过小的案件,制造不必要的法律纠纷等等。不过,无论是否是动物福利或权利的提倡者,实施法律几乎是众所同意的。
但是,这还不够,有很多人要求不仅要真正落实法律,对目前法律还没有涉及的范围,比如狩猎,动物科学实验,用动物娱乐和养殖动物业,也应该进一步立法,确定动物不受虐待或遭受痛苦。在这方面,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比如,如果医学实验需要用动物来做,必须保障用做实验的动物有必需的、良好的生活条件。如果要养殖鸡鸭牛羊等食用动物,必须为这些动物提供适当的生活条件。
从公众舆论上看,以上的对动物的福利要求基本都是被公众接受的,因为以上所谈论的还是在福利范围。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些福利本身的意识形态还是可疑的。比如也许是为了某种新的药物要做动物实验。一个健康的动物被注射某种药物导致死亡等等。这种事情的实验中是司空见惯的,也似乎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在这个行为下,支持这种实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以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因为医学上不允许拿人做实验。比如一个癌症病人,即使到了晚期,法律也不允许用这个病人做实验,为什么法律允许用动物做实验,仅仅因为动物不会说话?仅仅因为动物有与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婴儿也不会说话,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婴儿做实验?正是在这点上,动物权利者与动物福利者在立场上产生了差别。
动物到底有没有自治性,有没有主体性?“自治性(autonomy)”“主体性(subjectivity)是有文化和历史特定涵意的概念。自治是指一个主体的自我决定能力。主体是自我意识能力。动物权利者相信动物不是为人存在的,动物有自己的自我决定能力,比如,看到危险,他们会想法子逃脱。如果一个动物可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区别,这在实验上说明,这个动物有一定的主体性。(十八个月内的孩童是没有主体性的,因为他们还不能分清楚自己和他人的区别)。对具有自治能力和主体性的动物,人类没有权利为动物决定他们要什么。人类更没有权利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利用动物。因此,动物权利者要求一,停止以人中心的动物实验,人类不应该为自己的利益牺牲动物。二,停止食肉,因为鸡鸭鱼牛等并不是为被人吃而存在的。他们的存在有自己的理由。三,停止现在一切用动物为人服务的实践,包括马戏团,动物园等等。动物不属于人所有,动物应该属于自己所有。然而,最后一个要求引起更多的哲学疑问:动物到底是财产还是独立的个体?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动物权利者认为动物不应该是人的财产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动物是财产,潜义就是动物是奴隶,就是人可以决定动物的生死存亡。但是,谁赋予人这种权利?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是财产,而是独立的个体。动物的个体性到底有多少?很多人说,动物的个体性与孩童相似,但是,即使这样,人仍然对动物有控制的权利。也有人论争说,应该把动物看成是财产。因为,如果动物被看成是财产,财产的拥有人就有责任照顾和保护动物,这样有利于动物的福利。
在这个争论中,有很多具体问题。比如,如果说动物的确有基本的权利,但是,是什么动物有权利?人们一般同意人类应该保护狗猫马牛等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的福利和权利,但是难道人还要保护蚊子,臭虫,蟑螂的权利吗?这不是荒谬吗?反对残酷对待动物的人认为,有权利或福利的动物应该是能够感受痛苦的动物。不能感受痛苦的动物不在此例。但是,一只蚂蚁的痛苦,人类怎么知道?人类怎么能定义?
当代的西方对动物权利与福利的争论既是哲学意义的,也是现实的。从现实角度看,这些争论主要可分为,一是人对动物的态度现状如何以及应该如何;二是动物的道德位置,动物的独立性和个性,行为与社会结构,动物的感觉与思维方式;三是动物的福利,保护动物的具体方式;四是动物与科学研究的关系。西方的文化在变化,对动物权利的思想也愈来愈接受,而且对探讨有关的问题也愈来愈严肃。现在不会有人对动物权利这个问题引起公众注意而大惊小怪。动物权利,不仅是人如何对待动物问题,而是人如何对待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人如何理解自己在自然,环境中所位置的问题。西方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展开双臂的。在很多大学里都有动物权利哲学课。虽然对具体采取的对动物保护或处理的措施不同,新的文化和概念已经生根。关于争论中的具体的观点,有待于更深入的介绍和研究。
Bibliography (本文写作的主要参考书目)
Armstrong, Susan, J. and Richard G. Botzler, ed. Animal Eth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3.
Degrazia, David, Animal Right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Ldolins, Fransine. Ed. Attitudes to Animals: Views in Animal Wel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nsterin, Cass R. and Martha C. Nussbaum, Animal Rights: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注释】
1 David DeGrazia. (2002) Animal Right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2 James Turner. (1980)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 Baltimore: Hohns Hopins University. 140.
3 Dombrowshi, D. A. (1984) The Philosophy of Vegetarianisim, Amherst: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Press. 19-22.
4 Jeremy Bentham,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s. (1781). NY: Prometheus, 1988. 310-311.
- posted on 03/20/2009
提奥·凡·高的死
2004年11月24日的早晨,在阿姆斯特丹东区一条繁忙的街上,电影独立制片人提奥·凡·高正骑着自行车上班。突然,一个肤色黧黑的年轻人隔着街道,拔出枪来,向他射击。凡·高应声倒地。他试图爬起来。那个年轻人向他走来。凡·高说,“别,别,别!我们还可以再谈一谈,再谈一谈。”但是,这个凶手还是径直走来,继续射击;又拔出刀来,切断了凡·高的喉咙;最后在凡·高的胸前留下一封信,扬长而去。
这个凡·高是那个伟大的画家凡·高的高曾侄孙。年仅47岁。而谋杀他的人,莫罕默德·伯耶瑞 ,26岁,摩洛哥裔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出生和长大。今天,他因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荷兰法庭判处终生监禁。世界各大报纸,新闻网都报道这个新闻。
这个杀人分子毫不懊悔他的行为。在法庭上宣称他杀人的行为是出于他的宗教信条。手里攥着《可兰经》,他说,“这个法激励我去砍掉任何侮辱真主和先知的人的脑袋。”
荷兰是欧洲甚至世界的 “自由和容忍”思想的大本营。荷兰人对自由的理想和容忍的追求使荷兰多年来实行许多独树一帜的社会政策,包括移民门户开放政策。荷兰的大门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移居荷兰并有工作权利。荷兰现在有1千6百万人口,其中1百多万是新移民,也就是说,十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外国来这里的人,他们主要都是从伊斯兰国家来的。
这个以容忍多种思想,多种生活方式而闻名世界的国家,被这场无法相信的暴力和谋杀惊呆了。凡·高死后消息发布十个小时之后,两万多人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广场,渴望明白到底莫罕默德·伯耶瑞为什么要这样做,祈祷这不是冲突和暴力的开始。
莫罕默德·伯耶瑞出生和成长在阿姆斯特丹郊区的穷人区里,父母都是从摩洛哥移民来的。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很多他的邻居也不认识他。没有人能彻底地明白他为什么转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成为一个恐怖分子。
据说导致谋杀的直接原因是凡·高的一部新电影《服从》。这是一部短片,讲的是一个穆斯林妇女由于包办婚姻被迫结婚,受到丈夫的虐待,遭到叔叔的强奸,结果还被残酷地指责是偷情受到惩罚。这部电影是和索马里妇女阿雅安·赫斯·阿里共同合作的。阿雅安是一个政治难民,荷兰议会的议员,多年来一直为荷兰伊斯兰社区妇女的权利斗争。
凡·高在电影播出后的采访中说,这部电影的目的是引起对“被囚禁的穆斯林妇女地位的讨论,是针对那些疯狂分子,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凡·高是有意地要对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徒压抑任何人的声音进行反击的。有一次,他在一个辩论会上遇到一个伊斯兰教原教旨辩护者,这个人一看到凡·高,就拒绝和凡·高辩论。凡·高大声地质问,“这就是你说的伊斯兰民主吗?”凡·高天真地相信,自由社会容忍极端原教旨主义者,那也应有对原教旨主义批判的空间。他没有想到自己对这些思想的批判会导致杀身之祸。如凡·高的朋友阿雅安·赫斯·阿里所说的,“提奥的幼稚之处是认为谋杀不会发生在这里,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他说过,‘我是村子里的白痴,他们不会伤害我’”。
可是“他们”没有放过他,而是拿他开刀。是不是因为凡·高是一个不羁的艺术家? 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坚信自由和人权的人,一个对原教旨主义大声说不的莽汉?去年年初,阿姆斯特丹上演的一部关于先知莫罕默德的戏剧遭到当地一个穆斯林政客的批评,认为是“渎神。”凡·高在当地报纸以嘲讽的口吻发表一则广告,反话正说地嘲讽到,“干嘛不禁这出戏?”凡·高把社会上日益减少的对批评的容忍看成是对社会容忍的背叛,看成是威胁恐吓气氛的增长造成的。
凡·高一生导演制作了25部电影和电视片。近年来的作品愈发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关注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斗争和各种权力关系转换而导致的人与人的角色的变换。影评家达纳·林森说,“他让我们看到,一旦拥有权力,受害人可能是机会主义者,英雄可能是歹徒,反之亦然。”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凡·高向他的谋杀者请求,“我们再谈一谈。”他还在相信平等、自由讨论的可能。
莫罕默德·伯耶瑞在杀人之后,不但毫不反悔,反而要求法庭给他死刑,希望成全了他的烈士英名。就是在法庭上,他也一幅傲慢神情,显示出对非伊斯兰法庭的全然蔑视。
莫罕默德·伯耶瑞在留给凡·高胸前的信中咒骂与凡·高的合作人阿雅安·赫斯·阿里是一个“叛教的人,”并用大写的字母写道,“阿雅安·赫斯·阿里,你将把你自己砸碎在伊斯兰教上。”信是以唱诗般的诅咒结尾的:“我确定无疑地知道,啊你,美国,要遭难了。我确定无疑地知道,啊你,欧洲,要遭难了。我确定无疑地知道,啊你,荷兰,要遭难了。”
我是去年提奥·凡·高死的第二天,被新闻中这个响亮熟悉的名字吸引而关注这个事件的。《亲爱的提奥》,我立刻想起了我看过的画家凡·高和弟弟的通信的书名。此刻,在提奥·凡·高的谋杀者被判处终生监禁的时刻,我再次想起这个书名。
