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园或者失乐园
KK岛(请容我隐去岛屿名字,仅以缩写代替),董里府以西安达曼海中蕞尔一岛,长两三公里,宽几百米,五分之一岛土归属私家橡胶和椰树种植园,其余都是国家公园地盘,没怎么“开发”,也没什么人,所见无非是蓝天绿海白沙滩,珊瑚礁,棕榈树,合乎一般人的“海岛天堂”幻想。
岛上客栈就叫“Paradise Resort”,取圣经伊甸园之名,其实不过是一排简朴平房,没有热水空调,每天供电三小时,晚上七点到十点,实际到十一点半止。我刚住下,老板娘就送来一副浮潜面罩和吸管,大概这就是我每天必须穿的制服了。
没有蹼,因为环岛浅海实在是浅,浅到可以站在礁上,任彩色小鱼在周身游来游去。用脚蹼会损伤珊瑚礁,不环保。
我发现自己是“伊甸园”仅有的住客。海滩总是空无一人,躺在沙上看小说、睡觉都是极好的,看累了睡饱了,就戴上面罩衔着吸管钻进海里与热带鱼同游。鱼类以一种黄黑斑马条纹胖身子小鱼居多,KK岛东南国家公园总部附近海面尤多,一眼看去,许多小小的鱼脊露出水面,耸起一个个微型驼峰。
在这样的岛上过活,似乎可以不吃人间烟火——“伊甸园”不开饭。问老板娘哪里有饭吃,她说:“去‘Paradise Lost’吧。”
我觉得岛上仅有的两家旅店名字起得妙极了,“伊甸园”和“失乐园”,仿佛事物的正反两面,相生相克。“伊甸园”近海,“失乐园”则在岛屿“内陆”,从“伊甸园”到“失乐园”需步行穿过一片树林,林中有条黄泥小径,途中遇一块指示牌,上书“海啸庇护所距此500米”,使我意识到并非身处天堂,而是位于危机四伏的印度洋环抱中。
所谓“失乐园”就是树林中间的一片开阔地,筑了一圈茅草屋。主人是个五十开外的白人,来自夏威夷,叫沃利,自称二十年前离开夏威夷,在海上漂流多年,住过南太平洋若干小岛,在各地娶不同的土著女人做老婆,现在这位泰国夫人叫Nok。沃利不会讲泰语,女人也不会英语,过日子好像不成问题。
沃利大讲“伊甸园”坏话,说他们吝啬,不肯用发电机,饭菜也难吃。“失乐园”的发电机一天到晚嗡嗡响着,两个缅人帮工总在修理房屋,敲敲打打,工作气氛很浓,相比“伊甸园”与世无争的态度,真有点“失落天堂”的味道。
沃利说,“伊甸园”的老板娘逢人就宣传他们是岛上唯一客栈,难怪旅游指南上KK岛都只列出“伊甸园”,不见“失乐园”。看来世外桃源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
“失乐园”虽受排挤,又藏身内陆,人气却比“伊甸园”旺。我在“失乐园”吃饭时认识了两个维也纳小美女丽贝卡和因尼丝,来KK岛一呆就是一个月,每天无所事事,浮潜发呆睡觉晒太阳打扑克。她们教我玩一种叫做“Jolly”的扑克游戏,肤色黝黑的缅甸工人Ang收工后也同我们一起玩,我好奇问他怎么从缅甸流落到了KK岛,他始终微笑不语。
KK岛像探险小说里的地方,但它也和地球上所有地方一样,按照经济规律运转。在“失乐园”一份蚝油炒菜价钱是一百铢,冬荫猪也是一百铢,象啤一瓶八十五,比大陆上贵很多。每天深夜,牌局结束,灌饱啤酒的我打着手电走回没有电的“伊甸园”,总会有一只小公狗出现在我脚下,雀跃领路。“失乐园”附近有很多野狗,沃利给它们米饭吃,岛上的狗就都来“失乐园”找吃的。“失乐园”附近据说还有蛇,因尼丝见过,她说,不知是不是撒旦化身的那条蛇。
KK岛之后,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三百公里以外的马来西亚停泊岛。此程穿过泰南三府(也拉、北大年、陶公府),被认为是世界上除伊拉克以外最不安全地区,我因此给自己定下三大纪律,第一避开西方人,第二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第三尽量吃清真餐(无酒精,戒猪肉),总之避免成为袭击对象。
坐尖头船离开KK岛,途经眼镜蛇岛,四十五分钟后到达董里府码头。搭三小时大巴到合艾,再换小巴。我对售票员说要去那拉提瓦(Narathiwat,即陶公府),对方不相信地拖长了音节反问我:“Na-Ra-Thi-Wat”?
