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在写罗丹,又在看伊莎贝拉•阿佳妮(Isabelle Adjani)主演的Camille Claudel 《罗丹的情人》。
“我希望我从来也不曾认识你……”卡蜜儿对罗丹说。她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在精神病院的漫长监禁中度过,也许只是因为她遭遇了毁灭性的爱情?她的天赋给她带来的只有痛苦。那个站在海边,用可以让镜头都为之心碎的眼睛看着我们的身影,这次幻化成在满身泥土,手上流出鲜血的女子,卡蜜儿•克劳黛。卡蜜儿曾经拥有让人震惊的天才,是罗丹唯一的灵感源泉。她感受力超绝,但是在与罗丹的合作和感情里她迷失了自己,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为了摆脱罗丹的阴影,她用了整整一生来挣扎。
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个女子--汉娜·阿伦特, 想到她是如何从对海格尔的无望的爱情里走出来,因着对世界,生命的爱,成就了她自己。谁说的,女人啊,你的命字就是弱者?
崔卫平的这篇介绍汉娜·阿伦特写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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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汉娜·阿伦特:热爱世界
标签: 阿伦特
● 崔卫平
汉娜·阿伦特遇上海德格尔那年18岁,和波伏瓦遇上萨特的年纪相仿。然而比波伏瓦苦涩得不可比拟的是,海德格尔此时已经35岁,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妻子艾尔弗蕾德精明强干,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家庭。从1925年到1929年,这对师生以偷尝禁果的方式将彼此的恋情维持了四年,全靠着海德格尔的老练周到才没有被人发现。秘密的信号始终(也只能)由海德格尔发出,打开的窗户或亮着的灯,都是一次欣然的赴约。令如此一位富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年轻女子对自己言听计从,使得这位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年轻哲学家平添了几分人生得意。但诸如此类的事情最后总要划上一个句号,海德格尔终于决定让阿伦特离去。1925年她先是前往弗莱堡大学埃德蒙·胡塞尔的门下学习一个学期,然后在海德格尔的建议下于雅斯贝尔斯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承诺,离开时也没有任何怨言。不能想象他们之间爆发过任何激烈的争吵,像如今的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姑娘来说,这样的附加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没有海德格尔的允许她不得给他写信。
要多大的力量她才能在内心深处摆脱这位远不可及的恋人的牢固盘踞?要多么顽强的生命力才使得她不感到自己是蒙受损失的、仍然可以是完整的和结实的?要多么宽广的胸怀才使得她不会对世界和他人产生怨恨和从此将自己封闭起来?和所有年轻的女孩一样,阿伦特最初的办法是试图爱上别人,在经历了和雅斯贝尔斯的另一位弟子(本诺·冯·维塞)的短暂恋情之后,她嫁给了君特·斯特恩,这只是一对表面上门当户对的婚姻,她和这位在胡塞尔手上拿到博士学位的夫君之间没有深刻的爱"。但正是从这时候起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帮了她的忙。1929年起,她开始写作那本《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的书,其中最后两章是1933年逃往巴黎期间写成的。该书直到1958年才出版,英文版于1974年即阿伦特逝世前一年才问世。这本书终于成为女性主义热衷的读物,被看作一个女作家通过写作来梳理自己、达到自我意识的一个典范;而此前的阿伦特在身为女性这个问题上,仿佛没有提供更多的建树。
拉赫尔·瓦伦哈根(1771--1833)是一位犹太珠宝商人的女儿,但她本人却没有钱,对犹太人来说,缺少财富将意味着永远被拒绝于社会的大门之外,在阿伦特的笔下,她也不具有出众的容貌,即那个年代女人可能拥有的两件武器她都不具备。所幸的是她正好赶上一个热烈的、启蒙的年代,在歌德等人倡导下的新的时代风气面前,人们推崇理性而非成见、推崇个人才华、自我意识、对待自然及人的生气勃勃的感受;而这些对于一位天性率真、领悟力极强、才华横溢的姑娘来说,一个新的可能性世界仿佛正在朝她打开;她不利的社会地位暂时被掩盖了。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歌德本人便对她谈吐的才智表示出激赏;很快,在她周围聚集起当时柏林的几乎所有文化名人,她成了一个著名沙龙的光彩熠熠的女主人;诗人让·保尔、蒂克、弗里德利希·史莱格尔、哲学家史莱尔马赫、语言学家洪堡兄弟都先后出入其间。某种残酷的真相的揭露,一直要到已经与她订婚的伯爵冯·福克斯坦重新改变主意。这位伯爵属于一个显赫的古老家族,对这种人来说,重要的是他家族的头衔,他的社会地位,他自己作为个人是不重要的。而拉赫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她是用在新型沙龙中养成?quot;平等个人"的眼光看待他的,自以为与他交往和彼此认同是个人之间的事情;她甚至还想进一步把他"还原为"他本人;但是所有这些引起了伯爵的不适:在通过交谈来展示和确认自身的沙龙中,伯爵实际上变得什么都不是;他的身份变得无效;相比之下,这位犹太女子反倒成了优越者。而这种关系同时也证明:离开沙龙这个人为的小圈子,拉赫尔则什么也不是;她沉浸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沉浸?quot;爱情、树木、音乐"之中,表面上这是她自愿选择的,其实这是"社会"给她留下的唯一通道;表面上在这个"精神的领域"中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何其脆弱,带着多么一厢情愿的色彩--无视自己事实上被社会阻挡在外的客观事实,并且用种种美丽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拉赫尔无疑是在过着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幻生活。
她在日记和书信中记下了自己悲苦的心情,而这些话听起来多像刚刚结束和海德格尔关系年轻的阿伦特本人的道白:"我仅仅想知道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你不可能忘掉我所经历的一切。""我跟你说,我正处于呻吟的垂死状态……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些痛苦,只是想再见到你一次。"然而伯爵那边没有回应。他什么也没有做。他是胜利者,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牢牢掌握着自己既定的道路和命运,拉赫尔则像是被猛烈推倒了路基之外。"被从头到脚浇上大雨而没有一把雨伞",1952年阿伦特对雅斯贝尔斯这样解释自己的传主。
但是拉赫尔有着罕见的忠直无欺的天性,她慢慢地从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中清醒和恢复过来,明白了自己被动的、无可选择的处境,体验到个人在整个社会面前的孤立无援。"她并不是卷入了和一个人的纷争,而是卷入了与整个世界的纷争。"阿伦特写道。被伯爵所拒绝,等于被扔进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当她意识到这一点,则意味着她睁开双眼,由此步入社会;她个人感情的痛苦从而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命运,尝试着从把个人的孤独和她所属的犹太民族的孤独联系在一起。此后一系列的经历更加帮助她意识到问题所在:作为犹太人的一员,只能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一、作为暴发户,作为这个种族的一?quot;例外"而被接受,去接受"同化"得到表面的承认;二、作为"贱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广泛地面对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的事实。而"同化"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培养起那种叫?quot;自我仇恨"的东西;拉赫尔最终站到了"贱民"一边。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不能逃避做一个犹太人。"