亲爱的提奥,亲爱的提奥,在你的谋杀者被判下狱的这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你十四岁的儿子的哭泣。我和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在悼念你的泪水中,祈愿你安息。 - posted on 03/20/2009
新奥尔良三题
新奥尔良:法国角和之外
六年前的圣诞节,我带着儿子去新奥尔良游玩。于我,那次旅行是一次“觉醒”的旅行,因为在路上,我一直在阅读新奥尔良出生长大的著名女作家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那本小说是十九世纪美国小说的最美丽的收获之一。描述了一位生活在新奥尔良上流社会里的家庭主妇社会意识、性别意识觉醒的过程。那本书也是了解美国文学、美国妇女历史和新奥尔良文化的必读书之一。带着这本语言灿美的书,我踏上寻找凯特·肖邦的旅程。
新奥尔良,自从十六世纪以来,曾先后被西班牙和法国占领。1762年,法王路易十五把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路易斯安那做为礼物给了他的表弟西班牙的查理三世。1803年,法国的拿破仑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价钱把路易斯安那买给美国。美国的版图一下子扩大了一倍。新奥尔良,就这样成为美国的一个城市。
然而,新奥尔良人太为自己的法国文化遗产自豪,很多人很多年拒讲英文。这种只讲法文的传统,近二十世纪下半页才开始转变。但是,在市内,古旧的、上百年的法式建筑,仍然保留着。在那些窄小的、两三层楼的街区流连忘返,看到窗口和阳台上的鲜花和满眼都是的法文招牌,你会以为自己是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小城漫步。那街头停留的马车,可能就是等包法利夫人和情人幽会的车。时空的错觉让我亲历《觉醒》的女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好像她离开了自己豪华的法式宅第,就在两个街口后,租了一间房子,开始绘画,表达自己对新生活的渴望。
法式街区,如今被称作“法国角”,是新奥尔良最古老的街区。上百年曾经主要居住着法国移民和上流社会成员。二十世纪初到八十年代,由于房租便宜,逐渐演变成一个艺术家和穷人居住区。1965年这里被国家确定为历史保护区。近三十年来,房租高涨,穷人与艺术家纷纷被迫迁出,这里成为新奥尔良的旅游胜地,街两旁是数不清的小旅馆和餐馆。
每天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街区里漫游,寻找旧时代的浪漫。浪漫,弥漫在新奥尔良的空气里。夜晚降临的时候,法国角里飘动着法式美食佳肴的香味。虽然是隆冬,餐馆的窗户还都打开着,鲜花盛开。我们坐在餐馆里,享受着身着盛装的侍者的服务。所有的侍者都是男性,因为上百年前,餐馆里是没有女性做侍者的。
法国角里,比人似乎还多的是法式小酒吧、咖啡馆和法式的糕点。我在这里吃到的法式面包角是我吃到过的最好的面包角。吃一口面包,抿一口咖啡,嘴中的东西似乎就溶化了。我和儿子在一个优美幽静的小咖啡馆里吃早饭。那时还小,还不被允许喝咖啡的儿子用中文问,“妈妈,咖啡latte是什么?” 还没等我回答,一个人就用中文回答上了。我们回身一看,是一个银发碧眼的老人,靠着窗,喝着咖啡,看着我们。我们惊讶他会中文和他的标准的北京话。原来他出生成长在世纪前半页的北京,父母是比利时传教士。而他的太太,是一个中国女人,白发盘在头顶,戴着金丝眼镜,在旁边阅读《纽约时报》。他们就住在这法国角里,继续说发文,好像在继续着他们一生的异国浪漫。
夜晚来临,在法国角的酒吧里,到处都是爵士乐和喝酒的人们。那些在法国式的小巷里漫游的人,在酒和爵士乐下聊天,享受南方的风。法国角是不夜的街区呀。夜深了,想回旅馆的时候,马车会送你去,马蹄磕在石子路上,得得得的,回响着旧世界的余音。
我在法式的小巷里到处寻找凯特·肖邦的房子,最终也没有找到。然而我并不失望。法国角为我理解凯特·肖邦提供了具体的感性经验,新奥尔良碧蓝碧蓝的天空和波涛汹涌的海洋让我理解了觉醒后的女主人公走向海洋,向海洋深处游去的自由,忘我和欢欣。她最终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离开法国角,我们也到新奥尔良的港口和其他街区里去看一看。使我们吃惊的是市中心的空旷和黑人街区的脏乱差。在这些街区里,我们连车窗都不敢打开。街上到处都是无事可做的人乱涂乱画的图画,诉说着暴力和不安全。二三十年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的中产阶级都纷纷搬到了郊区,而穷人却源源不断地搬入城市。城市成为贫穷和犯罪的渊薮,新奥尔良是美国穷人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活在美国贫困线下的人在那里占27%,居全美之首。
而在上星期这场毁灭一切的飓风和洪水灾害中受难的,主要是这些穷人。这些穷人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又是非洲裔美国人。他们的黑皮肤使他们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底层。
痛定思痛,这两天来美国主要媒体都在惊呼美国的贫困和贫困导致的新奥尔良的悲剧。《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琳·道特干脆用 “可耻的合众国”来指称美国的贫困。中国读着熟悉的武思道用题目《更大的耻辱》指出飓风克里斯娜揭示的是美国的更大的问题,那就是美国越来越多的人陷在贫困的圈子里。是贫困使穷人无法离开新奥尔良去躲避飓风和洪水。
到新奥尔良的旅行,使我看到了新奥尔良的历史,那迷人的法国角;也看到了新奥尔良的现在,那在法国角之外的大部分地区。而这场飓风洪水灾难,暴露了美国社会中,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几乎不讨论的阶级、种族问题。飓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悲剧却是可以避免的。之所以不能避免,是因为大部分的新奥尔良人生活在今天的法国角之外。
新奥尔良:欲望号街车
对美国文学和电影稍微熟悉的人大概都知道由美国著名戏剧家田纳西·维廉斯创造的戏剧和卡赞导演的电影:《欲望号街车》。戏剧于1947年首演,第二年获普利策奖。电影除了1951年获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外,还于1999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认证为国家瑰宝,成为国家收藏品。
《欲望号街车》是美国文化的里程碑。故事讲的是贫穷与梦想的冲突。一个家道曾经富有的南方种植园主家的贵族小姐布兰赤·杜博,在世道变化之中--这世道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和四十年代的二战,家道逐渐没落,最后落得一贫如洗,只好来到新奥尔良,投奔自己的妹妹。而妹妹显然曾在以往的家书中谎报自己的生活。当姐姐来到新奥尔良的时候,发现妹妹嫁给了一个粗鄙、粗暴的工人,住在法国角的贫穷的街巷里,过着丈夫天天喝酒,玩牌,动不动就打老婆的生活。
对贵族小姐布兰赤来说,这种生活不谛是噩梦。噩梦的场景如此不真实,她不得不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幻想这世界里有另外一种生活。在那种生活里,她的生活安定。人人都有礼节,男人彬彬,女人袅袅。那种生活是她的西方的整个历史、文化传统的梦想--她曾是一个英语文学教师,可以背诵数不清的伟大的诗歌。而现实却每时每刻都与她的梦想相反。梦想在现实面前如此脆弱,不可一击。在贫穷中挣扎,在贫穷与时时刻刻的暴力中,在所有的梦想都打碎,最后居然被妹夫强奸,在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之后,她彻底地崩溃了。她精神失常了。
新奥尔良和法国角,就这样以贫穷和疯狂载入美国文化史册。在贫穷面前,光荣的西方文化和历史不堪一击。在贫困与挣扎中,人对生活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最后连人本身都无法继续生存。
难道半个世纪前那来自南方的田纳西·维廉斯不仅揭示了当时,而且预视到了今天?在新奥尔良的飓风之后,我们看到的灾难,我们看到的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在克里斯娜飓风到来之前撤离,结果是倾家荡产,无家可归。这个灾难,这个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之一的自然灾难,根本的原因,也许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因为,这样强烈的飓风在美国并不是没有。佛罗里达州去年的台风埃文不比这个小,损失却比这个小得不值一提。新奥尔良的灾难,根本的原因,是在新奥尔良这个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2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这27%的人是靠国家救济金或卑微的工作谋生的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很多人根本没有汽车,无法自行撤离。而且,由于是月底,国家的救济金还没有发放,他们很多人手里一个钱也没有,无法乘公共巴士离开。他们只有眼巴巴地梦想,但愿这次飓风如以往的一样,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强烈。在新奥尔良,但凡有一点办法的人,都在飓风到来之前已经离开了。留下的是绝大部分是穷人,白人穷人和黑人穷人--黑人占大多数。
在飓风到来之前,甚至在飓风存在之前,其实,新奥尔良一直是在贫困和犯罪中挣扎的。1947年,贵族小姐布兰赤出了火车站,搭“欲望号街车”到达市中心法国角,看到的第一幕就是男人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如果你在飓风到来之前到新奥尔良,你会看到什么?据《费城询问报》记者卡斯报道,今年从1月1号到8月19号,新奥尔良共有谋杀案192例,几乎每天有一个人被谋杀,谋杀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如果你无法想象这个现实,你可以这样想一下。在纽约这个有8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去年共有572人被谋杀,但是在新奥尔良这个也就是纽约八分之一大的城市里,去年共有264人被谋杀。
飓风之后的抢劫等等,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的抢劫并不是趁火打劫,而是出于生存的必需。但是,让我们从学校的状态看看贫困的面貌,也就看出了烧杀强掠的面貌。
新奥尔良的公立学校系统是全国最差的。据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鲍伯·赫伯特说,这个系统居然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教职员工。课堂更是一团乱。6万名学生去年有1万名被勒令停学,1千左右学生被开除。半数学生不能在四年之内学完高中课程。
我们不难设想这些被开除了的中学生在街上干什么。不难设想六分之一的学生被停学在家干什么。如果他们的父母,就在欲望号街车到达的每一个站上喝酒打架,他们也只会大打出手而已。如果他们的母亲的梦想仅仅是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打我,在丈夫或男朋友打了她们之后,她们还忍气吞声,接受丈夫的性暴力,我们都可以想象新奥尔良贫困的女孩子的生活。
在看到新奥尔良的社会现实之后,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也就不让我们吃惊了。让我吃惊的是《欲望号街车》这部伟大的作品的揭示力量。欲望,在这部作品中,是生活的欲望,是亲情的欲望,是爱的欲望。布兰赤小姐是乘欲望号街车到达新奥尔良最古老的街区法国角的。但是,在贫困中,所有的这些欲望都被粉碎了。只有暴力,包括对弱者实施性暴力的动物欲望留存,并胜利了。这就是在飓风之后我们看到的情景。
新奥尔良:人性不恶,生存饿
新奥尔良卡特丽娜飓风之后,媒体曾报道那里发生过抢劫强奸等等。美国的媒体,既使在报道这些新闻的时候,也显出强烈的不安。这个不安不是对报道这些事件的不安,而是寻找词语的不安。
到底该怎样形容这些到商店里拿东西的事件:是looting(抢劫), finding(找), 还是 foraging(找吃的东西)?哪个词更准确?面对饥饿,面对绝水,到商店拿面包和水,是否是抢劫?如果你三天三夜没东西吃,没水喝,你旁边就有个小店,你是否会到那个小店找吃的喝的,还是你静坐在洪水中等死?
在布什总统说对抢劫者“一个也不容忍”之后,美国舆论大哗,纷纷质问总统:你怎能不容忍饥饿了三天的人到没人的商店去找东西吃?这些人本来就是穷人,他们的家中并没有存粮?