前两天刚刚发生过一起爆炸事件。二〇〇四年以来,泰南三府因暴力事件丧生人数已超过两千,并以每月一百人左右的速度递增。
去陶公府的小巴上,满耳泰南方言Rawi语,发音较硬,明显与泰语不同。车过宋卡府,进入北大年府界即遇一座哨卡,停车检查,军人彬彬有礼,长相显然是北方人,查验每个乘客证件时都要手扶帽檐行礼,用泰语说“你好”,交还证件时再次行礼,说“谢谢”。我想起二〇〇〇年在土耳其东部库尔德地区坐长途汽车,遇到军人检查,车上所有成年男性都必须像战俘一样站成一排挨个让军人搜身,只有我除外,因为是外国人。那些库尔德男人眼里无声的怒火使我觉得,他们的故乡是“被占领土”。
泰南的旅程则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感。与我坐同一排的有一个头发染绿的朋克,一个便衣警察(我后来知道他是便衣,因为他在一处警察署下车并大摇大摆走了进去,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之前军人查他证件时脸上露出意味莫测的笑容),一个头发染红的师奶,那位师奶前半程埋头看一本泰文杂志,估计是LoSo杂志,封面写有英文标题“Secrets of Hong Kong”,令我好奇香港有什么秘密能让这位泰南师奶看得如此专注;查过证件后,师奶收起杂志,开始认真地吃零食,一路吃到终点。
在是非之地旅行,我的一项经验是观察当地师奶。比如二〇〇五年在仰光恰逢爆炸袭击,我看众师奶安然无恙拎着菜蓝出没大街小巷,就知道安全不成问题。我想,如果一个地方的师奶还有闲情去了解香港的什么秘密,那我也大可不必紧张,哪怕身处战地。
确实是战地。路障越来越多,小巴不得不在路障间绕来绕去走S形,速度减慢许多。又经过数不清的军营、掩体、军车、岗亭,满眼迷彩橄榄绿,是战地无疑。
两天前的袭击发生在也拉火车站,摩托车炸弹,第一颗爆炸后警察和记者趋前察看,谁知藏在车座下的第二枚随即爆炸,警察炸死,可怜的记者也被炸伤。
至于陶公府,乡下也时有爆炸,城里暂时太平,不像也拉、北大年,城中也不能幸免。
那拉提瓦城里气氛平静,军人持冲锋枪骑摩托在街上巡逻,集市运转正常,小吃摊上人头济济,像样一些的饭店,门外厚堆着阻隔炸弹的掩体,食客就在掩体层包围之中安然吃喝,像演荒诞剧。
我想,泰南的残暴算有节制的,至少自杀炸弹至今未见。
至少至今未见。但愿永不出现。
我在钟楼边上发现一家华人餐馆,忍不住违犯纪律,吃了一大碗叉烧、猪肠、猪肝炖米粉,心满意足地放下筷子,找车去马来西亚边境。
- posted on 03/06/2009
尔记
在宾馆吃早饭时大家聊起本地的中文译名,同行的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说,假如Istanbul台湾译名不是“伊斯坦堡”而是跟大陆一样叫“伊斯坦布尔”,那就糟了,繁体字“爾”笔划太多,写起来很烦。
《万象》杂志登过韩良露一篇写“伊斯坦堡”的文章,审查时统改为“伊斯坦布尔”,不过后来又改了回去。
其实“伊斯坦布尔”本来就是由拜占庭旧名“君士坦丁堡”简化而得,译成“堡”没什么问题。
几人中只有我来过“伊斯坦堡”,而且呆过个把月,导游为我们安排了常规的游览路线——奥斯曼皇宫、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等等,我提不起兴致重访,决定脱离队伍独游。
导游问我去哪儿,我答:“去亚洲!”
“亚洲”,具体指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于斯屈达尔(Üsküdar)。导游听说我要去那儿,满脸不解:“于斯屈达尔?那里有什么?”