显然阿伦特并没有特别在意拉赫尔作为一个女性所遭遇经历的。拉赫尔的命运被看作是犹太人命运的一个缩影。描述拉赫尔作为一个犹太人自我意识成长的过程,是阿伦特意欲把自身放到更加广阔的社会政治现实中所做的思想准备。而现在的问题还在于:阿伦特是如何以拉赫尔作为一面镜子而摆脱海德格尔、得到自我拯救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拉赫尔的沙龙故事和阿伦特的爱情故事之间存在着十分明确的重合之点:拉赫尔的沙龙将客观事实拒绝在外,推崇主观的、诗意的、孤独的美,并认为这些东西独立于世界之上;而阿伦特和她老师的关系也是不宜示人的,具有一种“无世界性"的秘密的特征。阿伦特之所以在其中感到特别无力,不是因为这种爱无法得到最终的结果,而是当其本身存在时,便是那么地虚幻和无法确认--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爱的现实和非现实便混为一谈;由此出发,"爱"周围的现实和非现实也混为一谈,包括双方个性的现实、他人存在的现实、与他人共在、共同分享的现实、以及使得世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所有尺度和界限,统统变得模糊起来,仿佛生活在一团雾气之中。阿伦特曾把自己当时的心情写成一个小说《阴影》给海德格尔看,她感到在这种没有他人和世界作?quot;间隙"的爱情中,有一种被毁灭的感觉:"着了魔的被焚"。而这恰恰对了海德格尔的胃口。至少部分地(在理论上和在他海拔1200米的小屋中),海德格尔追求的就是这种"孤独",他把与"常人"的共在称之为"沉沦",他的开放性仅仅限于朝向大自然,朝向"林中空地"、"诗意的栖居。"不仅是从气质上,而且从事情的全部进展上,阿伦特从内心越来越反感这种东西--起码她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越来越抓不住周围世界,也越来越抓不住自己。进一步说,海德格尔也并非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他和阿伦特的关系中,在抓住事情的全部主动权、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方面,他和拉赫尔的那位伯爵并无二致。当海德格尔让她离开时,她必须离开,不管她的感受如何。而在一开始创立这种关系时,阿伦特是接受海德格尔的这些理论的,他俩的关系也和萨特、波伏瓦之间一样,存在某种理论的基础;因此,除非从理论上进一步清算海德格尔,把告别他的理论当作告别他本人的一种方式,否则阿伦特则不能得救。而当拉赫尔最终站?quot;身为犹太人"的泥泞现实中来,表明阿伦特经过内心挣扎和反省,摆脱了海德格尔理论的云山雾罩,获得了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另外一种眼光和起点。
犹太人的问题如何成为一个与欧洲近代历史演变有关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像它表面上所呈现的那样是一个民族问题,要到战争之后才进一步清晰起来。1956年阿伦特为这本战前年轻时写的书所作的德文版的初版序言中写道:"不能忘记个人的事情同时也是历史的,今天看来不仅是德国犹太人的历史,不仅是他们复杂特殊的问题,而是迄今为止的历史的一部分。"写下这些话时,她已经完成并出版了那本给她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政治理论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1951年),其中分析了现代生产方式如何造就了沙粒般的"孤独"的个人,现代政治的事实就建立在孤独的个人之上:他们一心追求物欲满足,对公共事务置若罔闻,从而丧失了对世界和他人正当的现实感和对事物正当的判断能力;孤独导致绝望和恐怖,导致人们互相之间的敌意从而摧毁他们的共同空间。阿伦特引用路德的话来说,一个孤独的?quot;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接受自身"孤独"的过程,便是接受对自身的不公正;同时也就相当于接受和承认更加广大范围内的不公正;实际上,"被隔离"的情况不止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不断被抛出、不断将一部分人甩入更悲惨的无援境地是每天发生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们因"孤独"而陷入一种深重和无力自拔的无力感之中;这就为全面控制的极权统治提供了基础。
这是一条典型的阿伦特的思路:个人的问题不再是个人的;而是同其他人、同包含所有人在内的公共领域中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甚至"孤独"也不应被理解仅仅是个人的选择因而有理由对此大加赞美;因为在她看来,每个人实际上是在同其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只有在人和人"之间",在人类共同生活的舞台上,个人才能得到自身存在的充分展示和具有真理性。显然,这与海德格尔将"与他人的共在"看作"沉沦"的立场相去甚远。从个人揪心的经历和承担个人的历史境遇出发,阿伦特站到了"世界"而非"个人"一边,站到公共舞台升起来的光线之中而不?quot;退隐"在个人的秘密之内。作为一名女性,她参与了她那个时代真理的创造。
1964年在接受德国电视台记者高斯的访谈中,她称是一名叫做布鲁门费尔德的人打开了她的眼界,把她引进了对于犹太人的关注之中。在这次访谈中她还谈到了1933年帝国大厦纵火案之后,她对于那个叫做"知识分子阶层"所感到的深深失望,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周围建造了一个虚空的空间。"目睹此情此景,她暗自发誓"再也不卷进任何知识分子的事务",并开始考虑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正好布鲁门费尔德请她编纂一本在日常生活习俗中的反犹言论集,她一口应承下来并积极投入工作,此事很快被发觉而阿伦特被抓起来。她对那位长着一张通达正派面孔的看守编了一个天花乱坠的故事,关押了八天之后被释放了。从此她上了黑名单她的名字不得出国,于是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第一站是法国的巴黎。在巴黎她仍然在为犹太人组织工作,帮助去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做培训。一度时期,法国人将这些流亡的犹太人送进了由他们开设的集中营,一同来到巴黎她的第二任丈夫海因利希·布吕歇尔和瓦尔特·本雅明关在一起,阿伦特关在另外一个地方。此时法国本身也昏头转向,混乱之中阿伦特和她的女伴们策划了一次大逃亡,大约200名妇女勇敢地离开了那里。完全是凭直觉,她感到丈夫布吕歇尔也将逃往一个叫做蒙托邦的地方,某一天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她高声喊起布吕歇尔的名字,他们希望在马赛搞到去美国的紧急签证。此时本雅明也到了马赛,并且把自己的《历史概念论纲》的手稿托付给了阿伦特。正如阿伦特在她那篇关于本雅明的文章中写的那样,本雅明是个天生的"倒霉蛋"(布吕歇尔平时就这么叫他),结果在离西班牙不远的一个叫做布港的边站自杀。阿伦特夫妇则幸运地逃脱了,当这两人到达纽约时,他们口袋里差不多只剩下50美元,此时为1941年。这对饱受流离之苦的夫妇开始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为了尽快掌握英语,阿伦特在一个美国家庭当起了"女佣",同时在德语杂志《建设》上发表文章,她丈夫把她富于激情又强硬务实的风格称之为"如同利斧一样"。不久,她和布吕歇尔居住的那间陋室,成为一个不仅是流亡的犹太知识分子而且是许多美国文化人热烈讨论各种问题的场所,阿伦特于其中也像一个"沙龙"女主人。她显示了对于新国家和英语文学的高度兴趣,同时又吸引人们去讨论柏拉图、康德、尼采和卡夫卡。她那张犹太人的面孔和略带嘶哑的嗓音洋溢着深挚的真情。在一次晚会上有人问道:"弗朗西斯·卡夫卡是谁?"这促使她在美国出版了卡夫卡日记。她的美国朋友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玛丽·麦卡锡,两人的友谊保持终生。阿伦特的另一好友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她后来赞扬遇刺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扩大公共空间,十分坚决地把诗人和其他游手好闲的人请到白宫",其中就有洛威尔。而阿伦特把这样一些意趣不同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相当于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在阿伦特看来,在平时劳动和消费的活动中,人们仅仅是维持肉体的生存,"被完全扔给了他自己"从而造成人们互相之间的隔绝。但在公共空间及其交谈中,大家从自己的角度发表各自的看法,使得不同种类的事物、不同视角的观点得以呈现,这才是生命的一种真正的开放。勇于在众人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勇于冲破喉管的气流而"出声",这样一次又一次"站出来"的做法才体现了人的尊严。而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随时准备回应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勇于面对和敢于"接招",不把"私下"掌握的真理认定为唯一的真理。1949年她为保护犹太人的文化遗产在战后第一次回到欧洲,很快不仅恢复了和慈父般的恩师雅斯贝尔斯的友情(和雅斯贝尔斯的"持久交流"对她来说是无可替代的美妙享受),而且奇特地复燃了对海德格尔的感情,当然此后严格保持在友谊的范围之内。当海德格尔因为纳粹期间的附逆行为处于人生中最倒霉的时期,忠直无私的阿伦特给他送去了温暖和支持,为他在美国出版书而忙碌奔波,甚至替他难以原谅的行为徒劳地辩护。
