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五行社会
·吴鑫岩·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是我们少年时代扫墓时唱的歌曲,我们可以用它来纪念历史上一切“为着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所有烈士,其中也包括十八年前的民主斗士。这首歌曲的可贵之处在于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是为了一个什么“主义”,“制度”或者“组织”。因此,当人民的利益受到某种“XX”的损害时,我们就要继续革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演化,也许我们所要改变的“XX”正是某些先烈所要建立和维护的,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借助于阴阳家的五行理论,我们可以探讨一下社会演化的规律。
1.土型社会
这种社会形态我们中国人十分熟悉,如今人们称之为“封建社会”。在大约三千年前,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建立起了周朝。武王去世以后,其弟周公辅佐周成王把这种社会制度建立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封建国的制度是合理的,所以才使周朝前后延续了八百年。社会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为三个方面:经济基础(生产力),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和文化信仰(三个代表)。
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而且野兽经常出没,一家一户很难独立生存,所以就形成了互助组:井田制。也就是把一块地按“井”字分成九块,四周的八块私田分给八户人家来耕种,而中间的一块公田由大家一起来耕种,其收成作为税赋来上交。这大概也就是“公”字的来历:八私为公。所以,从本质上讲,“公私”就是分不开的;“国富民穷”或“国穷民富”都是不正常的状态。其实,井田制在当时是很合理的,它把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制度下,统治者无法加税,人们“私田”里的收成是受到“物权法”保护的。当时地广人稀,所以统治者最担心的事莫过于人民迁徙到别的国家去,这一点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就有所反应。
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分形”(fractal)结构,或者说是“树形”结构,由树干(君王)分出大树枝(公候),大树枝再分出小树枝,最后直到社会的细胞:家庭。“分形”结构的特点是局部与整体在结构具有同一性,如果我们摘下一片树叶,其脉络结构宛然就是一棵树的缩影,只是由三维降为二维。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词:国家;也就是国中有家,家中有国。如今,世界上的大公司也都具有这种结构。即使在美国,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也是“同构”的,只是没有国防部和外交部;所以由州长竞选成为总统以后,在前期都会把外交和军事搞得一团糟。可以这么说,“分形”结构是自然界最优化的组织结构。
封建社会文化信仰的核心在于“忠孝”,俗话说:“忠臣出自孝子之门”。可是,忠孝不能两全,这里是中日文化的一个分水岭。中国文化“孝”字当先,这有利于稳固社会的低层结构,但是造成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特性和频繁的改朝换代。日本文化“忠”字当头,所以集体主义观念很强,日本人团结起来就象一块金刚石一样。封建社会的结构象一棵倒垂的大树,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同时也有自己的职责。孔夫子把它归纳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人们果真按孔夫子所说的去做,这的确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可同时它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所以在中国“孙子”是一句骂人的话,其实谁不是孙子(女)?!随着岁月的流逝,孙子变成了儿子和父亲,接着又变成了爷爷。所以,人生是前途光明的,只要大家忍辱负重地坚持下去,地位和权力就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如果人们总觉得“人生之路越走越窄”,这样的社会以及个人就会得各种各样的不治之症。可是,人总是会死的,那时的地位如何?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祠堂,在那里有列祖列宗的牌位。