这几天来,美国媒体又出来讨论,一个又饿又渴的人到商店拿东西,是否应该算抢劫?所谓抢劫,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语言学家乔夫·纳波格认为,抢劫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因为looting这个词,历史上是英国军人在印度的所作所为来的,描述的是有权力的人对无权力的人的掠夺。这个状况并不是新奥尔良的现实。在飓风之后,我们看到的情景是老百姓到街头小店拿东西回家,如果拿电视机是一回事,那可以算作趁火打劫。但是,大部分人去拿的事面包,水,孩子的尿片布等等日用必需,这个词根本不适用。
美国民主党主席豪沃德·迪恩也发表讲话指出,所谓“抢劫”,是一个视角的问题,也就是怎样看待这些行为的问题。在联邦政府三天后救援还没有到达,成千上万的人在大体育场里没电没水没吃三天之后,人们跑到街上找吃喝,我们应该检讨的是政府救援行动的迟缓,而不是指责那些在危难中不得不自救的人,虽然这种自救手段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是犯罪,但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得已为之的。
在飓风到达之前,陷在灾区没及时出来的新奥尔良人, 95%以上是住在城中心的穷人或者是老年人。新奥尔良是美国最穷的城市之一。贫困到什么程度?贫困到27%的人,也就是在这个不到五十万人口的城市,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同时,这是一个黑人占大多数人的城市,67%的人口是黑人。黑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上一直占美国人口中的劣势。新奥尔良的黑人中,65%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家中没有丈夫,是单身母亲家庭。
以新奥尔良的学校为例来看那里的贫困。新奥尔良的公立学校,93%的学生是黑人。因为除了穷白人之外,那里白人的孩子绝大都上私立学校。路易斯安那州教育部门认定,新奥尔良的这些公立学校,47%教学成果不合格;另有26%的教学成果是在警告线上。去年6万中学生,有1万名被勒令停学,1千左右学生被开除。在新奥尔良,四分之一的成人没有高中毕业。
这就是不被人知道的新奥尔良。贫困的、犯罪率大大高于美国一般城市的新奥尔良。
这些数字也许太空洞,似乎没在人性的高度,却是在阶级和种族的低度上。但是,这些数字说明了那里的人口构成状况。毋庸赘言,美国,如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是一个阶级社会。由于美国的多种族,在种族问题上比那些种族相对不那么繁杂的社会,比如中国,种族问题就更为突出。在分析新奥尔良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时,对阶级与种族问题视而不见,动不动就人性的高度,似乎离题太远了,也违背分析问题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根本原则。
人性是否善恶?孟子曾相信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孟子的意见。而我却相信,在新奥尔良,不是人性之恶,而是生存的恶和饿,导致了飓风后的一时暴乱。作者信息
作者:沈睿
简介: - posted on 03/20/2009
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
一、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创立
1970年,美国女权主义者中的学者 / 行动家们,在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决定建立妇女研究,在大学开创妇女学课程,美国大学第一个妇女研究所由此在加利福尼亚圣蒂亚哥州立大学成立。1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建立这个学科的先驱者们决没有想到这个学科领域会发展得如此成功和壮大,在美国的学院中的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现在,美国大学中有七百多个妇女研究系或所,妇女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大学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交叉学科。据美国教育部统计,百分之十二的全美大学生从妇女研究学科取得学分。虽然目前授妇女研究博士学位的学校还不太多,但是,妇女研究学科中的研究生已经有相当大的比例。1978年,“妇女研究”第一次作为索引条目出现在《国际博士论文提要》中,到1985年,八年中,这个条目下的博士论文提要达一万三千多部。“远非时髦,如许多非议的人预言的,妇女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部分。”布郎大学历史系教授马瑞·周·布赫在其为《女权主义的政治:三十位开创母亲的证词》写的序中说。2
妇女研究学的创立,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但是,三十多年后来看这个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很多在妇女研究领域的人都惊异地感到,妇女研究从一出现就好像铺天盖地,一夜之内就开起花了。比如,1976年,妇女研究学科在美国出现七年之后,国家妇女教育咨询委员会对妇女研究学科进行统计。统计的结果是,那时全国就已经有270个妇女研究系所,共开了一万五千多门课,参与的学校有1500多所。全国有850多位教师专门从事制定妇女学科课程,教授课程,这些课程,有的逐渐成为妇女研究的核心课程。主要的核心的课程有“文学中分妇女形象,”“性别角色的社会学”,“美国妇女历史”等等。1981年,妇女研究系所在全国已经达350个,增长的速度是任何学科都不能比拟的。在建立妇女研究系所的同时,这些女权主义学者也积极联络,召开各种学术会议,组织学会,推动妇女研究的发展。美国文学和语言教学最大的协会,现代语言协会,在这个方面成为领导力量。1968年,协会内成立了“妇女地位和教育委员会”。随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也相继成立了相似的协会。妇女学科的发展,是和学者-行动者们的其他工作分不开的。为了推动妇女研究学术的发展,1972年,芙劳润~斯郝,保罗~劳特等创办了“女权主义出版社”,并发行了学术交流的信息刊物,《妇女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这个刊物最终成为妇女研究中最主要的刊物。同年,另外两个杂志《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和《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也相继创刊,1975年,《标志》(Signs) 杂志创刊。所有这些跨学科的刊物都对这三十多年的几代女权主义学者和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7年,在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国家妇女研究协会成立,几年之内,协会的年会就吸引了一两千参与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成为美国女权主义发展的基础。
妇女研究的最初十年是最困难和艰苦的阶段,不仅仅是在各个大学建立崭新的系所需要很多的力量,而且,要想办一个系所,需要机构落实,课程设置,与非议的势力斗争,协商,妥协等等。女权主义学者/行动家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妇女研究也在重重困难中成长。历史上看,美国的大学从1860年代开始接受女生。从那时起到20年代,女性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一直平衡地增长。但是,到了30年代,女生数目开始降低,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女学生数量降到一个新的低水平。50年代,正是贝蒂·弗瑞丹写<<女性的奥秘>>的时代,正是美国的妇女回家去作家庭主妇的时代。比如,在30年代的美国,每七个博士中就有一个是女性,但是到了50年代,这个比例下降到每十个博士中只有一个是女性。从总体上看,美国妇女的高等教育,七十年代时还不如三十年代。一直到1976年,美国的女大学生人数才达到大学生总数的45%。因此,女权主义学者们在建立妇女研究系所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发展史。她们不仅标志着女性回到学校,也标志着女性参与大学教育的开始。1970年,美国共有3976名女性获得博士学位,十年之内,这个数目增长了三倍。1977年,美国博士学位的30%是授与女性的。正是这些新的博士们开始了大学的妇女教育,妇女文学,社会教育等等,这些新的教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最初的妇女研究系所带有强烈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印记。位于纽约市内的亨特学院的“妇女研究集体”发表了一个纲领性的宣言,生动地表达了妇女研究的政治敏感性。这个宣言说:
“妇女研究不仅仅是对妇女的研究,它是把妇女的经验放在研究过程的中心的研究,它以问题、分析和直接与妇女的经验有关的理论来检验世界,检验居住在世界的人。”
也就是说,妇女研究是以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的的研究,以女权主义理论为武器的重新检验世界的女性的集体努力。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教课,组织项目,发展教学计划的过程中,变成了女权主义者。很多人回忆这个过程,都不约而同地肯定说,是妇女研究系所的发展把她们从所谓纯粹的学者变成了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很多人开始都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在建立妇女研究学科的学者中,一部分人是重新回到学校的妇女,她们在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在妇女运动的影响下回到学校,拿到博士学位后,在大学任教,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她们的经验密切相连,她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女权主义学者。另一部分人则是年青的妇女,在大学开始任教后,由于担当课程,开始走向女权主义。有意思的是,当时,教授和学生一起学习,参加“提高觉悟”小组等等,并不是不常见的。这些新的教授在大学里声音微弱,不仅因为她们刚刚走上讲台,是新人,还因为她们都没有终生职,还面临着学术和事业的压力。在大学内,反对的声音也比支持的声音要大得多,毕竟,妇女研究,对那些已经在大学工作了一辈子的西方文明的传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新概念。这些早期的在妇女研究领域的学者,就是在自己要学习,要教书,要在学院内立足等等压力下开创妇女研究的事业的。
在建立妇女学的努力中,学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学生喜欢选妇女研究的课,课往往从小班迅速发展成大班,上百人的班等等,对妇女研究在学院内立足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的热情证明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结果是那些反对的人面对学生的热情也无话可说,妇女研究得以生存,发展正是教师,学生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妇女研究最初的课程设置带有革新性,带有师生共同做决定的色彩,很多课的教学法与教学的内容都与一般的课程都不一样。比如,“参与民主”是妇女研究课教学的一大哲学基础,至今也是妇女研究教学法之一。所谓参与民主的中心思想是动员每一个人都参与课程的建设,把每个人从孤独与隔绝中拉出来,形成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共同的信仰是,从个人的生活到政治运动,从历史到文化的每个方面,一切的知识都是建立在个人尊严和民主参与之上。换句话说,在这样的课上不是教授决定学什么,而是大家共同讨论学什么和怎么学。这种教学哲学对妇女研究的课程有决定性的影响,影响了妇女研究课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学发本身也是妇女研究课的一个内容。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怎样教和怎样学,探索教与学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探讨基础上,女权主义教学法成为妇女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成为今日妇女研究系所的重要部分。(我自己在教“妇女研究入门”课时,每个星期都必须参与教学法讨论课。这种课对如何教课,非常有帮助。〕
另外一个参与妇女研究建设的学者学生的共同信仰是通过批判性的教与学,可以带来社会变革,改革社会和改变文化。由于妇女研究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而女权主义运动又与当时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要求知识民主化的知识分子的新左派运动密切相连,妇女研究领域的学者和学生都对通常课堂中产生的知识不平等格外敏感,比如,阅读材料上一般的社会人文学科以往都主要是男性作者,在妇女研究课上,就强调加大女性作者的比例,或者,就以女性作者为主等等,还比如,有时在课堂上女性通常不爱发言,有些男性却滔滔不绝,该如何处理这些情况等等,妇女研究学科的创立者们都此进行很多考虑。最初的妇女研究系所的教师们还在全国内出版了《激进教师》(Radical Teachers)信息刊物,交流教学法,提倡新的教学法。在保罗·福莱耶的书,《被压迫者教学法》(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一书在1968年被翻译成英文后,妇女研究成为试验新的教学法的一个基地,对三十年来美国高等教育教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到了先锋作用。
也许在教学法中,我个人体会最深的是教与学权力关系概念的置换。在一般的课程中,教师是权威,学生跟随老师学习权威认为值得学的东西。在妇女研究的课上,学生领导的讨论课,个人经验,小组讨论,学生报告等等都是最通常的教学方式。教师并不是权威,而是组织者。一个当年教第一门妇女研究课的教授回忆当时的感觉,“我们是先锋,创造一种不同的课堂,非等级的,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但也是个人的,以妇女为中心的”课堂。“这是我们谁都没见过的课堂。”在这个课堂里,师生是平等的,打破了以往的权力关系。妇女研究课是争取男女平等的课程,因此,平等这个原则在每时每刻都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种族,性别,国别,年龄等等的平等,在妇女研究课的教学中甚至体现出绝对的倾向。另外,在妇女研究课上,师生都有强烈的愿望来重新理解认识自己,社会和文化,而且都抱着改变既存社会的理想。“改变自己,改变社会,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种对个人和社会改革的承诺是女权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也体现在课堂的教学中。比如,课堂上,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反思和批判,对其他人进行帮助,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父权社会对人的教育经年历久,好像成为自然,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去自然”的方式。学术与个人的政治相连,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在妇女研究课上,学生也要参与很多社会工作,帮助和改变妇女的地位,比如,学生参与被虐待妇女救护中心,救护热线等等,如州立纽约大学芭福楼分校的妇女研究创立者们说的:
“教育将不仅是学院性的经验,教育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改变妇女思想和行为的过程。教育必须是建立一个新的、更完美的社会的奋斗。”
妇女研究学科就是在这些思想和教学事件中诞生成长的,形成在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的学院领域。先驱者们的理想,制定的教育哲学基础,都对三十年来的妇女研究系所的建设有决定意义,也对美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社会中提倡的多元文化,多样性,都是从妇女研究学开始的。妇女研究学对美国的社会文化改变有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不了解女权主义的人,很难理解美国如何走到今天的。
二、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发展
1837年,美国精神之父之一,那时三十多岁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这样定义美国的学者:学者要“把事实从表面现象中揭示出来,鼓舞、提出、引导(男〕人们。”八年之后,他的好朋友,玛格丽特·富勒,那时也是三十多岁,这样勾勒出妇女的需要,无论妇女是学者还是非学者:“妇女需要的不是以妇女的名义去行动或统治,而是如自然一样成长,如知识分子一样明察,如灵魂一样活得自由而自在,以展示她先天具有的力量。” 也许没有比这两位美国精神的先哲的预言对今日的妇女研究更为准确的描述了。爱默生和富勒的理想是一百多年后美国高等学院里的妇女研究专业的目标。从妇女研究在1969年第一次出现在高等教育的课程表上,这个目标始终如一。大学的妇女研究成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爱默生所说,妇女研究的教育强调学者的道德作用;如富勒所说,妇女研究给妇女提供一个机会,实现和展示她们的能力和力量。