一个人最初卷入世界的方式会陪伴他/她的终生。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公共的、属于世界的?如何在个人事务和公共生活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尺度?阿伦特一生都在这两者之间思索和尝试实践。1998年德文版的阿伦特传记作者阿洛伊斯·普林茨有一小节题为"猛禽还是夜莺",非常中肯地把握住了阿伦特性格和精神生活中同时具有的两面性。在朋友中她显得和蔼可亲,富有亲和力,尽管为了观点也会"反唇相讥";但在公共生活尤其是涉及到正义和不公的大是大非问题时,她便显得毫不留情面,义正词严;在公共场合下的举止有时甚至显得傲慢和拿腔作势,如同一只猛禽。1957年她为堪萨斯州的小石城种族冲突事件而写的评论,在美国社会中首次让人们领教了她的厉害,同时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当时《党派评论》的发行人威廉·菲利普斯叫道:"她以为自己是谁?亚里士多德吗?"阿伦特的"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的称呼因此而得名。最令人恼火的是1960年她接受《纽约客》杂志的邀请,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报道对战犯艾克曼审判,由此所形成那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仅使她的同胞十分吃惊而且非常愤怒。在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阿伦特看了警方长达三千多页的卷宗?quot;不知道多少次地我大声笑出来。"因为她觉得自己面对的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滑稽小丑而已,这种印象在面对审判席上满口陈词滥调的被告本人时得到证实。她对审判的过程很失望,控方提出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材料,努力想说明艾克曼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而看上去人们非要给这家伙涂上鲜明生动的色彩才肯罢休。但这不是实际情况。经过仔细的观察分析,阿伦特提出的一个正相反对的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艾克曼并不是因为具有深刻的个性(生性残忍)才作出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她又一次引用苏格拉底说的"未经审问辨明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这样的解释对于犹太人的伤害在于"假如不是一个恶魔。怎么可以毁灭世界?"而阿伦特的观点恰恰在于"平庸的恶魔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在该书中阿伦特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触痛了犹太人自身的伤疤:犹太人组织在战争中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犹太人几千年的"无根基"、"无政治性"的存在。她举纳粹在丹麦、瑞典这样的国家为例,说明纳粹肆虐的程度和遇到抵抗的程度有关。面对犹太人必须佩?quot;大卫星"的要求,丹麦国王宣布他本人将是第一个佩戴这种东西的人,结果没想到德军奇怪地接受了这种拒绝的态度。在面对犹太同胞的气愤甚至咒骂时,阿伦特丝毫没有退却,她感到伤心的是数年如父如兄般的朋友布鲁门费尔德,没等到她本人亲自向他解释便怀着对她的怨恨死去。
多年前曾下决心不参与任何知识分子事务的阿伦特,最终还是以她非同寻常的、崇高的思想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巨大声誉。除了写作、教书,她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奔波来去,参加各种活动。1958年雅斯贝尔斯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她应邀在老师的颁奖仪式上致词,这回也是在法兰克福保尔大教堂里发言的第一位女性。她在那里说到:富有人性的生活不可能在孤寂中得到,也不会通过把自身的事务交给他人而得到;它仅仅在一个人投身?quot;公共领域的冒险活动"中才能实现。从法兰克福回来后,她给雅斯贝尔斯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真正爱上了这个世界,"并想把这种感受写成一本书,书名即为"热爱世界",这就是后来德文名《积极生活》、英文名《人的条件》的那本。她其他的重要著作还有《论革命》、《共和危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精神生活》(由玛丽·麦卡锡编辑出版)等。1970年丈夫布吕歇尔去世对她造成了很大打击,这之后五十年代结下深厚友情的英国诗人奥登出现在她身边向她求婚;遭到拒绝之后奥登颓丧得从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变成一个歪歪倒倒的流浪汉。后来奥登的死讯还是令她十分震惊。在奥登的葬礼之后。她重又读了奥登的诗并为他写了一篇诔词。1975年12月阿伦特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未能完成计划中的康德哲学研究"论判断",时年74岁。五个月后,海德格尔去世。
- posted on 01/22/2008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是原籍德国的政治理论家,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她常被称为哲学家,但她本人始终拒绝这一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而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因此应该被视为政治理论家。
生平
阿伦特出生在下萨克森州林登市(今汉诺威)的一个世俗犹太人家庭,在哥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和柏林度过成长时期。她在马堡大学求学时师从海德格尔,并从此与海德格尔发展出亦师生亦情人、时断时续的长期关系。由于后者对纳粹的同情,这种关系也颇遭物议。
在一次与海德格尔分手后,阿伦特迁移到海德堡,并在那里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佩斯的指导写作博士论文,主题是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思想中的爱的概念。
1929年阿伦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habilitating),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1933年,阿伦特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并在那里与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结识并成为好友。在法国逗留期间,阿伦特还致力于救助犹太难民。
随着二战爆发,法国部分领土被纳粹德国占领,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犹太人并将其送往集中营,阿伦特不得不再次流亡,离开法国。1940年, 阿伦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布吕歇 (Heinrich Blücher) 结婚。
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 Hiram Bingham IV 的帮助下,阿伦特与丈夫和母亲前往美国;这位美国外交官非法向 2500 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阿伦特抵达纽约后成为当地德国犹太侨民中的活跃分子,并为 Aufbau 周刊撰稿。
二战结束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了联系,并在德国的一次去纳粹化听证会上为其作证。1950年,阿伦特归化为美国公民,1959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
阿伦特于1975年逝世,享年69岁,葬于纽约州哈得逊河畔安嫩代尔(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其夫在该学院教学多年。
- posted on 01/22/2008
July wrote:卡蜜儿是译音,但过“青”,而克劳黛,唉,她有个兄弟Paul Claudel
我因为在写罗丹,又在看伊莎贝拉•阿佳妮(Isabelle Adjani)主演的Camille Claudel 《罗丹的情人》。
“我希望我从来也不曾认识你……”卡蜜儿对罗丹说。她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在精神病院的漫长监禁中度过,也许只是因为她遭遇了毁灭性的爱情?她的天赋给她带来的只有痛苦。那个站在海边,用可以让镜头都为之心碎的眼睛看着我们的身影,这次幻化成在满身泥土,手上流出鲜血的女子,卡蜜儿•克劳黛。卡蜜儿曾经拥有让人震惊的天才,是罗丹唯一的灵感源泉。她感受力超绝,但是在与罗丹的合作和感情里她迷失了自己,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为了摆脱罗丹的阴影,她用了整整一生来挣扎。
,是著名天主教诗人。保尔·克洛代尔,如果译成克劳黛,就不对了。
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个女子--汉娜·阿伦特, 想到她是如何从对海格尔的无望的爱情里走出来,因着对世界,生命的爱,成就了她自己。谁说的,女人啊,你的命字就是弱者?