按说于斯屈达尔现在也算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区了,但在一般人印象中伊斯坦布尔就只是它的欧洲部分,说起亚洲那边的于斯屈达尔,仿佛化外之地。
然而从这个“尔”到那个“尔”,距离不过尔尔——坐上海峡渡轮,一杯茶工夫就抵达亚洲海岸。上得船去,刚坐稳,起锚开船,茶贩子就在甲板上出现了,手托铜盘,盘上竖八九只玻璃茶盏,个个盛满绛红色液体,随茶贩子的行动和船甲板的摇晃,轻微荡漾。
早晨高峰时间,一船一船的人从海峡对岸过来,登陆欧洲。这个景象同世界上任何大都市没有区别,大批居住郊区的上班族晨间赶赴市区,只不过伊斯坦布尔的地理构成决定了水上交通的独特景象。
在这个时间与主流背道而驰去于斯屈达尔的则是为数寥寥,我不禁好奇,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从下层甲板逛到二层甲板,船客有男有女,打扮皆朴素,远不如欧洲那边的人时髦,女人大多戴头巾。我听说过,于斯屈达尔五十万人口中外来打工者占了很大比例,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各地,穷人居多。穷人多的地方,宗教保守力量总是强大。
身旁的男子,也许是个在城里上完夜班回家的值更人,头发蓬乱,面容倦怠,似有愁苦神色。我环视周围,低头抿茶或默然看海的乘客,无不面带愁容,心事重重的样子。
渡到对岸,于斯屈达尔熙来攘往,也就是一居家过日子普通土耳其城镇模样。穿过码头旁的民主广场,择商业街前行,路面渐斜,似有上山的意思。越往上,商店越少,阳光猛烈,海风习习,走在这样的街上不免有恍惚之感,我明白,这是让人迷醉的地中海日照,地中海气候。一九七二年上大二的奥罕·帕慕克每每翘课溜出校门乱晃,于斯屈达尔是他的常规目的地之一,他在书里写过于斯屈达尔“十分穆斯林、十分明亮的小街”,直到八十年代,于斯屈达尔还满是奥斯曼风格木结构建筑——现已荡然无存。
过一交通圆环继续上行,街名已变。导游书上说,此行约一公里往左,找一条叫San Mehmet的巷子,就是于斯屈达尔地标“老太后清真寺”之所在。我很疑惑“穆罕默德”岂能用天主教的“圣”做前缀。走一程,不知是否有一公里,未见清真寺,先看见一座土耳其浴室,招牌写“太后澡堂”,好奇趋前,想清真寺应在不远处。拐弯上行即见Sarı Mehmet巷名,可见书上植字谬误。
大规模的奥斯曼清真寺往往附有经学院、医院、旅舍、澡堂甚至监狱,是一种全方位对人实行管理的“单位”。走过澡堂,果见寺院就在近旁,进门右首一片墓地,绿荫清凉,鸟鸣啁啾,前有一座拱门,入院右首即是礼拜堂,我不忙着入内参观。且喜左首有一敞廊,三根大理石柱撑起四爿圆顶,我在敞廊石椅上坐下休息喝水,仰看“藻井”黑白与褐色相间的几何花卉图纹,这才感到走得乏了。
不知几时,清真寺广播响起穆安津歌声,应是晌礼时间,陆续有中老年男子走进院来,在宣礼声中相视微笑,握手寒暄,各自脱鞋放入礼拜寺门外木柜,爱惜鞋的几位则备好了塑料袋,装入鞋子带进寺去。
年纪越老的男子,衣着越是风度翩翩,一位戴深咖啡色半圆绒帽穿灰色棉布长衫拄拐杖老者,颤巍巍俯身除鞋,一手仍扶杖,举手投足皆有味道。一位系一圈白缠头,须发雪白者携十岁左右男童,大约祖孙关系,老人先跨进门,小儿却不肯挪步,自顾自坐门外椅上低头看自己的脚,老人从门口回首看他,微笑中含有威严,小儿方才不情愿地开始松鞋带。
人们不断进去,宣礼声不绝于耳,但一位白衬衫男子始终坐门外抽闷烟,在“安拉至大”歌声中低头出神。我看他年纪介于青年中年之间,不知有什么心事。
广播停止,礼拜堂里传来祷告声,院子里只剩下我和那个抽烟男子,我看了看时间,下午一点十三分。于斯屈达尔日常生活中普通一刻,有信仰的人从世俗抽身片刻与“神”会面,或检视自己内心。
我忽然想,怎么进这个院子的都是男性?可见女人走的不是这个门,显而易见的大门总是只为男性开放,在他们的文化里,女人属于被占有被保护被神秘化的种类。
老太后清真寺因十六世纪“酒鬼谢里姆二世”的宠妃、日后开启奥斯曼帝国“后宫女眷统治”时代的努尔巴奴皇太后得名。这位很有政治手腕的女人,原是一名十二岁被劫入宫中的威尼斯女奴,出身性奴隶,最终母仪天下。不知为何,她的清真寺偏安于斯屈达尔,好像不愿与海峡那边伊斯坦布尔的众多皇家清真寺为伍。