妇女研究相信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妇女研究可以说是最为“美国”式的,体现了美国文化的精髓。美国的教育,与中国的教育,有根本的哲学思想的不同。中国文化相信,“学而优则仕,”教育的根本目的根本是为了当官,发财,或光宗耀祖,或耀武扬威。美国的教育,从哲学思想上看,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勒康麦格所说,教育起着宗教的作用,那就是塑造一个人的品德,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种信仰说明了为什么美国的教育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充满活力,充满创新的精神。较之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教育,美国的教育具有无法比拟的创新精神。美国独立之后,美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力量就是发展教育,建立了一个世界上举世无双的公立教育系统。非宗教的,强迫的,税收制度支持的教育系统,在十九世纪蘑菇般地出现在美国辽阔的大地,为美国二十世纪的兴起培养了一代有一代的理想主义者。被称之为美国教育原则的创始人的霍拉斯·曼,也是爱默生和富勒的同时代人,信心十足地相信,“教育是道德的创新者,”也是“人类条件的平等者,社会机器平衡轮,和不可梦想的财富的创造者。”
美国的教育,从1636年创建哈佛学院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近二百年里,对学校的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似乎没有什么疑义。那个时候,学校的目的是训练神职人员,转述欧洲文化,培养精英和领袖阶层。在一个清教思想占主导的社会,在一个神职人员是精英的社会里,教育的目标和职业目标是一致的。受教育就是为了作神职人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复杂性的发展,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820年代之前,传教授内容主要是古典文学和哲学,诸如希腊语,拉丁文,圣经等,以及为数甚少也极为浅显的科学。1820年代,商业化、工业化和交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对这种教育内容进行了挑战。古典文学和哲学,对美国的“建国父亲”那代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继续这种教育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到1870年左右,美国上下,从学生到公众人物,都纷纷要求改革教育内容,要求教育包括现代语言与科学。当时的新罕布尔州长维廉普拉莫论争说,美国的教育要”追求人为的、试验性的课程,以适应(男)人对这个世界的商业和责任”。正是这种教育与现实的关系,美国的教育的内容一直处于一种不断更新过程。比如,我任教的大学,今年实行了新的课程改革。在学校在进行新课程改革培训中,我才得知,我的学院的课程改革基本上是四十年一次。对一个有近二百年历史的学校来说,一次课程改革不亚于一次脱胎换骨的更新。
把妇女研究放到美国教育内容发展和改革史中,可以看出妇女研究与美国整体教育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妇女研究的出现是历史和现实变化的反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时代里,妇女研究应运而生,适应了美国社会转变的需要,与美国妇女的教育发展密切相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69-1970学院年间,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妇女研究开始出现,一个有系统的新型学科和学院知识孕育并出生。这年,全美国的大学一共开了17门妇女研究课程。康奈尔大学的某个年青女学者收集并发表了一本薄薄的书《女性研究(第一号):课程计划和阅读单收录》,为开妇女研究课提供参考。到1970年底,一百多门课已被创造出来。到1971年底,600多门课被创造出来,到1973年,80多个妇女研究系所已经建立,开了2000多门的课。到1980年,350多个妇女研究所已经建立,2万多门课已经遍布美国高等院校。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到的,到2000年,美国高等院校已经有700多所妇女研究系所,128所可以颁发硕士或相当硕士的研究证书学位,还有十来所大学授与妇女研究博士学位。在短短的三十年里,妇女研究从无到有,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对美国的社会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我在多种场合说过,一个对妇女学,对女权主义力量毫无了解的人,今天在美国大学恐怕很难立足。我知道有一些中国学者访问美国,或对女权主义充耳不闻,或根本鄙视女权主义理论,好像只有不带女字在主义才能算思想。我只能感叹,唉,人只能理解一个人头脑允许他理解的东西,既使是再聪明的人,也不能超越自己的头脑。
妇女研究学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深入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它改变的不仅是教学课程,而且改变了学生入学人数。从2000年起,美国的大学,女学生总人数已经超过男生。在美国的主要大学里,女生人数都超过男生。近几年教育界很有一些人在惊呼,这样下去,高等教育将是女学生的天下,男生数量在缩小,男学生质量下降,也许有一天,男生大概都不能与女生在大学竞争。如何帮助男生成为近几年出版物中的热门之一。去年我为写女权主义理论介绍,一下子就买了8本关于男生以及男孩子在社会上处境落后的书。我自己在学校教书,我的孩子是个男孩子,我也很想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在发生什么变化。除了直接影响到女性的教育机会外,妇女研究影响了人文学,社会科学和科学史的几乎所有课程。文学,历史,社会学是女权主义的最初阵地,很快,心理学,人类学,教育,政治学,哲学和法律就纷纷倒戈,成为女权主义理论实践的一部分,女权主义改变了这些学科的面目和他们所提供的课程。在两年制的社区大学中,很多技术和实践课程也开始增加女性的分量。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课程的改变,反映了妇女研究的最根本的目标:发展妇女的潜能,展示她们先天具有的力量。
妇女研究的发展与应用女权主义理论进行学术研究同步进行的。研究,写作和出版与妇女研究学的建立同步,给在大学里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提供交流和提高的机会。多家女权主义出版社和十几种学术刊物相继建立和出版,到1979年,女权主义研究目录年度索引不得不出两大卷来包括主要的出版物。妇女不仅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题目,妇女这个题目还改变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妇女的历史,妇女的角色和贡献成为任何学科探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妇女研究也与妇女运动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1960年代,妇女的角色和雄心从传统上有很大的转移。美国的1950年代,是双职工家庭崛起的年代。二次大战之前,美国的妇女参与工作的主要是未婚的女性,如果是已婚的,通常是贫困的黑人妇女。到了1960年代,无论阶级和种族,妇女已经参与各个行业的工作。1975年,50%的妇女都参与拿工资的工作,其中70%的人是全职工作。与妇女参加工作相辅相成的是出生率的降低,家庭模式的多样化,以及妇女对平等和自治的要求。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妇女运动、特别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理论的发展又把妇女提到政治的、立法的、公共讨论的领地之中。美国的堕胎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最高法院通过的。从内部中看,妇女运动是一个教育运动。妇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教育自己也教育社会来理解社会现实和历史,来理解妇女在历史和现实的地位,作用。
女权主义理论塑造并推动了大学的妇女研究学的发展。那些不在学院教书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和理论,给妇女研究提供了新的想法,信息,并在学院的研究中被证实或受到挑战。大部分的理论家都在学院工作,直接地影响了妇女研究的发展。弗吉尼娅吴尔芙是妇女研究学的中心之一,其他的,如贝蒂·佛利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蕾的《性别的政治》,苏珊·格理芬的《色欲出版物与沉默--文化对自然的强暴》,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强奸》等著作都是当时最强力的思想武器,是妇女研究的比读书目。多很多人来说,妇女研究是女权主义的“学院臂膀”。如此说来,妇女研究就有三个任务在肩:研究、教授关于妇女的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结束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性别歧视;把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结合起来。大学里学者教授和社会上的妇女工作者相得益彰,互相营养,互相支持。社会上的女权主义者为学院派提供研究的题目,学院派给女权主义行动者们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促进美国的立法,政治的改变和社会进步。
毫无疑问,女权主义对学术,人类有史以来的学术和知识,提出了一个道德挑战。女权主义要求学术和知识为妇女服务。在1975年广泛阅读的一篇心理学家马利帕里的文章中,帕里总结了有关妇女的三种心理学知识:关于妇女的心理的-这种知识充满了对妇女的误解;反对妇女心理的-这种学术以貌似客观科学的名义贬低妇女;为妇女的心理的知识-这种学术要求新的对妇女心理的阐释,从而暴露过去的知识的片面性。其他学科也面临着同样的议题。
这个挑战使一些对女权主义并不了解的人对妇女研究产生了敌意和误解。有人的人认为妇女研究只是极端女权主义者对常识、理智思考或人类文化风俗习惯的攻击,所以妇女研究没什么真正的知识,只是对男性的批判。还有的人认为女权主义者都是一些厌恶男人的同性恋分子,或者是嫁不出去的丑女人等等,所以妇女研究是发泄对男人的仇恨等等。有些人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男人也是女人创造的,为什么非要把过去中没有女性这部分补上来?没有必要,对历史的性别思考毫无必要。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人也在学院工作,他们并不意识到历史是一种从某个角度的叙述,他们坚信“常识”的永久性,就如同加例略之前相信地球中心的常识一样。
妇女研究坚持的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各个学科都产生了影响,提出了很多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探索了很多从未探索的领域,扩大了知识的范畴。最初,在各个学科中,女权主义学者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妇女在哪里?”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引发了知识的新爆炸,人类历史一半的主体的历史终于被提到知识的日程上来,有关这一半的知识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发现那些值得被发现的女性成了最初的妇女研究学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很多被遗忘的名字重新放出光彩,这种“弥补历史”的努力同时也有自我发扬的目的:寻找妇女的榜样,提高妇女的自我意识,创造积极的自我形象。与此同时,很多女权主义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促进妇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968年,政治学妇女讨论协会成立,1969年,妇女在历史学职业协调委员会成立,1970年,从事哲学的妇女协会成立,1971年,从事物理学的妇女学会成立。这些组织如雨后春笋,对推动妇女研究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妇女研究出现发展在六十年代末,说明了那个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在发生深刻的、影响深远的革命。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学生的变化说明,美国的大学在从象牙之塔的少数人精英机构向大众教育转变。这是史无前例的。1955-1965年间,美国共有3百万人入大学,这个数目比上三十年总体人数还多。也正是这种变化,妇女研究的出现并没有造受到什么大的机构阻力。学术自由保证了学者所教授的内容的个人负责制,大学教育的多种目标也帮助了妇女研究学科的发展。美国的大学教育,,从1890年以来,就致力于以下三个目标:职业性的教育,自由人文教育,以及发展专长。这三个传统的目标在1960年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高等教育在这三个互相激励和竞争的目标中形成新的结构。1960年代,美国的大学也成为社会改革的前锋,专注与社会公正和发展,妇女研究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尽管传统的学术还存在,1960年代,美国高等院校对新的思想,对理论革命张开双臂。极具影响的著作,托马斯·库恩教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论证,既使是自称客观的科学也并非“免价值”的,相反,对世界的描述本身永远体现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其他学科也不落后,文学和文化的理论爆炸使文学的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女权主义为各种研究提供了目标,社会历史为研究带来了方法和资源,双方都如此必需,缺一不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里,妇女研究学的发展受到广泛的支持,很多支持者本身都是男性。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系主任等等那个时代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回应妇女研究学问题,支持妇女研究学的发展,对从事妇女研究学的学者给予道义和物质的支持。妇女研究学在美国的最初发展是和两性的合作努力分不开的。
三、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议题与方法
妇女研究系的课程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睁开眼睛”的学习过程。我还记得刚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我选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历史课的阅读内容,几乎篇篇都给我打开一个新的思考的世界。那个时候我像一个饥饿的人,囫囵吞下读的每一本书,为每一本书的内容激动,每天都好像是在听真理的妙音。这种感觉,好像是无法比拟的幸福,是一个人觉醒的幸福。我在妇女研究系学习的课程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并使我的生活美好起来。在人生的沧桑中,我第一次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且,毫不羞愧地说,我能做得力所能及地不错。使每一个人相信自己,是女权主义主义理论的根本出发点。
现在为写这些文章,我阅读了一些关于妇女研究历史的书和文章,我发现和我分享这种发现自我的共同经验的人,男性女性都有,在美国的大学里,真是数不胜数!很多人在妇女研究课上都有共同的经验。妇女研究课在改变学生的心理和认知能力上好像一场改变生命的爱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向。斯蒂姆森在描述许多人的经验的时候,是这样写的:“由于接受和逐渐发现这些知识排斥、扭曲和缩小自我,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又着迷,又陌生的感觉。”3这种感觉导向对一切信念的怀疑。对习以为常的信条的怀疑。从“女主内--妇女的位置是家庭”这样的几千年来的信条,到“女人是被阉割的男人”这样的理论性、心理学的所谓“真理,”这些理念都受到挑战。怀疑和挑战并没有导向否定,相反,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一种快乐的发现-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发现自己的真实经验,重新创造现实。这种快乐开始于把妇女当成主体来看,结束于对妇女自己力量的信心。在学习女权主义理论中,很多人发现他们经历了两个认识经验的过程,一个是解构过程,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建构过程,一个的新的主体,或新的理论在批判中建立起来。