阿伦特还是等Touche来放枪。
- posted on 01/22/2008
奥登与阿伦特
孙传钊
日前,W•H•奥登诗歌的单行本《学术涂鸦》(桑克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出版了。事有巧合,笔者正在重读伊丽沙白•杨-布洛赫(Elisabeth Young-Bruehl)的《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和《玛丽•麦卡锡与汉娜•阿伦特往来书信》,书中有涉及奥登与汉娜•阿伦特的晚年交往轶事的记叙。
就如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对阿伦特的悼词中曾经说到的那样,阿伦特“具有交友的天才”,阿伦特在德国度过青少年时期和流亡法国时期就交结不少好友,到了美国后,还与其中不少人终身保持友谊(那些人也因纳粹迫害流亡北美,大多母语是德语)。除了这样一个“同族友人”的社交圈子外,到了美国后,还在当地活跃的一流文化人圈子里结识了不少朋友,诗人奥登也是其中一位。不仅两人之间的友情始终不渝,阿伦特喜欢他的诗,经常说奥登的诗能“拔去心头的塞子”,奥登也是一位对阿伦特著述产生过影响的友人。
奥登很早就是阿伦特的著作的忠实读者,阿伦特的《人的条件》出版后,他就书中的“因为是某人干的事情,我们就容忍了他所干的事”的说法写信给阿伦特提出疑问。阿伦特面对奥登认真的质疑,承认自己的错误。她给麦卡锡的信中,也说自己这种观点是错的,应该是相反:有时候,不能容忍那种罪恶的事情,却可以容忍干事情的人。但是这样的容忍也有一个前提,即必须能清楚说明容忍的理由。奥登和阿伦特一样也关心人性的善恶问题,他那“恶并不引人注意,而且总合乎人情,和我们同床睡觉,同桌吃饭。”(“致柯斯坦”,王佐良译)的诗句在我国也脍炙人口。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引起世界轰动的时候,奥登还与阿伦特讨论对罪行、过失的容忍与司法上的赦免的区别,阿伦特承认惩罚与赦免是两者必择一的选择,解释说,本来自己认为艾希曼的罪行无论是“极端的恶”,还是“平庸的恶”,都是既不能惩罚,又不能容忍的罪恶。自己反对司法上赦免并不是主张不要惩罚,而是要说明纳粹种族灭绝的“国家行政实施的大屠杀”已经歪曲和超越了原有的司法体系。无论什么人,个人选择服从实行大屠杀的这样的决断都是不能容忍的。她说:“追求历史真实的所有的方法,不是检察官的那种方法。保卫事实的不是那些代表各种利益的官员,即使他们的依据是合法的,真正捍卫历史真实的是记者、历史学家,乃至诗人。”阿伦特也喜欢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奥登的诗。如她的遗著《精神生活》的第一章就引用奥登的诗句:“上帝果真根据现象来判断我们吗?可以这么认为!”她在该书第四章中,也用了奥登的一段诗句,因为,诗句比叙述更能准确表达“片段化了的过去”这样一个时态。
1970年底,阿伦特的丈夫布吕赫去世不到一个月,奥登(当时也在新社会科学学院执教)去阿伦特家提议与她重新组织家庭,相互帮助共度晚年。阿伦特拒绝了奥登的求婚。阿伦特给女友作家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信中说:“他的穿戴简直像个流浪汉,说是为了我回到纽约来的”,“说对于他来说,我是重要的人,很爱我。……但是,不得不拒绝了他。……从事情的整体来考虑的话,我就忘了自己。……我最厌恶的是怜悯,也最怕怜悯,从来就是这样。从来没有这样可怜我的人。”1971年春,阿伦特为《社会研究》写的《思考与道德的沉思》最后完稿,她将这篇评论献给奥登,而且同时又拜托自己先前在芝加哥大学授课时的学生克利苏斯•金牧师也邀请奥登到他主持的风景秀丽、在密尼苏达的安谧的圣约翰修道院去疗养一阵——因为阿伦特失去丈夫后也曾经受邀在那里休养了半个月。照伊丽沙白•杨-布洛赫的说法,这两件事也许是阿伦特作为拒绝奥登求婚后对他的一种安慰、补偿。
三年后,奥登的死讯从欧洲传到北美,阿伦特受到极大震动,奥登至少是她最喜欢的一个诗人,据她的学生们说,她明显不像丈夫去世时那样能克制自己的悲伤。她还特地去奥地利出席了奥登的葬礼,在留言本上写上她经常引用的两行奥登的诗,寄托自己的哀思:
在感叹的恍惚中,
咏叹起人间的悲运。
在纽约举行的追悼会,阿伦特也在留言本上写下奥登的诗句:
祝贺人生的失败,
在那失意的喜悦之中。
后来在《回忆奥登》一文中她这样追述:
我是在我与奥登都步入晚年的时候相识的,到了这种年龄,已经不能结成青年时期相识心理上容易接近彼此之间什么都相通的那种程度的友情,所以,都保持一种距离。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 posted on 01/22/2008
主要著作
1、《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49年写成,1951年初版名为《我们时代的负担》(The Burden of Time);1958年再版时增加了一个结论性的《意识形态与恐怖》,书名也改成《极权主义的起源》。该书以纳粹的种族灭绝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那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它把一部分人作为天生理应消灭的“种类”,进行集体的改造和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限于迫害它的“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无情地消灭它的“顺民”;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而这样一种新的面貌,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推理之上的。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它有一个自己要去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于是一部分人便承当其这个改造的执行者。阿伦特描述了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扩张心态、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何造就了现代社会一大批“孤独”、“无力”、自感“多余”的人,所有这些形成了极权主义暴政产生的土壤。尤其是后者,一心追逐物欲满足的“原子”般的个人,与他人隔绝即意味着隔绝了使得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正当的判断,所以非常容易被尘嚣甚上的强权势力所左右。
2、《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
1958年出版,德文版名为《积极生活》( Vita Activa)。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在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做比较彻底清算的同时,建立了自己著名的“行动理论”:强调人只有在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积极行动,才能使人获得意义。这样的立场被称之为翻转了西方哲学几千年推崇“沉思”的传统。
在这本书中,阿伦特区分了人类实践的三种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三个领域。
一、“劳动”(labor)。劳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维持肉体的生存和延续,它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具有一种与外界无关的“黑暗”和“隐秘”的性质。
二、“生产”(work)。“生产”包含了技能、技巧在内;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尽可能避免被迅速消费掉,因而具有一种持存性,在时间上更为悠久。但如果把这种“实用的”、“制作经验的普遍化”的活动当作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恰恰是以“无意义”取代了“意义”;“手段被当作了目的"。如果说“劳动”构成了仅仅与自己身体存在有关的“个人领域”,那么,“生产”则构成了现代以降的“社会领域”——人们为了“生产”而结成某些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从表面上看,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彼此结合在一起,不像在劳动状况下个人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它本质上仍然是服务于自然的生命过程,仍然是为生存的目的组织起来的。因此它是一个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雌雄同体的领域”。
三、“行动”(action)。“行动”是在公共领域中展开的,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意味着:排除了任何仅仅是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不再受到肉体性生命过程那种封闭性的束缚。"行动"是由于别人的在场而激发的,但却不受其所左右,它存在一种"固有的不可预见性",因而在公共领域中,人和人处于最大限度的开放之中,人们互相能够看见和听见,他人的在场保证了这个世界和人们自己的现实性,使得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和实现自己的最高本质。“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言谈”,在言谈中人们敞开他自己,阐释和展现自己。言谈本身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不是想要直接动用暴力,那么,言谈所具有的措辞和劝说便是政治方式本身。总之,在一个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勇于发言、挑战和接招,一个人表达了他的尊严。
3、《在过去和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er)
1961出版,这是一本论文集,主要写于五十年代。在写完《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阿伦特意欲继续进行此项研究,尤其关注在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此后该计划中断,但所形成的思想写成收在该书的若干单篇文章当中。其中包括《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权威》、《真理和政治》、《传统和新时代》、《宗教与政治》、《自由与政治》、《教育危机》等。从这些文章中,发展出阿伦特后来更为成熟的政治思想的所有议题,提供了理解她此后思想脉络的雏形,犀利而富有原创性,被人称之为了解阿伦特最重要的三本书之一(另外两本是《人的状况》和《论革革》。)