半小时后,午祷结束,于斯屈达尔的男人们鱼贯步出老太后清真寺,彼此握别。那位没有进门祷告的抽烟男子表情严肃低头快步离去。一阵微风吹进凉廊,一只褐色野猫在日光下耸身踱过。
2009.01.17 曼谷
- posted on 03/06/2009
今晚也很三藩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搭没一搭地重读蓝迪·席尔茨写的哈维·米尔克传记中译本,一般是睡觉前看几页,今晚看到“卡斯楚街转型”一章,觉得很有意思,想起理查·罗德里格斯的《晚期维多利亚》也写过卡斯楚街转型的历史,就从书柜里找了出来,对照着看。
罗德里格斯在文章里说,建筑史家认为,197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兴起必须部分归因于旧金山的街区整治(urban restoration)。这一点在席尔茨的书中也有反映:“原本是以码头工人、工厂作业员及警察为主要居民的社区,随着新工厂易地而建,工人也陆续迁走。到了五〇年代,年轻人口外流,只剩一些老人留下来。年轻一辈陆续的迁往圣荷西地区,使得这个小城镇发生迅速改变,商店关门,住家成空屋。”
“这个小城镇”指的就是卡斯楚。到了七〇年代,旧金山的许多传统街区(从建筑看,以维多利亚式木结构住宅为主)仅剩空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卡斯楚区,那里的维多利亚式房子价格跌到了最低点。同性恋者之所以选择卡斯楚区作为他们的落户地,恰因为那里的房价。
卡斯楚的转型,是从蓝领工人异性恋家庭模式的社区转变为嬉皮的、单身成年男性的聚落。用建筑社会学分析,维多利亚式住宅结构是异性恋家庭模式的隐喻,但是卡斯楚转型成功后,这种建筑被同性恋者占据,仿佛异性恋家庭模式也被颠覆了。
米尔克在旧金山政治版图的出现,离不开时代和地理的背景。旧金山和卡斯楚成就了米尔克——“团结就是力量”,弱势群体真的只有聚少成多,达到所谓critical mass以后,才有可能杀进主流。同性恋解放运动绝不可能农村包围城市,一定最先在城市打响。旧金山市区人口成年男性中异性恋只占到百分之六十几,这样小的比例恐怕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处,革命总是发生在敌人力量最薄弱的环节。
《晚期维多利亚》里八十年代的卡斯楚,同米尔克的七十年代的卡斯楚,对我而言都是前朝往事了。我1998年春天在卡斯楚暂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写过一篇“杂兴”回忆那时的卡斯楚和我住的维多利亚房子:
……那时候,我暂住在卡斯楚区17街上,房子十分破败,却是典型的晚期维多利亚式——白色大宅,三联门,面街的屋角有座角楼似的圆亭。
狭长的楼梯,狭长的走廊,肮脏的暗红色地毯。我住三楼朝北的小屋,细竹帘遮蔽的窗外是17街。F路有轨电车打门前经过,它从17街拐上Market街时需转一个锐角,每回都要发出“吱吱嘎嘎”的轮轨摩擦声。那年春天,因为“厄尔尼诺”作怪,北加州暴雨成灾,有时白天黑夜都懒得出门,成天像一棵植物闷在室内,靠着窗子看电车在湿答答的17街上来了又去,吊在电线上的“辫子”噼噼啪啪的在雨里迸出电火花,像焰火一样。到了夜里大约一点钟,末班电车收工回厂,像一间空荡荡的、灯火通明的房间,轰隆轰隆从马路上碾过。然后,充耳的就是马路对面The Café酒吧里传来的音乐了,听不清旋律——被雨幕过滤掉了,剩下的只是空洞无物的节奏,“嘭—嘭嘭,嘭……”,像人的脉搏。那是卡斯楚的心脏。
曾经在The Café里整晚整晚地浪掷时间,但那是离开卡斯楚以后的事了。下了班回家吃饭,换衣裳,坐两站电车到卡斯楚,不为钓人也不为买醉,很单纯的目的:跳。出一身大汗倦极而归。The Café有个不大的dance floor,不收cover,跳舞免费。
也曾端了酒杯伏在The Café阳台栏杆上往外眺看,找当年住的房子和那个窗口。找不到。
卡斯楚应该是红尘中一二等繁华的地方了。有次和L爬到荒凉的双峰顶上,往下望去,卡斯楚的灯光星星点点浮在山脚,L慨叹道:红尘万丈啊!