在妇女研究的学术中,这个解构-建构的过程非常明显。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罗·吉利甘(Carol Gilligan)。她于1982年发表了她的研究结果《以一个不同的声音》。她研究的是女性的道德发展过程。吉利甘重新检验了自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学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新的测验,试验。她的研究成果最终改变了八十年代以来的心理学方向。弗洛伊德的理论宣称女性缺乏发育完全的道德感。吉利甘的哈佛大学同事劳伦斯·寇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曾对从同年到成人的道德感的发展进行了六个阶段的划分。根据寇尔伯格,女孩子或女性只达到第三道德发展阶段,就停滞不前了。在这个阶段,善意味着帮助他人,让他人满意。男人,包括男孩子,都要超越这个阶段而达到第四,第五,第六阶段,在这些阶段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服从于宇宙性的公平的原则和规则。寇尔伯格的理论曾在心理学界有很大影响。吉利甘在论著指出,寇尔伯格的理论在试验方法上有很大的缺陷。寇尔伯格只观察了84个男孩子,就得出如此垄断的结论对女性的结论,其方法论就是靠不住的,其结果更是乱谈。其次,吉利甘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女性也包括进来,对男女的道德感发展进行对比研究。她发现,男女在道德感的发展上的确有不同的伦理阶段和标准,但是这些不同并不达到男性优秀而女性低劣这样的结论。吉利甘对现有理论的批判和对妇女心理现实的新的发现,既解构了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理论对女性的歧视,也在新的观察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理论,开拓了对妇女心理发展的新认识。
到了1970年代中期,由于妇女研究领域对各个学科的影响,对妇女进行研究的学术知识是如此朝气蓬勃,发展迅速,各个学术领域都似乎进行了一场看不见的革命。与此同时,那些学术的先驱者的成果被学院接受,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学术的一部分。那些对妇女研究有目也不睹的人也许会低估妇女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但是,只要你在电脑上打上几个关键词,你就会发现,妇女研究对各个学科的影响是无所不及的。妇女成为研究的主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方法论的讨论和变革。首先是怎样来看待妇女--妇女是一个阶级?一个等级?还是一个生物种类?其次是妇女的经验和男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很多学者在各个不同学科都记录和论述了妇女的不同经验,并比这些经验带进知识的殿堂。著名的学者,如杰尔达·勒纳(Gerda Leaner),朱丽·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琼·凯利(Joan Kelly),等等都在斯高特之前就提出为了把妇女的经验纳入历史,对历史的分析,需要一个新的、激进的修正. 历史学家、现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琼·斯高特(Joan Scott),向传统的历史实践挑战,于1988年提出“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的类别。”4她的论点几乎立刻成为经典的口号,现在没有人会对性别作为一个分析的类别有任何怀疑。5这些女权主义理论前锋成为后来者的起点。
为了把妇女的经验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学者们通常从两个相关的方面来入手。一些学者关注女性的不同于男性的历史,文化,工作和习惯。他们的研究对象完全关注于女性,女性文学,女性历史,女性心理学等等。另外一些学者则把男女怎样一切研究比较,经验社会结构和组织是怎样塑造男女的不同的。那时还是密执甘大学的研究生的人类学学者盖欧·如宾的文章《对性的思考:性政治的激进理论笔记》和《妇女的交换: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如炸弹一样,震动了学术界,她应用的方法就是后者。6如宾论证,如果心理学揭示了我们的意识,潜意识是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的,经济学揭示了商品和服务的关系,人类学揭示了家庭体系,如这些学科一样,妇女研究可以揭示性别,男性阳刚或女性阴柔这些所谓性别气质是怎样被特定的社会建构在人类这个生物种类的雌雄体上的。如宾的理论对后来的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分有很大的意义。
妇女研究学术的另外一个议题是记录妇女生活和教育中的性别主义。妇女研究的学者们都同意,男女关系与权力有关。在既存的权力关系中,男性对女性有更大的权力。相当男性来说,女性处于权力的弱势。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性别强化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对这个议题的探讨,学者们也从几个不同角度介入分析。有些学者受波芙娃的第二性的影响,认为妇女一直是处于服从地位的。有的人用恩格斯和马利·玻德(Mary Beard)的理论,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男女平均分享权力的时代。他们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深刻的问题,比如,如果曾有过这样的时代,何时何方,又是为何结束的?城市化以及经济发展这样的大型社会转变是怎样影响了男女以及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的?这些问题都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的道路。
对性别主义在现实和历史的探讨,经过了两个阶段。早期女权主义学术专注妇女被压迫的根源的分析,把妇女看成是社会的牺牲品,被动地被压迫。这种学术对认识父权社会有很大作用,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很多学生的愤懑和绝望。学生们感到没有希望,社会就是这样的,意识到妇女的被压迫地位,生活变得更没有希望起来。70年代中期,妇女研究学术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除了继续分析妇女在种族主义,强奸,性骚扰中的牺牲品地位外,妇女史的深入研究开始带来了新的思考。妇女是否有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是否都是被动的?研究发现,妇女并非完全被动,在历史上,妇女也是积极的成员,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样对杰出妇女的研究,对妇女作用的研究,对妇女的观点的研究纷纷涌现。妇女研究从研究妇女的“问题”转变到妇女的力量上来。
无论走哪条路走向对妇女的研究,妇女研究的学者都不得不面对怎样理解、阐释“性别的不同性”这个问题。男女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如果不一样,怎样不同?这种不同有多少是由生物种类决定的,有多少是由文化社会决定的?妇女研究学者从不同学科,特别是心理,社会,历史,人类和文化等方面探讨这个问题,揭示心理,社会和文化对性别的塑造过程。学者们发现,性别的概念与两个生产活动领域相关,一个是公共生产领域,一个是私人生产、即家庭生育领域。这两个领域格有自己的工作,前者由男性,后者由女性占主导。前者被看成是父亲儿子的领域,后者是母亲女儿的领域,前者拥有政治的、文化的权力,后者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在文化上被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对男女两个领域的研究导致了很多学术的产生。一是检验妇女是怎样被限定在私人领域中,从而处于服从地位的。二是专注妇女领域的研究,到底妇女的领域有多大,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变化,目的是什么。三是检验那些跨如公共领域的妇女的成就,动机和困难,发掘妇女的贡献。电影《铆工柔思》就是在这种话语中产生的。这部纪录片纪录了二次大战时女工的生活,赋与女工以应有的尊严。其他学者研究各个行业妇女的成就,埃琳·肖瓦尔特研究女作家,朱蒂斯·斯第姆研究空军中的妇女飞行员等等,不一而足。
到70年代中期,对男女性别的研究导致学者们分成两派。一派人--这派人被称之为“微小派,”承认性别的不同,性别的生理,心理的不同,但是认为,这种不同在工作、生命长短、道德能力、语言能力,基本素质和才能上、男女的不同实际上不是生理性的,不是由荷尔蒙决定,生理的意义不大,很微小。他们认为男女的不同是历史和社会性的,是历史和社会的构建形成的。这派人在妇女研究中占大多数。社会学家辛西娅·弗茨·爱泼斯坦(Cynthia Fuchs Epstein) 对这派人的位置总结说,“就近来研究的基础来说,男女的生物性区别,除了性与生育的角色外,这些区别与男女的行为和能力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早期的性别社会构建也可被成年的经验倒过来。逐渐增长的知识说明,在同样的条件下,从跑步到做研究,男人和女人可以表现出相似的能力,才能,雄心和欲望。这种条件如此有规律地变化,对男女具有决定性,更多地与社会中的权力分工有关,而与内在的性别不同没关。”7
另外一派人,被称之“很大派”,认为生物的性别不同与社会性别的不同有着比“微小派”相信的大得多的意义,不能简单地把生物种类的不同忽略不见。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不同不是女性必须服从男性、或女性在社会、家庭与社区中的性别不平等的基础。“很大派”的人可以概略地分为四个不同的小派别。第一是以学者卡罗吉利甘为代表;第二是以学者阿丽斯·罗斯(Alice Rossi) 为代表。这两派学者都强调生物性别的不同不能被忽视。罗斯认为生物性别的不同根本是由生物的进化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是生物的种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根植与物种的竞争与生存的体系之中。她认为妇女的身体是人类物种繁衍的载体,过分强调男女在做父母时的绝对平等不符合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自然界中的位置。8吉利甘没有阐述男女不同的问题,但是她强调妇女的特质对人类有好处,因为妇女先天就是好的。第三派学者以法国女权主义为代表。他们强调和庆祝女性与男性的不同。他们认为这种不同最深刻地表现在语言上,来源与男女身体结构,特别是父亲和孩子,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来源于潜意识,来源与欲望本身。第四派学者把男女不同看成是生物性的,是由女性的生育力决定的,由于生育这个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蜕化,男女性别不同本身也应该蜕化,男女将越来越同样。这些观点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多种角度,虽然没有统一答案,统一答案也是不必要的,这些观点要求我们对自然~哺育,生物~文化这些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意识到这些关系的复杂、隐蔽、和相互的作用,而避免简单结论。
与此同时,妇女研究激发了对男性的研究。虽然妇女研究把过去的学术称之为“男性的学术”,因为过去的学术忽视妇女,但是妇女研究真正地把男性,特别是男性气质的构建当成社会建设的一部分来分析和研究。另外一个研究的议题是家庭--男女在家庭中的关系与位置。对这个议题的研究同样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描述性的,对家庭的作用进行描述,对家庭对性别的建构的作用进行分析。南茜乔多柔等发现家庭是性别身份的摇篮。9另外一种研究核心家庭之外的可能性,对核心家庭的产生,作用等等进行阐述,也对家庭中的问题诸如虐待孩子,虐待妻子,妇女的双重负担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妇女研究对设定妇女是母亲和妻子而制定的社会政策也进行了分析,对这些政策是怎样使妇女的生活更困难进行研究。
最后,妇女研究也促进了对男女共性的研究。男女之间的共同处实际上是大于他们的区别的,过分强调区别,可能会强化男女的对立。同时,对妇女的区别的研究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因为妇女本身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会因为阶级、年龄、种族、国籍等等极为不同。对妇女的不同性的研究导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这将是下一篇文章的题目。
四、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成就与挑战
妇女研究学科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大学的许多学科的知识景观,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妇女研究学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和社会效力。但是,妇女研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从八十年代中开始,在妇女研究蓬勃发展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美国社会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 也就是里根政府的政治保守政策以及社会向右的、保守的方向转,女权主义理论遭到很多攻击,造成了社会上的一时的女权主义的“回潮”状态。在我看来,这种“回潮”或“停滞”也是发展中的正常过程。女权主义理论对学院的冲击在八十年代到达一个顶峰,已经改变了学院的很多学科的结构,在继续向前和向深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的速度放慢了下来,发展的面目不像早期那样立竿见影,也是正常的。因为,任何对社会结构进行改变的社会思潮或运动,在取得一定成功后都会有回潮或停滞的现象。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运动的失败和女权主义理论的破产。妇女研究面临新的挑战。自称第三浪潮的女权主义者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出现,她们对第二浪潮女权主义理论也有所修正。九十年代的妇女研究进入一个复杂的、多种潮流冲撞、蔓延发展的状态。
从总体的成就上看,妇女研究学科的议题和方法给人类的知识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以往的人类的知识以及对知识结构的理解,基本忽视了性别这个类别,把主要是男性创造的知识看成是人类的知识。妇女研究提出以性别这个类别来重新理解知识,人类的一半的声音终于被承认。美国著名的文学研究家,在中国也享有盛誉的W.C.布斯在1982年写到:“我最终接受了很多女权主义批判者一直在谈的东西。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经典是被男人建立的,阅读的书籍是男人写给男人看的,妇女只是偷看的人。”10 如同哥白尼提出重新看太阳和地球的关系一样,女权主义理论提出重新看待人类的知识,给人类带来的是认识论的彻底变革。
也许更具体的,是妇女研究给很多学科带来了新的活力。这些新的活力表现在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思考方法,产生了新的知识。研究,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不是这种研究可以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而是这种研究是否打开我们的认识视野。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是相对论给人类立刻带来了什么具体效益,而是相对论打开了我们看世界的视野。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这个学科在学院的研究中就具有这个意义。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新的思考方法激发了新的创造力,新的知识产生了。这些新的知识逐渐被接受。那些在学院中占统治和主导地位的学术或学科领导人,在学院里教书的教授,开始承认和接受女权主义理论对传统的挑战,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在80年代也与人文及社会学科的理论热潮结合,与后现代主义,后解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发展结合,逐渐成为学院的主流学术之一。