4、《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一件平庸无奇的罪恶的报道》(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年出版。艾克曼1906年生,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战后化名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其举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该审判,最终形成了这本书。
从阅读有关卷宗开始,到面对面冷眼观察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克曼,以及听他满嘴空话地为自己辩护,阿伦特断定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
因此,阿伦特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问题在于纳粹通过使用新的“语言规则”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灭绝”、“杀掉”、“消灭”都由“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来表达。对于追求观念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
在这本书中,阿伦特对于犹太人在历史上处于边缘状态的“无根基性”、“无政治性”,以及犹太组织的领导的消极做法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导致了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对审判的结果同样表示满意,但阿伦特对审判的性质和过程还是表达了疑问——“审判的目的是表现正义,而不是别”,不是“复仇”及展示“耻辱”。这种眼光超出了对于种族和地方的认同,她着眼的不是受害者,而是行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艾克曼应为他的“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受审。
5、《论革命》(On Revolution)
1963年出版。这是阿伦特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表达了她“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思想。首先,阿伦特从分析了在“革命”这个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所包含的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原创性或自由发挥力?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比这个问题更棘手的是,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合法性论证?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阿伦特继而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加以比较。法国革命期间,西耶尔Emmanuel Joseph Sieyes1748--1836)第一次提出了“制宪权”的问题,按照他的解释,“制宪权”不仅存在于“国家宪政权力”之外,而且先于“国家宪政权力“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正义的基础。针对西耶尔的意见,阿伦特指出:“制宪权”的主体(不论是“人民”还是“民族”),都不具有宪政性格,因此他们不拥有任何权威,从而实现想要实现的事情。
具体到法国的“宪政大会”,阿伦特指出,它本身“既然先于宪政,就缺乏宪政性格,也不可能转变成为宪政本身。”因此,新宪政如何具有合法性仍然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引导出一种绝对性原则,以证明确立本身及其立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西耶尔最终把“制宪权”根植于“自然状态”的“民族”之内。接着事情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当把民族定位为“多数”时,同时又把这“多数”解释为受贵族和教士阶层所压迫的“第三等级”,进而肯定“第三等级”由于受压迫而而具有了某种“特权”能够成为“制宪权”的主体。当罗伯斯比尔喊道:“共和制?君主制?我只知道解决社会问题”时,这场革命的目标产生偏移,不再是建立“自由宪政”的新秩序,而是变成了一场社会性的悲情控诉:对于民间的同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同情成了政治品格;深邃无涯的悲悯转而成为新体制之大仁大德的证明。阿伦特分析道:同情只是在针对某个人的时候才可能;针对大众则就变成了抽象的、对民族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当整个民族的苦难破坏了对于同情的克制能力,由此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来铲除不幸的倾向。这时的悖论在于——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滥杀无辜。
美国革命的过程完全不同。首先,美国物质条件的优裕免除了由社会贫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物质匮乏所导致的个人的封闭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不透明性”)、同情不幸者引发的“美德之恐怖”、暴力及军事独裁等等;从而能够致力于建立将更多的声音吸纳进来的民主机制。制宪者们是从各市镇之议会推选出来的代表,同样承受着来自“下方”的压力,但却不是从任何主观之心境、意志、品德开始,也不去寻找一个绝对性的原则作为源泉或合法性论证;正是制宪和创制活动本身已经承担了宪政构成的权威,体现了“前宪政”政治社会中不同的、次级的组织体(各市的议会及各州的自制法规),它们因人民的认可而具有制度上的权威性。
随后,是在已有的“宪政构成”的社会之上建立一个联合各州的权威的联邦共和制。因此。这个新共和体制自我正当性论证基础正在于保存和持续这个已经由人民自发性构成的多元的政治社会,在于其中各种不同的、由人民承认的因而具有权威性的制度。与欧洲现代国家仍然以统一、不可分割的主权为基设不一样的是,美国宪政所确立的国家以“权力的结合”为取向而形成“联邦”原则。
6、《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
1968年出版,这是一本“知人论事”的文集,“人物素描”占了主要篇幅,他们大多是阿伦特的同时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时代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以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对阿伦特理论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渗入了太多美学因素;这些文章尤其表明,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阿伦特是如何敏锐、犀利并充满人情味。
7、《共和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 )
1972年出版。该书由三篇长文章和一篇访谈组成,是阿伦特对于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观察、沉思的结果。
第一篇文章题为《政治中的谎言》(Lying in politics),该文通过讨论“五角大楼越战报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国政府迷信问题专家和公关形象专家,乃至越南政策的错误一再延误,揭示了一般人为什么会相信政府及专家的谎言。原因在于人类普遍习惯接受系统的、前后一致的说法。这种心理原本是人类理性推理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但是如果失之省察,它也可以被用来灌输与事实不符的谎言。谎言也是有系统、看似严密和有条理的捏造和编织。这种编织的结果会比事实本身更严密和贯穿一致,结果是人们宁愿相信谎言而不是事实。民主社会的政治谎言正像极权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提供了一套虚假的、看似符合逻辑的说辞来合理化当权者的政策。
第二篇文章题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这是阿伦特对于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包括反对越战在内的社会运动的有力分析。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征兵,公然违背了政府的法令,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如此理直气壮。阿伦特区别了“公民反抗”和“良心反抗"性质上的不同。“良心反抗”是出于个人内心的要求(个人信仰、信念等),以一个人的内心平衡作为准绳,说到底将事情归结为个人的;“公民反抗”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为指归的社会运动,着眼于公共领域中的“善”而不是一己的“善”;落实到公共事务的改善而不是个人的解脱。在这个意义上,以良心的要求来取代政治的标准是远远不适当的。
与这篇文章站在“反抗”一边呼吁“反抗权”不一样的是,在另一篇《论暴力》(On violence)中,阿伦特表达了对于左翼学生运动中暴力倾向的忧虑。该文曾以单行本于1969年刊出,随即引起高度重视。阿伦特首先指出暴力并不是政治行动的本质,区分了暴力与权力如何从根本上性质不同;真正的政治行动的目标远非暴力,而在于自由权力。阿伦特继而区分了“暴力”(violence)、“力量”(strength)、“势力”(force)、“权威”(authority)等概念,指出在当代功能主义思考模式下,这些概念都被化约成达到统治的类似手段;但这样做只能使得人类生活的经验趋于单调。该书最后一篇是1970年接受德国作家阿得贝尔特·莱夫的采访,题为《关于政治和革命的思考》。
8、《心智人生》(The Life of Mind) 又作《精神生活 思维》
被公认为她最伟大的著作,也是她生命之火将熄灭前的遗世制作,这本书探索了沉思生活中的思维本身,这本书标志着一种转向.