从佛教转世的观点看,在祠堂里供奉列祖列宗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借此他们可以转世回来,重新做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孝道是很滑稽的:谁是爷爷?谁是孙子?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很多人“孝敬”自己的孩子,其实可能并没有错。一个人死了以后要想转回人间是极为困难的,它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内因,也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人在去世时大脑(第六识)先停止工作,所以到时候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全是靠底层的意识(第七和第八识)来控制。如果仇恨心强而且邪恶,就会进入地狱;如果贪心大,就会进入饿鬼道;如果一生浑浑噩噩而且食色欲旺盛,就会进入畜生道;如果恪守信条而且疾恶如仇,就会进入修罗道;如果情爱深重而且待人以谦和,下辈子才会转为人身;如果正直而智慧,修善积德,才有可能死后升天。在这六道之内都是有寿命的,要想永远不落入三恶道(地狱,恶鬼和畜生),那就要修出世间法。其次是外缘,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孩子与父母一定在前世有缘分。在封建社会,大家过着“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所以这个缘分主要靠血缘关系。一个家族一旦断了香火,那么祖先就没有缘分再回转成人,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然,现代化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了,人际交往已经完全打破了家族的界线。此外,大家还可以修善积德或修出世间法,求人不如求己嘛。
这种土型社会的正常运转是有一定条件的。其一,是有物质基础;那时地广人稀,只要没有天灾人祸,这一点是能够保障的。其二,是有优秀的领导人。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真是鞠躬尽瘁。如果姬家每代都出一个周公,就会象日本天皇一样沿续至今,中国历史也就简单多了。其三,是有文化信仰,大家能够安心于自己的地位和职责。周朝经过近三百年到了春秋时期就已经“礼崩乐坏”了,臣弑君和子杀父的事件经常发生。孔夫子周游列国而试图恢复周礼的努力根本就是徒劳的,因为他老人家对人性的核心缺乏理解。孔夫子是不是圣人?按照古人的定义,圣人不仅要通晓世间的学问,也要明了人道以外的各种境界。当学生问到关于生死这一头等大事时,孔子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说什么“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安知死?”如果孔子的确不知道生命的另一面,老实承认不就完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说孔子虚伪,也不符合事实。有一次他的得意门生颜回说:“我可以坐忘”(在打坐时入定);孔子就谦虚地说:“我得向你学习”。如果孔子连“坐忘”都达不到,那就离明心见性还有相当距离。老子就认为孔子的那一套说教是等而下之的理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不过,话说回来,在世间法的范围内,孔子的确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其伟大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我们排除了感情色彩来观察,就会发现常人的本性(第七识)是自私的;这一点尽管说起来不是那么动听,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仅仅高喊一些“大公无私”或“克己复礼”口号,就想正人心去私欲则根本行不通。因此,只有把人我和公私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才能和谐运转。从正面看,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根本原因就是把“自利”和“利他”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从反面看,现在世界和地区范围内所有动乱的核心就在于人们总是过分注重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而把其他人当成“异己”。因此,仅仅在世间法的范围内寻求国泰民安和世界和平的方略,本人窃以为是缘木求鱼。
2.木型社会
到了周朝的末期,“井田制”出现了危机。其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一家一户完全可以独立经营。其二,人们的私心开始膨胀,结果没有什么人在中间那块“公田”上花精力,结果那里的庄稼总是比周围“私田”里的农作物差很多。商鞅看到了这个问题,结果就把“井田制”给废除了,他鼓励人们多开垦荒地,多打粮食也多交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从而使秦国一跃成为了超级强国,最终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两千多年后,邓小平故技重演,也使中国初步摆脱了贫困。如今,中国就处在木型的社会中。
与其它各种类型的社会相比,木型社会最容易出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短暂的木型阶段,但是,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取得成功。首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进入木型社会的起因。众所周知,社会转型是极为困难的,只有被内忧外患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人们才可能放弃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一个世纪前中国就到了这一临界点,首先是生产力水平落后,其次是清朝统治集团的没落,结果造成了世界列强的入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用“三民主义”打倒了“孔家店”,用共和制代替了封建世袭制,从而摆脱了国家垄断对民族工商业的束缚。三十年前,中国大陆又再度走到了经济凋零和思想僵化的绝境,从而使社会转型成为可能。不过,邓小平吸取了孙中山的教训,过快的转型必然会导致反弹和混乱,例如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邓小平借鉴《易经》的原理,从物质基础开始变革,而暂时保持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稳定。可是,一旦初爻变了,上面的各爻也迟早要变。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考虑组织结构和文化信仰的变革。