从边缘到主流,女权主义学院主流化的过程令人吃惊。妇女研究在出现的时候,本身是一个边缘学科。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也被看作是边缘的学者,不具备很重要的意义。然而短短的二十来年,女权主义改变了大学学科的景观,成为学院学术主流之一。成为学院学术主流的意思是,妇女这个题目成为各个学科中的一部分。一个以女性为题目的课程或博士论文被接受为理所当然的教学或学术题目。女性历史,女性文学,女性人类学,女性哲学等等,都是学院里课程的一部分。如今讲授美国历史,妇女的作用,伟大的妇女的贡献已经成为课程的一部分。不可能想象一部缺乏女性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教授哲学的时候,女性思想家的著作也是一部分。一部哲学史,不可能没有女性的思考在其中。可以说,各个学科在课程中都包涵女性的思想。成为主流是在研究、学术和教学中,妇女研究的题目,方法和视角成为学院的不容质疑的日常活动之一。这个革命过程是在80年代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完成的。这个完成的过程本身就是妇女研究成为主流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也是充满了矛盾和激烈的争论的。
妇女研究对社会现实也有直接的改变作用,这也是妇女研究的主要成就之一。妇女研究帮助改变了政府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在强奸、乱伦、怀孕、妇女为主的家庭以及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等等问题上,妇女研究揭示了比人们想到的要严重得多得多的问题,并促使政府改变和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妇女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妇女研究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妇女研究的国际化。妇女研究在欧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八十年代以来,令人瞩目。妇女研究系所在世界各地都如春笋一样出现,对这些国家的产生了深浅不一的影响。国际妇女大会,全称为“妇女进步十年国际会议”,在联合国的组织和支持下,于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接着,1980年在哥本哈根,1985年在纳罗比,1994年在北京,已经召开了四届。在第二次大会的准备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专家委员会宣布:
“我们推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以创造和发展妇女研究系所、妇女研究,并把妇女研究作为大学以及有关的结构的课程的一部分。…妇女在总体上看,曾遭受非公正待遇,曾受阻碍其实现潜能的传统的枯桎,…在妇女研究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是保障妇女根本平等的一个方法。”
现在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大学中的妇女研究系所,社会中的妇女组织,网络,各地的联合会等等,数不胜数,世界女权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妇女研究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也是这个大的、总体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这需要新的研究来写我们的妇女研究发展的历史。
虽然妇女研究在上三十年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和知识史,妇女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在学院里,在妇女研究最初发展阶段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挑战的主要方式是贬低、嘲笑妇女研究,或对妇女研究视而不见。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学院中的大多数学生和教师,都已经习惯了对妇女的文化贬低,觉得妇女和性别不值得一学或研究。有的人因此论证妇女研究没有意义。有的人觉得妇女研究是浪费时间。还有的人觉得妇女研究的题目太政治化,或者太具有挑战和革命性,他们不愿意接受。80年代,在妇女研究成为学院学术主流的过程中,新的挑战也时时出现。一个是认为妇女研究是一个时髦的潮流,如今时髦已经过去了,热潮已经退去了,妇女研究没什么可继续的了,走入了死胡同了。由于80年代妇女研究的发展,这些论点到90年代则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形成了90年代初的社会上的妇女研究的“回潮”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潮状态主要是在社会上发生。在学院界,妇女研究一直在蓬勃发展,并没有受到回潮的很大打击,虽然社会上的回潮在学院里也有一些回声,但是反对妇女研究的声音在学院没有成为主流,也没有对妇女研究学术产生多大影响。社会上对妇女研究的“回潮”反应,表达了社会主流对巨大的社会变化的惊恐不安,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变化,妇女地位的提升,对成长在传统价值社会中的男男女女来说,都很大的直接的个人利益的冲击。并不是每个女性都对自己地位的提升或变化表示欣喜。那些接受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妇女,并不欢迎自己地位的改变,对变化的恐惧使她们对妇女研究,特别是女权主义很有抵触。对男性来说,妇女研究挑战了他们生存的每一个条件,面对巨大的两性关系的变革,他们失去的是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权。失去特权对每一个男性都是挑战,并不是每个男人都平静地接受性别特权的丧失。在攻击女权主义理论中,有些男性就是从自己特权岌岌可危的恐惧出发的。当然,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女权主义的敌人, 在女权主义发展中,很多男性都是积极的支持者。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经谈过我个人的经验。在我上研究生课时,我选的“当代哲学与科学”一课的教授,在课堂上几次激情地宣布当代哲学已陷入死胡同之中,只有女权主义哲学才有生机。他是一位法国人,在美国任教。对一位以多种语言训练和工作的哲学教授,做出这样的论断很难是心血来潮的产物。
“回潮”发生的媒体效应在社会上对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妇女研究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般没有经过任何妇女研究学术训练或女权主义理论学习的人,很容易被媒体的宣传操纵,他们对道听途说来的一知半解更感兴趣。在制造回潮效应的过程中,被大众传媒捧为回潮证据的几本由女性写的书突然都成为大众畅销书,使女权主义回潮成为大众交口谈论的政治议题。这种学院内妇女研究和女权主义理论主流化,社会上女权主义“恶魔化”平行发展,成为九十年代美国知识界发展与社会大众潮流背离的一大奇观。这种背离,进入新世纪后愈演愈烈,学院与社会的思想对立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更为明显。2004年的总统大选就是一例。社会上,特别是喜欢哄动效应的传媒对女性写的攻击或批判女权主义理论的著作格外感兴趣,因为很多人相信女人自己骂自己才更好看。一些女性,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比如名与利之类,适应这种需要,也无需大惊小怪。这些代表人物主要有:卡米丽·佩格利亚 (Camille Paglia), 克里斯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 达芬妮 ·帕泰(Daphne Patai), 凯伦·李也曼(Karen Lehrman)等。这些人的书制造了一种女权主义陷入危机的社会效应。我将另文具体论述她们的观点。总体上看,她们的挑战并没有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有实质性的作用。
妇女研究的真正挑战来自于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妇女研究是在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当时的很多杰出的女权主义者都纷纷在妇女研究学科执教,成了妇女研究系所的创造者。在妇女研究已经发展了二十年之后,在女权主义理论向多个方向发展之中,很多年轻的学者,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种族与国家,逐渐加入进来,他们给女权主义以及妇女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对妇女研究已经建立的基础进行挑战。这种挑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黑人女权主义者积极加入妇女研究学科之中,改变了早期妇女研究中,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力的状态。黑人女权主义对妇女研究的贡献是把“种族”这个类别引入性别研究之中。黑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之一,贝尔·胡克斯,于1984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书《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1这本书是黑人女权主义者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书中,胡克斯提出了女权主义的新定义,女权主义是结束性别压迫的社会运动,是改变看待权力的视角,是教育妇女,是结束对女性的暴力,是发展。她提出黑人男性是女权主义的同志。胡克斯涌现成为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思想家之一。黑人女权主义加入妇女研究带动了其他种族的妇女参与妇女研究之中来,也带动了理论的思考,特别是阶级这个类别也成为妇女研究中分析 的一个主要概念之一。 另一个黑人女权主义学者,Patricia Hill Collins 在其书《黑人女权主义思想》中,有意识地把黑人妇女的经验和思想作为她分析的中心。她说,“在这个集子中,把非洲裔美国妇女的死刑作为分析的中心,我不仅突出这些思想,也意为鼓励白人女权主义者,非洲裔美国男性,和所有其他的人来考察他们的立场与非洲裔美国妇女立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12
第二,多元化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的多元化。女权主义理论从出现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多元的、多种理论的汇合。这种汇合产生了巨大的创新效果,给学科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对性别本质的研究引发了对同性恋的研究,对同性恋权利的改善,同性恋对性别本质的思考成为妇女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除了种族、阶级之外,民族也成为一个分析的类别。在美国这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一个分析类别代表了一个力量,多元分析类别的应用,标志妇女研究的深入发展。这种深入,导致 “区别 /差别(difference)” 这个概念的提出。“区别/差别论”逐渐成为女权主义的思想核心之一,目前仍在妇女研究中占主要地位。区别论认为, 妇女研究必须时时刻刻都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一个事物本身都有其具体性。就某一个类别看,区别/差别也时时刻刻存在。比如白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黑人女性是不一样的,可是白人女性本身也有个体区别/差别,阶级的差别,教育的差别,年龄的差别等等。对某个社会类别的研究必需考虑区别/差别的存在。13
第三,男性与妇女研究的关系。在妇女研究早期,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是女性。随着妇女研究的发展,男学生和男性学者也加入了进来。男性学生和学者加入妇女研究的动机也许不同。有的来源于对妇女研究的知识的真诚的兴趣,有的是负面的,比如希望“掌握”女权主义理论从而与女性学者对着干,有的甚至说,他们只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女性。”不管动机如何,男性的加入给妇女研究带来了新的议题:如何对待男性学者的妇女研究的学术成果?男性学者在妇女研究中的地位是什么?男学生在妇女研究课程中的学习过程、反应与处理方式是怎样的,应该应用什么样的教学法?男性教授是否可以教授妇女研究的课程?对男性出现在妇女研究系所中,女性学者的反应有很多不同。有的学者认为,男性学习与教授妇女研究有一个内在的危险,那就是他们很难把理论应用于个人身上。他们可能很难承认他们作为男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特权,也很难承认他们在个人生活中还在运用这些特权。还有的女性学者对男性学者的动机表示不信任, 认为男性学者可能在课堂上阐释女权主义理论和方法,但是不在现实中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重要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伊琳·肖瓦尔特引用印度裔美国学者戈雅特里·斯皮瓦克的话说,她对“转向女权主义的白人男性知识分子极度怀疑。”14这些女性学者怀疑,男性学者可能有个人动机。女权主义理论的主流化导致一些男性学者接受女权主义理论,他们把女权主义看成是学院时髦,以此来帮助自己的学术以及学术地位的提高。正是这些议题促进了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新的学术的出现。1987年出版的由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学者合编的《女权主义中的男人》是一本比较早期的也相当深刻地谈讨这个议题的书。15其中, 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英国文学史和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等都对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德里达开篇就说到,
“在就卡夫卡的文本做的讲座中,一个人可以说,如果机构的条件是法,如果机构就是法,那么,机构的保护者就是法的保护者。由于妇女研究中的学术获得了机构的合法性,它也构成了,建构了, 生产了法的保护者。它吸引了那些从法面前来的男人,来试着掌握它,来看它,来抚摸它,来穿透它。妇女研究系在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坚固的机构,承认对这个机构的问题,限制和抵抗,既使是在美国,是十分重要的。”16
当代代表性的哲学家对妇女研究的注意,导致了妇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男性女权主义 (Male Feminism)”目前也是女权主义理论中的一只力量,对结束性别主义有重要作用。
第四,性别研究的发展。进入九十年代后,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在英美迅速发展。 “性别”一词逐渐被加入到妇女研究系所的名称之中。一些妇女研究系纷纷改名为性别研究系。这个变化的实质表明了妇女研究的新发展。妇女研究不仅仅限于对妇女的研究,而且包括对男性、变性等等的研究。是对性别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性别中的某个性别,特别是妇女这个性别的单独研究。其次,性别研究为男性进入这个学科领域打开了大门。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对这个变化也是褒贬有加,各执一词。无论怎样,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性别研究看来正在取代妇女研究,成为美国大学中的一个新的生气勃勃的学科, 一个年轻的、从妇女研究中出生出来的学科。它与妇女研究的关系,需要另文探讨。
(August 2004-Janurary 20, 20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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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xer, Marilyn Jacoby. 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Creating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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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root, Joanna de and Mary Maynard, ed. Women Studies in the 1990s: Doing Things Differentl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5. Hinds, Hilary, Ann Phoenix and Jackie Stacey. Eds. Working Out: New Directions for Women’s Studies. London: Faliner Press. 1992.