这本书原计划由三个部分组成《思考》(thinking)、《意志》(willing)、《判断》(judging),终因心脏病发作,第三部分未得完成。已完成部分由她的好友作家玛丽?麦卡锡于1978年整理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阿伦特的思考仿佛又回到了哲学,重新审视“思想”的意义,但这回是放在人的思考机能能否增进他的“行动能力”方面;在何种意义上,思想能够增益人的明辨是非、分别美丑的能力?即阿伦特仍然是在她的“行动世界”的框架里进行她的哲学探索。
9、《康德哲学讲座》(Lectures On Kant"s)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阿伦特在“新社会研究所”及芝加哥大学所作的关于康德哲学的讲座,其中所谈的就是在《心智人生》中未完成的“判断”部分,对于了解阿伦特最后的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阿伦特认为在政治判断中存在和美学判断相似的机能:“由特殊见普遍”;与自身对话及在想象中与他人讨论的“反省判断”;依据他人在场、以他人为导向的“共同知觉”(common sense)等。总之,判断的过程是与他人交流和沟通的过程;艾克曼这样的人是在失去了与他人任何直接和间接交流的能力,“无法从别人的立场来看问题”,才变成了只会重复陈词滥调的“空洞”之人,因为缺乏独立判断的习惯而充当杀人机器的盲目执行者。
10、《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Hahel Varnhagen:The life of a Jewess)
这本书写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其中最后两个章节是在法国流亡期间写成的,德文版1958年,英文版直到1974年才出版。近年来这本书受到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女性主义学者,将此当作一个女作家如何通过书写他人,而完成自我梳理、自我觉醒和最终找到自己的过程。拉赫尔是十九世纪初期德国著名的沙龙女主人,与歌德、史莱格尔兄弟、黑格尔都有过交往;但终免不了一生凄凉,临死前意识到这与自己犹太人出身有关;光是靠生活在浪漫的爱情和诗歌中无济于事。拉赫尔的沙龙故事和阿伦特早年的爱情故事有可类比之处。
当阿伦特作为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学生时,很快陷入了与老师海德格尔的恋情之中;四年后海德格尔把她送到雅斯贝尔斯那里完成博士学位,中止了这段恋情。孤独、悲苦的阿伦特在结婚之后仍很难完全从这桩感情中摆脱出来。在拉赫尔的沙龙故事和阿伦特的爱情故事之间存在着十分明确的重合之点:拉赫尔的沙龙将客观事实拒绝在外,推崇主观的、诗意的、孤独的美,并认为这些东西独立于世界之上;而阿伦特和她老师的关系也是不宜示人的,具有一种“无世界性”的秘密的特征。通过写作这本书,阿伦特获得了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另外一种眼光和起点,即对客观世界有一种真正的兴趣和爱,而不是沉浸在主观领域。
其他重要出版物
1、《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书信集》
2、《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书信集》
3、《阿伦特和布留歇尔书信集》(布留歇尔为阿伦特后来三十年岁月相濡以沫的丈夫)
4、《阿伦特和玛丽·麦卡锡书信集》
5、《阿伦特和库尔德·布鲁门费尔德书信集》(库尔德是将犹太人的视角引进阿伦特的视野的人物;三十年代欧洲犹太组织领袖之一。)
6、《我愿意理解:有关我的生活和著作的回答》
7、《奥古斯丁爱的观念》(二十年代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完成的博士论文)
其余还有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两三本文集《犹太复国主义的困境:随笔和评论》、《以色列和反犹主义》等,由他人编辑。
- posted on 01/22/2008
崔卫平:为阿伦特一辩
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约好了似的,对汉娜•阿伦特保持沉默。这位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女性,并没有进入同样以政治目标为己任的女权主义视野。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阿伦特在公共活动(公共言论)中从来不以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居,她绝不以个人女性的声音发言。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请她主持极具声誉的克里斯蒂安•高斯讲座,对强调她作为第一名女性令她感到不快。这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心智上的完整、体验到自己身上足够力量的人来说,把她放在一个需要加以突出的性别的位置上,肯定不是对她的任何一种奖赏。
不与阿伦特为伍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在今天更年轻更时髦的一代人看来,它不仅是哪儿不对劲的问题,还很可能是丢脸的和声名狼藉的。从表面上能得到的所有材料表明,从一开始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另一个毕恭毕敬、洗耳恭听;一个感到对方只是肉体上的热情和吸引,另一个却同时领略对方全部的精神和灵魂;一个始终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以其老道圆滑的精心策划,控制对方和与对方的交往,另一个只能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位置,任其摆布。如果说在最初4年的恋情中,阿伦特年轻无辜、情有可原的话——刚开始时她只是一个尚未涉世的18岁女孩,而海德格尔已是35岁,那么,25年以后,尤其是当海德格尔与纳粹合作的丑行被公之于世之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一如既往的忠诚、维护,保持和他的继续交往甚至为他辩护、为在美国出版他的著作极力奔波、一再努力希望和他单独相处,就显得非常不可思议了。不管是从承担犹太人悲惨处境为起点建立自己学说的卓越思想家的眼光,还是以一个在人格和事业上都完全成熟的女性身份,她的做法——用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话来说——显得"没有必要"。何况在后来这整个过程中,她已经从个人交往的角度一再意识到海德格尔的某些人格缺陷,他的种种不能自圆其说,"天才和谎话的大杂烩",她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乃至阿伦特在事业上始终得不到海德格尔的公正肯定,所有这些,竟然都没有妨碍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和进一步建立联系,哪怕这种关系后来严格被限制在友谊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怎样的推动力?到底因为什么,使得这位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中活力非凡、一身正气的超拔的女性,在她的个人生活中要忍受如此的不公正?