木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竞争,只有优胜劣汰,才能有最快的发展速度。如此丰富多采的自然界就是靠着这种法则从简单的单细胞生命进化来的。但是,竞争也会走入歧途,最终导致社会动乱和环境破坏,甚至造成人类的灭绝。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竞争机制就象汽车的“油门”,不踩它汽车就开不起来。可是,汽车还必须有“车闸”,否则汽车就会失去控制。竞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正反馈机制,这是一把双刃剑。举一个复杂一点的例子,在电子管时代放大器的增益(放大倍数)很低,而电子管又很贵,所以那时的收音机效果很差。一位杰出的电子工程师(Edwin Armstrong)设计了一个可控正反馈放大电路,以很低的成本实现了很高的增益。所以,木型社会的关键在于有放有收;也就是扶持中小企业,同时对大公司进行严格监督。如果没有宽松的政策,很多事业就无法起步;但是,如果没有限制,任何事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都会反过来危害社会。西方社会的“反托拉斯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制约机制。
既然是竞争,总会有赢有输,结果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如何抑制豪强和扶助弱势群体就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分配制度上要适当地“损有余而补不足”,此乃天之道。但是,这个“损”和“补”的度要掌握好,否则就又变成大锅饭了。这个“度”就是调节社会的一个杠杆,它不是一个僵死不变的常数,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变量。另一方面,在文化层次上也要进行改革,封建社会那种“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思想必须加以肃清,从而建立起“不以成败论英雄”和“失败为成功之母”的理念。虽然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了木型期,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还基本上停留在土型社会。人,说到底是被恐惧和贪欲所驱使的。土型社会的文化就是要限制人们的贪欲和触发人们的恐惧,结果使老百姓都安分守己,借此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之相反,木型社会的文化就是要激发人们的贪欲和减弱人们的恐惧,结果使人们意气风发和锐意创新,依此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木型社会的成长就象建造高层建筑一样需要一个“安全网”,这样人们才能鼓足勇气一往无前地开拓进取。物质上的“安全网”比较容易建立,例如破产法和失业救济金,等等。建立起精神上的“安全网”则十分困难,这往往需要对人生观进行全面改造。可是,如果过分强调“四大皆空”,人们又没有了奋斗精神。正象社会中的人们按年龄可以分成不同阶层一样,文化信仰也要相应地多元化。在木型社会中青年人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与之对应的文化是“大有作为”的。在“有为”和“无为”之间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当时代或个人处在“有为”期,人们就要奋斗不息;一旦进入了“无为”期,人们也不要妄自造作。与土型社会相比,木型社会的人容易出现“中年危机”。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木型社会鼓励竞争,而不讲论资排辈。中年人这个阶层中只有一少部分人能够不断向上晋升,而大部分人在事业上开始停滞不前,甚至开始走下坡路。此时,失落的感觉就会经常在心里浮现。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各种新闻媒介都在不厌其烦地报导各种成功者的事迹,因此人们就会觉得十分郁闷。如果有这种心态的人占了一定比例,整个社会就会被心理和生理疾病所困扰。也许这就是目前人们回归传统文化的原因,“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过,处在木型期人生还是应该有积极的态度,只要我们把“自我意识”淡化一些,就可以轻松愉快地从事很多工作,而不能以“无为”为借口而遁入空门。