我的住所恰处在那万丈红尘的所多玛的中央,平静得像热带风暴的中心。墙上贴着前任住客留下的poster,画着一只顶天立地的阳具,被几道绳索团团捆住,若干渺小的人在那希腊石柱一样的庞然大物下拉纤,企图扳倒它,可哪里扳得动?
The Café夜里两点偃旗息鼓。关了灯躺在床上,仰面只见高高的天花板上星形贴纸的微弱荧光,有时候来自隔壁房间的烟雾透过门缝渗进来,呛得睡不着,拿毛巾去堵,总也堵不住,它仍然执拗地往里钻。
房东是个白俄老头,想必年轻时也是个风流主儿,客厅墙上贴着光身子漂亮少年的图画,上面沾了点点鸟粪——他养了七八只鹦鹉,满房间扑腾。
我搬走那天,房东喝醉了,我正在屋里打包,他握了水果刀摇摇晃晃走来砍我房门上的把手。我逃脱了。趁他没砍开、转身去厨房换大刀的时候,我鼓足勇气打开门冲下楼去。在电话亭里打911时,耳朵里仍是一下一下的撞击,刀刃砍在门把上。这幻听终于淹没在F路电车的轰鸣里。
离开了卡斯楚,卡斯楚就像是一场梦,梦的背景是无头无尾永远下不停的雨,前景是卡斯楚街中心的那面大彩虹旗,浸透了水无力招展,蔫成湿答答的一条。那景象让我想起李商隐的句子,“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我的晚期维多利亚式大宅的门洞里,有个头发乱蓬蓬的流浪汉常年在那儿做窝,他随身带着一张电子琴,有事没事便不成曲调地乱敲一气,有时还用痰意浓厚的嗓子吼上几句。这个有着魏晋风度的无家可归者,我私心里把他叫做“卡斯楚的耶稣”。
一个月前在新加坡看了《米尔克》,恰好迈克也在新加坡,茶叙时他老人家闲闲说起,刚刚做完《米尔克》字幕,我们不可避免又一次聊起我们都曾经熟悉的卡斯楚。迈克的卡斯楚正是风起云涌的哈维·米尔克时代,我听前辈同志讲古,只有崇敬和向往的份儿。
看看他老人家的回忆吧:
《苹果日报》克社会:集体的心跳
迈克
实不相瞒,看《夏菲米克的时代》我带着近乡情怯的战战兢兢,一面为有机会重访永远消失了的三藩市兴奋,一面担心藏在回忆里的爱与痛会被涂上大花脸。并非信不过吉斯云逊,而是那一段黄金岁月,在私人历史占了非常重要的章回,政治意识的启蒙,最刻骨铭心的恋爱,决定一生路向的选择,甚至趣味、脾气、习性和道德观的成形,都发生在那短短几年间。
听到米克和市长莫斯孔尼被杀消息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已经日上三竿,不受朝九晚五约束的两个闲人才刚刚起床,男友在浴室对镜刮胡子,我倚在门口有一句没一句胡扯。维多利亚式旧楼,浴室长而窄,淡鹅黄色的墙一搬进去就嚷着非换颜色不可,结果到劳燕分飞也没有付诸行动。洗手盘旁边有扇往上推的玻璃窗,隔壁正在维修外墙,棚架上的工人无线电开得震天价响,幸好睡房在后楼,睡眠不受干扰。这时声浪透窗而入,哗喇哗喇的音乐忽然中止,广播员神色凝重转述由市政厅传出的消息。发言人范士丹女士一反平日的温和沉着,声线在音阶上摇摇欲坠:「作为议员主席,我有责任发布此项消息:莫斯孔尼市长和夏菲米克议员,分别被枪击身亡。」
四目相投的经验虽然丰富,但从来没有这一刻的复杂,三十年后我还可以感到那股毛骨悚然。这样没齿难忘的时刻,根本没有可能倒模重塑,《夏菲米克的时代》以新闻片段交代,忠实保留了一个城市集体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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