阿伦特属于对自身坦然、坦率的那样一种人。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力量,它们的两个对立的极端是智性和情欲。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只要他还没有被诸如功名利禄所扭曲的话,也能体验得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力量。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们拥有什么他就惧怕什么,他恰恰恐惧自己具备的东西。对于同时拥有智性和情欲力量的人来说,他的一个特殊的恐惧是,生怕其中的一个会毁了另一个。最常见的情况是,对于立志从事智性活动的人来说,他更恐惧情欲的力量会毁了智性的力量,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安生立命之本。渐渐地,这会造成一种障碍,使得这些人远离情欲,把自己局限在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书案工作之中,忘记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仅仅受这种罪。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跨越这种障碍,仍然把自己当作整体的人加以对待和体验。
最初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幽会时,这位老师向他忠实的女学生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只能想象,具体的不得而知。显然,年轻的姑娘给人以这样的信任:在她的生气勃勃背后,有一种罕见的坚韧、坚忍的力量,但它们并不导致固执和孤僻,相反,却径直走向敞开、接纳和承受,随时准备迎接从天而降的任何好东西。她天性完整、敏感和丰厚。一旦有可能,一经春风化雨,所有她身上潜藏的优秀品质,就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生长和崭露头角,让人惊讶不已。这正是海德格尔最希望见到乃至暗中等待的。这位以其"离经叛道"跃居要位的年轻哲学教授,他的理论本身要求一种实践,一种实实在在的"返回"和"照亮",一种具体的"出世入化"。说他对阿伦特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兴趣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对其他拥有年轻芬芳肉体的姑娘也有同样的兴趣,阿伦特与他的理论及事业并存。如果把倾听也看做一种言说的话,阿伦特非同寻常的、无尽的倾听和吸纳已经参与了他智性的创造活动,拓宽和变动着他的视野(这是海德格尔后来承认的)。与他人不同的是,年轻的姑娘还提供了一种来自生命的结结实实的担保。对阿伦特来说,勿庸置疑,她超越的气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生命涌动的激情,在海德格尔那里也得到了结结实实的实现和担保。不难想象,还有别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若干年以后,阿伦特仍然执迷不悟地将之称为"伟大的爱。"这在今天生命力趋向孱弱或习惯于"灵"与"肉"分离的人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这对师生之间表面上的不平等,是与他们某种实质上平等同时并存的:在生命的质量方面、在心性的完整方面和超越的情怀方面,这两人是旗鼓相当的。只是目前阿伦特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出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海德格尔此时或后来是否明白和承认,这都不重要。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海德格尔是在何种意义上"控制"着阿伦特?由海德格尔来发出的那些"信号"在何种程度上对阿伦特起作用?回答只能是一个:在阿伦特愿意接受的份上。阿伦特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什么,海德格尔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无需他人置噱。全部的解释权在阿伦特那里。
问题或许这样被提出来:为什么阿伦特如此心甘情愿?她如此被动和服从说明了什么?
女人和男人这点也不一样:女人较少功名的考虑。相对来说,女孩是在一种无忧无虑的气氛中长大的,没有人对她的前途有过多的展望和期待。她可以做事情,也可以不做事情,全看偶然的情况而定。也许这种状况对于女人的天性是一种保护。她可以更多地面对自己。如果是陷入了爱情,女人也更可能不顾一切,以一种抛却万事万物的方式,全然不顾世俗的考虑。男人则小心翼翼,万般顾忌,考虑到诸如"一生的名节",一辈子(或半辈子)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的"世功"。当然个别的情况除外。
然而对于富有智性的人来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情况都还要更复杂一些。他们有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强烈要求,有需要独处的迫切心愿,这是保证智性活动的起码条件。要想富有成果地进行思考,必须是连续性的不间断的,不受任何外部搅扰的,因此不能在所需要的时候单独和自己呆在一起,哪怕因心思放在别人身上而不能收回来,这都能引起"思"者的某些内部恐慌。于是,外在的约束自然地会变成一种内在的恐惧:担心爱情或在情欲掀起的波涛中丧失自我。有智性的女人在这方面的恐惧并不亚于男人,甚至比男人更甚。她不仅担心自己是否还能保持独立地思想,还要担心对方能否保持自己的全部完整,生怕自己无边无际的爱将对方的生活搅乱,让对方陷入覆水难收的一团糟之中。一旦对方丧失了独立性,她自己则毫无独立性可言;而缺少各自独立性、缺少自由的爱,则是完全不能忍受的。
对阿伦特来说,海德格尔的独立性就是她本人的独立性。海德格尔在何种程度上能承受他自己对阿伦特的爱和阿伦特对他的爱,则是阿伦特所能承受和所愿意接受的限度。她和海德格尔分享同一种恐惧。这不是在世俗的意义上来理解或计较的,而是拥有精神生活的人都能体验得到并互相默契的。在这个意义上,掌握主动权的一方甚至更难。他为自己留下的天地,也是为对方留下的天地。而这个尺寸怎么把握?怎么让双方都感到爱的洋溢而又不至于丧失自己?海德格尔会比阿伦特感到更沉重。相对而言,阿伦特可以少负一点责任。她宁愿把这个大难题交给海德格尔。让他去安排吧。让他去主宰吧。只要自己的爱不去伤害对方乃至伤害自己。本来这就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也许是自己不该得的。海德格尔没有对她做过任何诺言,她也决不指望更多。这里面没有什么老师和学生、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关系问题。象阿伦特这样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聪慧的女人,她不会不知道"被动"也是一种"主动"。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是一个"榨取女人"的那种男人。在和一个倾听者的关系中,他是付出者。何况这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付出。整整4年,也许他感到能量的过度消耗而疲惫了?也许他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独处状态?他感到他和阿伦特之间暂时不会再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当阿伦特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表达远走的愿望时,他却主动提了出来,尽管理由是那么明显的可笑。又一次地,他承担了"罪过"。他维护了自己也维护了阿伦特。包括现在,谁都不难看出,他俩分开为好。这种"无世界性"的状况应该结束了。
阿伦特是矛盾的。她即想走,又不想走。即想拥有"伟大的爱",又不想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但分手的话最好不要由她来说出。她不想承担这种东西。还是让她一味地保持自己的"消极"状态吧。
这是不是一个性格问题?像阿伦特这样的女人,在离开男人之后,她永远不会细数自己在哪儿受了损失,列出自己的"伤痛",并把它们当作自我炫耀和炫耀给世人的东西(如果碰巧是一个女作家,那她就有事可做了)。像过去一样,她全部、无条件地默默地领受了下来,"照单全收"。这样做显示了:一方面,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是独立的、自愿的,她和海德格尔处成那样一种关系仅仅表明她是一个自我决断的人,别人怎么看,她不在乎;另一方面,她天生不会计较,相反,更适合感激和感谢,她考虑得更多的是海德格尔给予她的东西,那是一份非凡的礼物,使得她的生命得以像现在这样壮大和宽阔。没有海德格尔是不可以想象的。包括她一向的独立性,离开海德格尔时,她的独立性及所需要的孤独,不止是她个人的,还有海德格尔的,是双份的。
这是一位心智完整的女人。她知道如何避开那些不健全的东西,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生命、头脑和感情的健康和质量。她是不受伤害的,尽管她也有十分惶悚的时刻。她的生长性在她一切优秀品质中居于领先地位。
初版于1951年的阿伦特第一部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这位往日的学生对老师的学说做了明显的清算。这是阿伦特作为一个流亡的犹太人的身份所决定的。这种清算包括把对于"孤独"的欣赏变为对于"孤独"的批判。"思"需要"孤独",但人们和世界的关系不止是"思"。"思"的界限不是这个世界的界限。"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独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制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独。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的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独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正是为这本书的出版宣传,阿伦特战后第二次回到德国,见到了海德格尔。她看到不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而是一个"被罪恶的留言和伤人的诋毁摧垮了的老人。"阿伦特重又复燃了对他的奇特感情。时隔25年,她此番才告诉他,当年"我离开马堡大学,只因为你的缘故。"说出这句话不止是解释当年的行为,也不仅是给这位正处于人生最倒霉时期的昔日情人的安慰,它表达了一种"现在时",意味着他们两人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尽管这中间也有时断时续的情况,但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曾经有过的过去并没有消失,阿伦特一如既往地站在海德格尔这一边,一如既往地以自己以特有生命的热情试图给海德格尔的思想和生活重新注入活力。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一旦是海德格尔需要(更多的是阿伦特自己觉得这是他的需要),她会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一边,将海德格尔的事情置于自己的事情之上。海德格尔继续让她烦恼、苦涩、受苦和欢乐。这回不能说海德格尔是在控制他从前的女学生了,她是控制不了的。倒是她自己,一再陷入为海德格尔烦心而心烦,因自己无力摆脱而愤怒、焦虑。从同样身为女性的眼光看来,她对布留歇尔反复表达的依恋,有点像一个依然无助的人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需要把自己拴住。当年她和海德格尔在一起时,她是惶恐的,布留歇尔给了她以踏实可靠的感觉;但海德格尔再度出现之后,这种惶恐接踵而至,到死也没有摆脱。这真是令人称奇了!我想起弗吉尼亚•吴尔芙在谈到俄国小说家及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时说的一句话:"这些人活得多认真啊!"