6. Howe, Florence. e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Studies: Testimony from Thirty Founding Mothers (The Women's Studies History Series, V. 1). Feminist Press, 2001.
7. Robinson, Victoria, and Diane Richardson.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Feminist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1988. New York: Colubi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vised edition, 1999.
9. Stimpson, Catharine R.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1986.
10. Zinsser, Judith P. History & Feminism: A Glass Half Full.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11.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http://www.nwsa.org
12.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http://www.aauw.org
【注释】
1 See the website: http://www-rohan.sdsu.edu/dept/wsweb/
2 Florence Howe. The Politics of Women’s Studies: Testimony from 30 Founding Mothers. The Women’s Studies History Series; Volume One.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2000. p.
3 Catharine R. Stimpson.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1986. p.32.
4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1988. New York: Colubi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vised edition, 1999.
5 关于琼·斯高特教授及其对历史学领域的贡献,参看www.sss.ias.edu/home/scott.html
6盖欧·如宾的文章《对性的思考:性政治的激进理论笔记》和《妇女的交换: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1975. Gayle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 S.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84.关于这两篇文章,见沈睿的 “女权主义理论经典解读。”
7 引自Catharine R. Stimpson.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port to the Ford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1986. p.39. 原文见Cynthia Fuchs Epstein , “Ideal Images and Real Roles: The Perpetua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Dissent, 31 (Fall 1984). p.441.
8 Rossi, “A Biosocial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Daedalus, Spring 1977, pp.1-33.
9 南希·乔铎柔:<<母亲的再制造:心理分析与性别的社会学>> Nancy Chodorow,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关于这篇文章,见沈睿的“女权主义理论经典解读”。
10 W. C. 布斯的主要著作《小说修辞学》在1987被翻译成中文。见《小说修辞学》 华明等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10 。 付礼军译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Wayne C. Booth, “Freedom of Interpretation: Bakhtin and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Criticism,” Critical Inquiry IX (September 1982). p.74.
11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12 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1990. p.XIII.
13 Mary Maynard and June Purvis. ed. New Frontiers in Women’s Studies: Knowledge,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96.
14 引自Victoria Robison.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Elaine Showalter, 1987. p. 118.
15 Alice Jardine & Paul Smith, ed. Men in Feminism. New York: Methuen. 1987.
16Jacques Derrida. “Women in the Beehive: A Seminar With Jacques Derrida,” Men in Feminism. New York: Methuen. 1987. ed. Alice Jardine & Paul Smith. p.190. - posted on 03/20/2009
英语“中国主题小说”阅读笔记(三篇)
无法压抑的欲望:闽安琪的《红杜鹃》
闽安琪的《红杜鹃》于1994年出版后也立刻成为全美畅销书。《时尚》杂志称这是一本“短小的杰作。”美国所有主要媒体刊物都对这本书进行了评价。一本不厚的书,也是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再次使西方读者重温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疯狂,其魅力何在?
闽安琪的这本书也是自传体,与大多数中国作家写的关于文革的真实叙述属同一类别。故事也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从她上小学,作红小兵头目写到她下农场,最后回城作电影演员,参与江青等制做的电影《杜鹃山》的拍摄。在电影拍完之际,毛泽东谢世,江青被捕,因为扮演《杜鹃山》主角,闽安琪也被打入政治冷宫,直到她的朋友,电影演员陈冲帮助她来美国。
与其他文革回忆录不同的是,红杜鹃不是关注文化革命的历史,而是以电影的手法,截取几个断面,以几个女性的故事来反映文化革命对人的影响,特别是对她这代人心理的塑造。文化革命塑造了一代人,这代人对革命满怀热忱,对党忠心耿耿,下决心彻底放弃自我,成为革命新人。然而,自我的一部分就是性的欲望。这代人是否可以放弃性的欲望从而成为货真价实的革命新人?闽安琪从这个角度。不但描绘了文革对人的基本欲望的剥夺、压迫、摧毁;也控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根本非人性。同时,《红杜鹃》也讲了一个反叛的故事。革命越压抑,欲望越强烈。
书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她的家庭和文革的最初影响。在这里她只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母鸡大胡子的故事,二是她参与批斗老师的故事。闽安琪来自上海的里弄,一个平民之家。文革开始时,她不过是个小学生。不过,那个社会环境迫使她学会了残忍,并尝到背叛的滋味。比如她杀了母鸡大胡子,批判了爱护她的从美国回来的好老师。
第二部分是全书写得最有意思的部分。高中毕业后她来到东海之滨的红火农场,这里她遇到了同连队的知青小绿,连队指导员严和陆。小绿是个爱美的姑娘,在那个性别不分,一律跟男人一样的农场里,显得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小绿在与爱人幽会时被严指导员带的人捉住,闽安琪也参与了这场捉奸。小绿的爱人被指控强奸而枪决,而小绿从此精神崩溃,一蹶不振,几年后黯然死在在一条臭水沟里。小绿的故事显示了文革对人的欲望的压迫和毁灭。
与此同时,闽安琪也到了欲望鼓涨的年龄。她和严之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友谊。严爱上了另一个连的某个男生。闽安琪为他们当信使。可是那个男生不知什么原因,不作回答,闽安琪不愿使自己的朋友伤心,便编故事,安慰岩的心。而且由于她们住上下铺,她们想办法住到了一个床上。白天劳动,夜晚她们钻在一个被窝里,闽安琪讲幻想中的爱情故事,她们抚摸对方,满足她们的性幻想和性欲望。性的欲望如此强烈,她们的同性爱几乎就是在革命的眼皮地下进行的。这种既秘密又公开的同性爱写出了欲望的不可泯灭。革命在这本书中是由那个叫陆女生来化身的。她也住在这个宿舍里,每天搂着一个骷髅睡觉,据说这个骷髅可能是她在江西牺牲的革命爸爸的遗骨。陆除了革命之外,似乎什么都不懂,革命不但使她疯狂到与骷髅同床的地步,革命也没有给她任何对世界和自己的理解。
第三部分,是闽安琪被选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的故事。为争演主角,这些被培训的学员勾心斗角。最后闽安琪被叫到北京,被赋予重任,成为《杜鹃山》的女主角。其中和那个神秘的上级的关系写出了闽安琪的对男女爱之中的政治权力关系的尝试。就在影片完成之刻,江青的末日也到了。影片终究没有上演。
文化革命时期,是中国禁欲主义达到顶峰的时期。爱情成为禁忌,性欲更是一个不可提的议题。一代人成长在不但对身体无知,也对自己的心理发展无知的社会环境里。革命是轰隆隆的,要求每个人牺牲,要求每个人献身。当献身革命的时候,献出去的身体是否有自己的不可战胜的自然语言?《红杜鹃》的结论是人的自然欲望的不可剥夺。革命试图剥夺人的欲望,与人的本质相反,违法人性自然规律。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把文革从人性的角度考察,从欲望的角度考察,揭示文革的压抑,对人性的毁灭。
这本书写到不同种类的欲望,同龄男女之欲,同性之欲,年龄地位相差悬殊男女之间复杂的欲望。通过对多种欲望的描绘,红杜鹃让读者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另一面。那就是,革命也剥夺不了的人对爱情的渴望和欲望的力量。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同性恋行为,这在文化革命回忆录的写作中,是一个特殊的、无人触及的侧面。
这本书的确引起很多读者对其完全的“真实”怀疑。读起来太像小说,其真实性就似乎打折扣。不过,我愿为《红杜鹃》一辩,因为写作,说到底,是一种想像行为,想像本是就是虚构。《红杜鹃》走的是象征性的路子。书中每个故事不仅仅是故事本身,还具有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性手法写作,目的是表达时代精神的真谛,尤如中国写意画。运用自传体是利用这种文学样式的真实感。以自传体写小说,不仅揭示自己的精神生活历程,重要的是,通过一个人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时代。《红杜鹃》是有自己角度的作品。
《红杜鹃》是一本极为文学性的书。闽安琪的语言非常简单,但是简单之中有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1984年来美的时候,她一句英文都不会写。10年后她出了用英文写的小说。她直接把中国的成语翻译成英文,运用在上下文中,生动,新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获得奇妙的陌生化效果。她的语言还十分感性,非常诗意,似乎是非叙事性的,简单的句子里深涵激情,文字很有张力,似乎笨拙的语言获得很强的艺术效果,尤如原始土著艺术。
诚实地写:读拂朗的《晨风》
Lo Fulang(拂朗)的Morning Breeze (可以译作《晨风》或《拂朗》)出版于1989年,正值英文出版文革自传的热潮。1986年,郑念的《上海生与死》成为美国全国畅销书,并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库切在《纽约时报》上推荐,从此,关于文革的英文自传在英美形成一个出版热潮。文革以及文革前后的个人经历、个人叙述成为英语出版阅读世界的热点。直到2000年后,这个热潮才因没有新著的出现低落。《晨风》,在这个热潮中是一份质朴的证词。
拂朗是四川内江人。文革开始时她十七岁,正读高中的最后一年,准备考大学。可是1966年5月16日改变了她平静的生活。先是下乡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员,六个星期后被召回学校,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所谓的“社教运动”也错了。从此她就开始以一个高中生的理解力,参与文化革命的种种活动。比如大串联,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并成为这个有上万学生参加的组织的总头目。她积极,认真,充满革命热情,在革命的波动中既奋勇直前,也随波逐流。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迫使她藏匿起来,因为革命的她要被更革命的人逮捕。也许是这个经历,使她开始游离革命之外,武斗开始之后,她基本上已经属于靠边儿派了。
四川的武斗导致的红卫兵自相残杀,史家研究尚属初始阶段。这本书早在1989年就从个人角度描述了四川武斗的令人惊骇的广度和深度。书中,拂朗的好朋友,甚至藏匿和帮助她的好朋友在拂朗游离运动之外到成都小住时,都因武斗而死。拂朗回到内江,看到的是自己的朋友几乎荡然无存。武斗对拂朗和她的朋友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中写到一个名叫雄的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在1967年底就直言不讳地对拂朗分析武斗以来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残酷的封建君王而已,整个文革是毛的一个阴谋,根本的就是除掉自己权力的异己。“整个文革就是一场人吃人的盛筵。毛就是这场盛宴的主人。”面对大部分的朋友都因武斗而死,拂朗震惊之余,也无法继续革命了。
不再革命的举动的第一步,是拂朗去登峨嵋山。在峨嵋山她幸遇了一位女作家,这位女作家意识到她的才华,鼓励她写作,并对她说,写作,最重要的是诚实。“诚实地写!”这位女作家这样鼓励她。不仅如此,她的政治生涯还因为父亲的问题而走下坡路了。她的父亲被诬陷是国民党特务。她的男朋友也宣布断绝与她的关系。 1968年11月,无业待家的整个一代中学和高中生,都被上山下乡运动送到农村农场去了。已经成为闲散人员的拂朗抵制下乡,幸运地进了文艺宣传队,到少数民族居住的石棉矿区为工人演出。可是,那代青年人的命运似乎是逃不掉的,她最终还是下了乡,并且成为了一个赤脚医生。由于上大学无望,她试图自杀,被救后她在农村继续教书直到1978年她才考上大学,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大学的梦想在12年后才真正实现,1985年她来到美国进修。这本书出版于1989年。
拂朗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远离大城市的四川内江。比较北京,上海,内江是一个小城市,革命对小城的冲击不亚于那些政治权力斗争的中心。文革的残暴;政治运动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威胁,使每个人的生活高度政治化;文革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破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的破坏,以及武斗在四川的后果,书中都作了真实的描绘。正是真实性,使这本书有了证词的意义。本书的副标题是《文革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目的是对世界揭示文革的真相,并通过个人的遭遇来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作证词。
拂朗是时代潮流裹挟的人物,在时代的波浪中翻腾。作者没有否认自己对文革初期活动的积极参与,没有英雄化自己。她试图“诚实地写”,把自己这一代人的经历诚实地写出来。 追求、信仰、热情、失望和无所作为,这些心灵历程,拂朗以质朴态度把令人颤栗的故事一一说给世界,以一滴水来反映时代的洪流。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代人文革经历的证词。
拂朗不是一个分析型的作家。书中的叙述平白直接,按历史年代,集中在文革的前几年。拂朗显然也不具备对所生活的社会时代分析的能力,她只是一个成长在共产中国的高中生。从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女孩怎样在时代的风云下,盲目地跟随时代,并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拂朗从北京串连回来,道听途说可以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出于对另外一个女生的恐惧和报复心理,决定自己组织红卫兵,她的组织居然就发展到上万人。她的目的是“掌权”,如果有了权力,就不必害怕那个女英雄了。这种个人对权力的欲望,使拂朗成为权倾一时的红卫兵头目。这个细节也揭示了红卫兵组织的种种原因及个人因素。
这不是一本深刻的书。对中国读者来说,拂朗的故事毫不新奇,因为她的故事是太普通,太通常,太熟悉了。对世界读者来说,这样的书是必不可少的。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历史上的大浩劫,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一个国家,一个有中庸之道的文化的人民如此疯狂,这本书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力图诚实的描述和证词。
Fulang Lo, Morning Breeze: A True Stor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 April 1989.