即使在佛法修证过程中,也是先要靠“有为”来除妄想,然后再转入“无为”达到明心见性;接下来再用“有为”来除习气和学习差别智,最终进入“有无俱谴”的状态从而圆成佛道。如果偏执于一边,则会落入“边见”,背离了佛法。在很多寺庙里都会看到有些人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参加法事,其实对孩子没有什么好处。在青少年期如果自我意识不强,人们就不会去拼搏奋斗,此时学佛是不适宜的。人该“迷”的时候就潇洒地“迷”一回,迷得不深,大概将来也醒得不透,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自六十年代以来,东方文化在西方开始传播,有一些印度和西藏的法师被请到西方国家来传法。他们在故乡过俭朴的生活时,很容易开悟,有些人也很有功力。可是到了花花绿绿纸醉金迷的西方世界,在金钱美女和盛名的诱惑下,不少人的功夫都退失了,只是靠着以前的记忆在那里说法。相比之下,从小生活在西方的法师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在红尘中修炼出来的功夫才能经受得住考验,古人云:“火中生莲终不坏”。严新大师也说过:“世丽粉华不染贵”。
木型社会是建立在土型社会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宽容和谐的文化基础,木型社会不可能健康发展。但是,木型社会必须是多元的。就象我们栽花种菜一样,不仅需要良好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雨露,而且还要剪枝杀虫。从一方面来看,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从另一方面来看,生命的力量也是强大的,一旦条件有利就会过度繁衍,甚至泛滥成灾。所以,在木型社会中严明的法律是必不可少的,“木”需要“金”来克。
3.金型社会
商鞅变法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进行了土地改革,同时也在于推行法治。商鞅制定了赏罚分明的法规,一方面稳定了社会,从而避免了内耗,另一方面,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耕战”这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实际上斯大林也是采用了同一个思路,集中力量发展科技和工业,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苏联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以至于成为了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金型社会的优点是稳定,其缺点是“僵化”,从而扼杀了社会发展的生机。欧洲在中世纪就是处于这一阶段,如今很多伊斯兰国家也是如此;当然,还有我们的邻居:北朝鲜。
我们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中国的金型社会,那时人们既无言论自由也无行动自由,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商品分配实行“配给制”。当时很多人连温饱的需要都难以满足,却要口是心非地大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们普遍对金型社会十分反感,可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最优方案。首先是物质基础方面的“配给制”,当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相对短缺或过度波动时,“配给制”就是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其次是社会结构方面的“行动自由”,在恶性传染病泛滥或者大批恐怖分子袭击时,限制人身行动自由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最后是文化信仰方面的言论自由,如果国家遇到严峻危机时,往往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此时也只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举例来说,如果在伊拉克暂时实行金型社会,那里的乱象可以很快得到抑制。可是,如果那样做的话还不如把萨达姆请回来呢,何必要大动干戈。让美国人迷惑不解的是,民主自由的“火种”在很多伊斯兰国家怎么就烧不起来?
4.火型社会
当木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内的发展空间就变得十分有限了,此时就会向国外拓展。其实,这也是生物发展的方式,幼年时主要是自身的生长发育;到了成年时,就要横向发展,繁衍后代。早期的火型社会主要是以侵略来进行领土扩张,例如蒙古人在欧亚大陆的所作所为。近代西欧的火型社会则改为通过扩张海外殖民地来掠夺财富和资源,例如英国当年遍布世界的殖民行径。到了现代,火型社会又变为以资本和技术的输出的方式来获取暴利,例如美国所推行的“全球化”运动。
火型社会扩张的初衷是为了牟利,可是,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传播。以中国为例,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只靠闭门造车,则在经济上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在思想上也会得到如此程度的解放。毋须置疑,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发达国家在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也就是剥削了中国人民。但是,从长远来看,发达国家正在逐步失去其竞争优势。在一次听证会上,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国会议员们说,不要把眼睛只盯在钱上,国家的竞争力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有些议员是听懂了,可是也无计可施;因为无论是赞助他们竞选的跨国公司还是广大选民都只认钱,作为他们的代表这些议员又能怎样?