海德格尔有福了!他遇上的这个女人,比他小17岁,带来的完全是生气勃勃的另外一副景象,她贪婪地吸收和承纳他的一切:思想和肉体、最深的灵魂和浪漫的想象力,对古代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且不管在什么意义上)。她既是他的情人、亲昵的肉体关系的对象,又是他富有磁性的话语的倾听者、灵感的激发者,后来竟在另外一条道路上,成为他思想和事业的非同寻常的传承者和发展者。这里禁不住让人想说海德格尔几句好话。这肯定是个有特殊魅力的男人。我指的是在心智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和超越的力量。他肯定不是一个俗物。他的确需要听众,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是在和听众的关系中,在与对方有形无形的设置、变换、调整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自身首先是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他的听众各种微妙的反应和动静,在得知这些反应之后并因为有了这些反应,再去倾听自己身上才冒出的新的思想。那是一些一分钟前还不属于他的想法,现在由他的嘴巴说出来,令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他为自己留下的最大的可能性也是为对方准备的。正和言说者也在倾听一样,倾听者同时也在无声地言说。她知道自己参与了某种创造。从谈话的开始到末了,她也同样走出远远的一大截,那完全是用她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比起这样微妙、激动人心的谈话本身,从中所产生的东西归于谁的名下,以谁的名义发表,这已经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了。甚至是谁在说,谁在听,这都无关紧要的了。有一种东西在他们之间发生、生长、壮大,它支配和牵动着他们两个人,像支配和牵动着两个木偶。那些话题从古到今始终存在,曾经支配和牵动了多少杰出的英才!哪怕这种谈话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来,其过程本身已经足够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些令人心醉的、灵魂出窍的时刻,忽然感觉到自己处在"天外之天"的瞬间。"没有人像你那样演讲,以前也不曾有过。"这是1974年(阿伦特去世前一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依然满怀深情。言谈者和倾听者之间、男女之间这样一种奇特的对话关系,是任何一种有关权力话语的理论解释不了的。
阿伦特更加有福!她碰上了海德格尔!尽管海德格尔的学说中有"反智主义"的嫌疑,但他本人远远不是一个思想上的懒汉,而且他喜欢有智性和富有挑战的女人,不只是阿伦特,他的妻子和他后来的那位女朋友都属于这一类。这是一个真正热爱智慧的男人所需要的,他要把精神活动造成一种生活,而不是把某个东西仅仅当作职业或竞技的手段。除了他的抽象气质,作为一个男人,他肯定也不失某种魅力。他和阿伦特分享作为一个人的那种完整性。当然,阿伦特的这份福气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她通过自己卓绝的努力争取来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阿伦特,海德格尔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面貌,他不会拥有对世界、对今天如此的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是阿伦特创造了这个海德格尔。她一直深信只有自己最理解这位真正的大哲学家,是有她充分理由的。(尽管这点造成了她对海德格尔妻子的某些不公正)。
阿伦特在世界面前表现出来的公正宽广的胸怀,首先表现为她对自己是公正宽广的。她无法怨恨海德格尔,她无法允许自己身上出现这种东西,虽然后者给予她的苦恼并不亚于任何一个讨厌的男人给予女人的,但她拥有一种奇特的力量遏制住了自己身上这种负面的力量,她既不愿意也有能力将种种怨恨和不满严格限制在不掉自己尊严的水准之上。对她来说,与其怨恨和背叛,不如忠诚和忠直,这是保持自身完整一致性的那种要求。她不能容忍自己身上漏洞百出、四分五裂,活得像一件破衣服,像大多数我们今天的人那样。从心气上来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败,让她相信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人是一个不值得她付出的人,这是令她难以接受的。即使偶尔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和感到某些蜘蛛马迹,她也要全力以赴地去加以弥补。不能让这个男人消沉和颓废下去,不能看着他失败。眼看着一个男人无法自救,看着他经受羞辱,这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女人所无法忍受的。他们的这种失败,比女人自己的失败还要惨。选择无非是两条:要么去帮助他,要么走开。阿伦特选择了前者,这是她天性的高贵,也是由于她对于这个男人的深信不疑。她的慷慨无私还在于,一有机会,她就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这个男人的敬意和感激,说出这一点,对她其实并不丢脸;相反,对于他们两人,都是莫大的奖赏。在她的重要著作《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德文版为《积极生活》,Vita activa)出版之后,她让出版商给海德格尔寄书,并给他的信中写道:"它直接产生于马堡的那段日子,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归应于你。"在另一张纸上,她写下了一首没有寄出的诗:
Re Vita activa
这本书的献词空着,
我怎么把它题献给你?
给我信赖的人
给我忠诚于他
却没有挽留住的人
无论怎样
都满含爱意。
这个女人,让人艳羡死了。
- Re: 崔卫平:汉娜?阿伦特:热爱世界posted on 01/22/2008
尽管touche总是说:女人啊,她的命字就是弱者,可我发现他崇拜的哲学家都是女人,包括阿伦特。。。
This is why I like him :-)
xw wrote:
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个女子--汉娜·阿伦特, 想到她是如何从对海格尔的无望的爱情里走出来,因着对世界,生命的爱,成就了她自己。谁说的,女人啊,你的命字就是弱者?阿伦特还是等Touche来放枪。
- Re: 崔卫平:汉娜?阿伦特:热爱世界posted on 01/22/2008
为什么一旦陷入爱情,女人总是彻头彻尾万劫不复,男人却可保持清醒抽身而去?
女人如果从心里崇拜某个男人,就会视他为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将自己将自己奉献给他,理智和感情在女人来讲,是很难把握得好其中分寸的. - Re: 崔卫平:汉娜?阿伦特:热爱世界posted on 01/22/2008
你搞错人头了吧?我偶尔读读阿伦特,但从来没发现有什么引人入胜的东西。总的来讲,女人和哲学家是对立而不统一。;) 当哲学的空论响起,女人的味道循去。
当然,现在吃哲学饭的女人也有一些。
July wrote:
尽管touche总是说:女人啊,她的命字就是弱者,可我发现他崇拜的哲学家都是女人,包括阿伦特。。。
This is why I like h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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