个人的抵抗:郑念的《上海生与死》
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使作家约翰·库切感到惊异的是本书主人公的勇气,他评价为,“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的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记录。这种压力可能使大多数人崩溃,而她的抵抗加续到一个重要无比的时刻,在那刻,她手带拷镣,牙龈溃烂,体内不停地大出血,被疑是子宫癌,在这个时刻,她被通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她被释放了,可以回去重过以往的日子了。她拒绝了自由:她宁愿待在狱里,她说,直到这个政权向她道歉,并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公开。她拒绝屈服,直到她被强扭着扔到街头上去。” 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
郑念的身世在中国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寻常。她是一个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年青时代,她留学英国,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他们一起在一个激进的左翼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经济学。学成回国后,丈夫工作,她相夫教子,过着中产阶级平静的日子。她的丈夫曾为民国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期待能为建设新的中国出力。可惜,他并未得到政府特殊重用,幸运的是他在得到中央政府同意之后,受聘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驻中国办公室。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为新中国危石之下仅存的几个完卵之一,继续维持过去的中产阶级生活。更幸运的是,1957年他因病去逝,免去了后来政治运动的灾难。可是,他的妻女将为他选择留在中国付出代价。
郑念在丈夫去逝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协助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壳牌公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从中国人中任命主管,派来的英国人主管不会中文,因此,郑念便被派作协助工作。作为一个三十年代末留学的受过教育的女性,郑念显然十分胜任工作。她的工资是由壳派公司发的。在那个时代,她也许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职业妇女之一。她可以经常出国,来往于香港,英国和中国之间,她有很多机会把女儿送出去,但是,女儿是新中国中成长的,热爱这个新社会,不想出国。女儿漂亮,被选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保留着中国富裕阶级的生活方式。
1966年8月初,已经不再为壳派石油公司工作的郑念被揪到批斗会场,观看壳牌石油公司原总会计的批斗会。那时,壳牌公司已经停止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在生产了自己的石油后,决定断绝与外国的石油生意。郑念已赋闲在家。一两个星期后,文革的冲击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据说是自杀,虽然郑念不相信她的女儿,那么热爱生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会在不知道母亲生死的状态之前自杀。郑念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可是,女儿的死是文革初期混乱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认真调查此事。1980年秋,在经过多年的周密计划之后,郑念终于得以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壳牌公司又为她买了头等舱机票,她飞往加拿大,与妹妹会面,后来又移民美国,终于在首都华盛顿定居。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红色中国成立后就不断被批判和改造。除了那些享受共产政府特殊待遇的人,大部分的人经济地位都一落千丈。郑念是极为少有的以自己的能力,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之一。这种生活方式,不害人,不害己,没有任何可责备之处。但是,在一个疯狂地反对、害怕外国的红色中国内,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坏伟大红色国家的里通外国的间谍,更何况是为一个外国公司工作的职业妇女了。仅仅因为此,仅仅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郑念就被认定有罪,被投入监狱。导致家破人亡。一个国家的对外心态也反应其对内心态。高度不信任外国人,以为外国人都是敌人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对内毫不信任的结果,也是对自己毫不信任的结果。这种时时刻刻担惊受怕地以为外国人要把自己毁灭,内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经质状态,导致的是红色中国一次比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结果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对人性的毁灭。
看透了这一点,1980年9月20日,细雨蒙蒙之中,郑念离开了上海的码头,前往香港,告别了已经生活了65年的故乡。她多少次曾从这里上船,来往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此次,却是永别。是的,是她接受丈夫的请求,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梅平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但是唯一的孩子梅平在23岁的花样年华死于文革。在离开之刻,她百感交集:内疚、伤心、决绝:“毕竟,老人先逝,年轻人继续生活是自然的法律啊,而不是反过来。我觉得悲伤。我在永远地离开我出生的国家。决绝如此最后,几乎使人碎裂。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
这是谁之错?郑念在书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治团体的集体责任。书中对红色中国的政治、政府、监狱、街道委员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细节描述,为世界读者提供了一副生动的红色中国多层次生活的画面。只有在分析文革时,特别是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监狱的理由时,郑念实在是为那些制造她个人生活悲剧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郑念的分析则有些囿于她写作的时代背景之内。她把这场政治灾难看成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对周恩来有种80年代的感伤怀念。今日读来,这个局限性显而易见。但是,郑念的这个局限,并没有妨碍她对红色中国做极为准确的观察和描述。她对共产制度的描述,至今仍极为有意义。细读此书,郑念的描述,可以把她置于中国最出色的观察家之一。
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细节生动的描述和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度对这个国家种种机制的分析。这本厚厚的书充满了生动准确的细节,把生活的生态展现给读者。同时,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她也时时刻刻都在对这个异己的国家进行观察,分析。从文革的开始到她离开,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是她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和生活经验的结果。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她一定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在书中谈到她年青时学习的费边主义思想。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结构对这个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人不可能没提供理想主义的蓝图。现实当然使她失望, 使她对专制政权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书开始的时候,她是这样介绍她对这个制度的认识,“自从共产时代开始,我极为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件。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试验品,固定的发展过程还没有决定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政策变个不停,好像钟摆从左到右摇摆不停。”“昨天对的,今天就错了,基层党领导人的言论只有效一段时间。” 对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郑念写到,“由于政府是中国人民命运的唯一的仲裁者,他们对政府代理人的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极为敏感,把这些举动解释成自己在权威眼里地位的标志。”对文化革命,她这样总结的到,“我认为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可以更确切地命名为文化取消(Cultural Annihilation)。” 书中这些简短的似乎名言一样一针见血的句子比比皆是,反映出作者对这个制度的深思虑熟的所做出的结论。
本书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由于本书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文革中的种种政治风波、事件都有记载和分析,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个人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使本书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角度弥足珍贵。
郑念个人的勇气浮现在书的字里行间之中。这种个人的勇气是以个人的抵抗的方式表达的。在本书初始, 郑念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对强制性的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时候,红卫兵要砸那些她多年收集的瓷器,她以机智保护了大多数的收藏品,抵抗对中国文化品的彻底毁坏。在监狱里,她抵抗当局对她的种种精神迫害和身体折磨,她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发疯,不毁掉自己,保持自己的头脑,保持自己的身体,甚至以背诵毛选来保持头脑的清晰。出狱的时候,她骨瘦如柴,体重不足80磅。在狱中她正值更年期,后来身体常常出血,当局以为她得了癌症,最后才放她出狱。一个人和一个强大无比的制度较量,需要的勇气也许不言自明。这种个人信念和道德坚持的勇气,对高压政治的抵抗,使她从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却在高压下,背叛了她。临出国前,她把自己多年收集珍藏但被抄家抄走了的瓷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对她来说,一生收集的物品都不值得再存有。
郑念是一个聪明的、机智的、智慧的女性。书中的很多篇幅是她和监狱内的当局斗智的较量,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力量根本悬殊的狱中,她的机智聪明使她成为两者之间的精神胜利者。她的不妥协和对时局的分析,居然赢得了一些看守的尊敬。她这个六年没出过监狱门的人,仅凭文革时期的报纸,就敏感地分析出局势的变化,并依此作为自己抗争的论据。她对毛的著作,比审讯她的人还熟悉,她时时刻刻用毛的话来质询她的审讯者。使那些希图从她身上找到证据的人不得不放弃。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是那些迫使她就范的人无可奈何。郑念是一个真正的智者。这种智慧,体现在作品中,是行文中的洒脱。中国文化不乏智慧,可是中国文学中慧性闪光的作品不多。
而该书的英文纯熟优美,文字清新、洗练,更增加了阅读的吸引力。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写的英文,是一个对英文文字有特殊造诣的人才能达到的洗练,生动和诗意。把这本书放在优秀的英语作品中,郑念的语言毫不逊色。
《上海生与死》从一个人的角度描绘文革给她个人和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这种回忆录,我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虽然本书也有其局限性,除了我上文提到的之外,书中那个名叫达德的年青人的故事,郑念把他写成一个跟探,似乎证据不那么充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在一个兄弟姐妹,夫妻父母都可能互相出卖的文化里,郑念的警惕性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可是我们能责备她么?
有人曾说郑念是为讨好西方人而写这样控诉文革灾难的书的。这种论点完全站不住脚。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你受了苦,也不要控诉。持这种论点的人自己对中国遭受的苦难是瞎子聋子哑巴,也不想让别人看和说话,更不想让一个可以对世界说话的人说话。表面上是家丑不可外扬,实际上是还是无缘无故恐惧外部世界,仇恨外部世界,自我也毫无信任的老套。而且“讨好”两字,其实是反应了说这些话的人本身的潜意识的下等人“讨好”心态。 郑念以个人的勇气,让世界知道文革的真象,这种书,越多越好。 一个对自己历史有健忘症人,根本不了解自己谁是谁。一个对历史有健忘症的民族,也无法理解自己和想像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悲剧的集大成。我们对那段历史,不仅仅要弄清史料和很多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对这场“革命”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为了将来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需要更多的郑念。
Nien Cheng :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Penguin Books, 1986.
《上海生死劫》程乃珊、潘佐君译,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
《上海生与死》,台湾:新陸出版,民國76年。 - Re: 沈睿 文章posted on 03/20/2009
动物权利思想
跳着看了看,觉得就是一个堆砌。
倒是对具体的问题比较感兴趣,比方说,动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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