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国力进一步提高以后也会进入火型社会,到时候又该选择什么道路呢?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地球上来看,最大的火就是太阳。按照现代天文学的理论来解释,在太阳系形成的早期,这里只是一团尘埃,在引力的作用下尘埃被吸引到太阳系的中心而形成了原始的恒星。当物质的总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时,恒星内部达到了核聚变的阈值,物质就被转化为能量,以光的形式辐射出去。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恒星的形成也有一个聚集物质的“木型期”,然后才能进入光芒四射的“火型期”。道家功也是按照这一原理来修炼的,分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几个阶段。中国目前还处在“炼精化气”的初级阶段,“向钱看”依然是社会的主流。等到“财气”充足到一定程度,就要把钱转化为智慧;等到人们的慧眼开了,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受潜意识(第八识)控制的;人们平时觉得自己有自由意志,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被潜意识操纵的木偶;等到把潜意识也修炼好了,大家就得道成佛了,那时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中国未来的使命就是引导世界人民实现心灵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类的大同。从《推背图》上来看,这一目标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火型国家都没有走上正道,所以一个接一个地衰落了。美国如今也走上了这条路,其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很简单,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可是美国却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就象空调机一样,要把热量从冷的地方输送到热的地方去,这一过程必然是步履维艰。美国的症结在于缺乏优秀的文化,人们沉沦于物质享受而不能自拔。美国的民主体制使得政客们根本不敢指出人们的弱点,反而一味地逢迎和媚俗,使得美国在欲望的泥潭里越陷越深。释迦牟尼佛讲过一个寓言,大意是这样的:有一条蛇在山上过着幸福的生活,有一天蛇的尾巴突然不高兴了,就对蛇头说:“凭什么我总是跟着你走?!从今往后,咱俩换个位置,你该跟我走了!”蛇头说:“你没有眼睛啊,怎么看路呢?”蛇尾巴赌气地说:“你甭管我有没有眼睛,我高兴往哪走就往哪走!”蛇头没有蛇尾巴的力气大,只好跟着蛇尾巴走,最后一起掉下悬崖摔死了。世界上的很多民主国家就象这条蛇,正在尾巴的指挥下盲目前进。
如今美国的基督教已经衰落了,耶稣的教诲被一些牧师歪曲得面目全非。有些教会卷入政治,小布什就是靠着这股势力才得以连任的;有些教会号召教徒去发财,可是耶稣明明白白地说过,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在一次布道会上Billy Graham气得大骂这些牧师,认为他们的言行就象给人打免疫针一样,使得人们再也听不进去正法。其实,早在伊斯兰教兴起时基督教就已经走样了。先知默罕默德自称是与耶稣关系最密切的人,所以他一开始对基督徒很尊重,也让穆斯林面向耶路撒冷祈祷。后来他发现大部分基督徒的信仰失去了很多精髓的东西,而搀杂了不少后人杜撰的教义。从此他就让穆斯林改为面向麦迦祈祷,而与基督教分道扬镳了。本人过去也经常去教会,而且还受过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单独辅导。可遗憾的是,这些人的讲解根本无法让人生起信心。后来学了佛教,再回过头来读圣经和可兰经,这才理解了耶稣和默罕默德的教诲。虽然本人不是基督徒或穆斯林,但是我对耶稣和默罕默德的信仰并不比那些信徒浅。这里也奉劝基督徒和穆斯林朋友读一些佛教的书,如果大家把各种名相通通抛开,世界上各种宗教的核心都是相同的。现在,世界范围内学佛的人很多,在美国也有将近六百万人,可是本人却没有看到过任何适合初学者的现代佛教概论。不过,最近有不少高学历的人士出家,等他们开悟以后希望能够填补这一空白。
古德云:“依文解意,三世佛冤”。如果一个人没有开悟,最好还是不要随便写佛教的书,有些文字很容易被误解。例如,耶稣说的那句“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地认为所有富人都进不了天国。耶稣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有一个青年人想跟耶稣修道,可是他又不肯放弃万贯家财,最后还是离开了耶稣。可是,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富人进天国也许更容易,因为修道的四个条件是“法财侣地”。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关键是人们心里牵挂什么。如果一个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在他(她)心里钱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在这种状态下修道就很难。与之相反,象释迦牟尼佛和达摩祖师出家前都是王子,世间的财富女色和地位,在他们眼里如同粪土,所以他们一旦修道就很容易成就。佛说人生有二十难,其中的前两条就是“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富人虽然具备了修道的一些条件,可是真正发心的人却很少。这是人生的一个岔路口,人如果被金钱给迷惑了,其果报就是恶鬼道。如果能够及时醒悟,利用财富来积福修道,倘若有缘遇到良师益友,那么未来就是十分光明的。
本人窃以为,绝大多数青少年(木型期)接触一点道家和佛法是有益的,但是不宜过深地陷入其中。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前半生的主要任务是“安身立命”,到了后半生再“修身改命”。象我们这些人修道进步很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安身立命”这一点没有做好,身在异乡漂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因此入定非常困难。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有少数福德具足的人是可以从小就开始修炼的。特别是道家功,在青少年时期很容易修,可以在短时间内通任督和开天目;一旦年纪大了就会困难重重。人们的身体就象一个房子(基督教称之为心灵的神庙),上了年纪以后墙壁开裂了,屋顶也漏雨了,所以在修道之前还得先修房子,这一步功被道家称之为“修墙补屋”。不过,年纪大的人也不必灰心,老年人的优势是对功名利禄和声色犬马看得比较淡薄,安心比较容易,因此适合修证佛法。中年人可以佛道双修,也就是身心并炼和性命双修,这是一条最佳途径,问题是明师难遇。即使真遇到了明师,如果我们自身的修养不高,师父也不会教。修气脉搞神通是很危险的事,如果心不正则会出大麻烦。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在酒吧喝醉了,要是走路回家,大概不会出什么事;可是,要是开车回家,问题就大了。
5.水型社会
道家对水情有独钟,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型社会有两个极端,其一是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其二是遭到严重破坏的混乱社会。据说,在上古时期中国曾经是无为而治的社会,可是由于人心的贪欲(原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变成了奴隶制社会,从此,大同之世就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与之相比,混乱的水型社会却不断重演,治世与乱世交替出现。因此,这种水型社会在人类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把乱世当作水,治世(土型社会)就可以看作冰,倘若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压缩成几分钟录像,就会看到水和冰两种状态之间在不断转换。儒家思想就象盛水的容器一样,使冰块永远保持容器的形状。尽管不停地改朝换代,其封建体制却完好无损。直到辛亥革命打倒了孔家店,才破坏了这个容器,彻底挖断了封建社会的根。在冰的状态时,社会比较稳定,其代价是文字狱大行其道,因为封建统治者不会容忍任何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异端邪说”。在水的状态时,社会十分混乱,百姓民不聊生,知识分子也是颠沛流离。可是,在冰与水之间会出现一个临界态,冰和水同时存在,在常压下就是在摄氏零度的状态。此时,既有局部治世的稳定,又有整体乱世的自由,这就是文化思想得以蓬勃发展的最佳条件。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迸发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五百年;第二次就是现在了,当年的春秋五霸变成了现在的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春秋战国。
目前美国就相当于当时的齐国,经济和文化都十分繁荣昌盛。中国的情况与秦国十分相似,通过变法正从一个落后的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也许世界人民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想着同一件事;等中国和平崛起以后会不会象秦国那样用武力来统一世界?会不会步美国的后尘从全球牟取暴利?其实不难发现,秦靠武力统一中国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仅仅十五年就寿终正寝了。当然,中国目前还处在“木型期”,正忙于应付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挑战,在体制和文化方面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现在考虑如何整合世界也许还为时过早,不过,有一些机遇我们不应该放过。当西方国家困在民主制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中国能否实现制度创新,从而领导世界新潮流?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在中国能否出现一个融合世界各种宗教的新文化?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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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证悟与修行,功底不浅。令我仰目不已!
思想很原创,也集成。
雪阳先生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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