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赖声川说赖声川
南方周末 2007-01-25 16:05:28
□口述 赖声川 □采访本报记者 袁蕾
在台湾“说相声”的赖声川终于把《暗恋桃花源》带进了内地。故事却要从29年前的美国讲起……
你就是赖声川?
我们真正回台湾开始工作23年了。因为我们学佛,所以只能证明一切无常,一般人都觉得是从有到没有,其实从没有到有也是无常。
年轻时候我喜欢画画,大学四年基本上都在玩音乐,然后对文学有兴趣,念英文系。那时跟同学去租一些可能只上档三天的电影拷贝,再租放映室去放,收朋友一点点钱,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经典作品。
后来准备出国念书,申请了戏剧,戏剧可以综合所有的兴趣:音乐、美术、文学、电影。有论文就可以了,或者是剧本,或者是小说。我给的是小说,跟戏剧无关,对戏剧我真的一窍不通。
我们那个时代,戏剧这个行业是不存在的,台湾连剧场都没有。根本没有任何一位年轻人,尤其男孩,要去念戏剧的学位。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都是念理工。
30年前出国很贵,40块钱台币才可以换1块美金,要赚多少钱才可以送孩子去念书?妈妈不反对我。我跟乃竺申请学校,结果只要我们两个都中的,一定是戏剧,老天就自动把其他的路给涮掉了。
我跟乃竺1978年7月结婚,9月到美国,10月存的钱被人家盗了。本来可以在美国活两年的,突然都没有了,就疯了。我们把钱放在一个我们认为可靠的朋友那里,他应该是恶性倒闭了,这个人几十年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年我拿全额奖学金,我们一面打工一面读书,过得很开心。读了五年,在学校得了很多奖,导戏得了一个学校最高奖。我写了一篇论文,是我博士论文里面的一章,关于奥尼尔,上了美国最好的一个学术刊物———那个刊物是教授发表论文的地方,那时候我还没拿到学位。
大概到第三年,我已经在教课了。一个老师要我跟他合开一个课,关于剧场跟仪式的,我说我不够资格,他说没关系,我们就真的开了。
1983年,我拿到学位。这里面还有一个事情一定要讲。那时我成绩很好,留在美国不是问题。第四年的夏天,我们生了老大,她很小,家里很吵,我就跑出来念书。我学舞台设计的,在舞台设计教室,一堆书几天之内要看完。窗户外面是一个草丛,然后就是一条路。夏天窗户开着,有一天听到有两个人在讲中文,一男一女———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加州讲中文的人很多。到了我窗外,就是几米的距离,“赖声川”,讲到了这三个字,我头就伸出去,他们两个人看着我,不认得。都愣在那里,很尴尬,然后我说,刚刚是不是有人说我名字。“你就是赖声川?对不起。”那个男生就讲,这个女生在中西部学戏剧,夏天来柏克莱参观,带她过来看戏剧系,刚刚逛到这里,说这一栋好像是戏剧系的办公室,听说有个台湾来的研究生在这里,只知道名字叫赖声川。讲到这里刚好就在我窗外。我们很开心,就去吃了一个饭。
这事我就忘记了,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收到一封信,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戏剧前辈叫姚一苇,他说在台湾成立一个新的学校“国立艺术学院”,“我们非常地诚恳地在全世界迎纳人才,从我女儿处得知你在柏克莱……”那个女生是他女儿。没有那次,姚老师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我们也不认识他。后来我们一直在想要不要回台湾,那时候台湾根本没有这个行业,可是如果他们真的要开动一个戏剧学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回去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连校舍都是跟人家借的。可现在回想起来,从零开始有从零开始的乐趣,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变成了可能性很大。
大门从来不上锁
那时候我们住在台北近郊阳明山的一个大房子,我们租的,很旧很破,还有一个院子。我们的大门从来不锁,像我们在这边讲话突然就会有人进来,他不会按门铃,按门铃的就是外人,不认识的人。
《暗恋桃花源》之后,我们在台北弄了一个办公室,布置得很漂亮,在地下室,结果不到一年,台风来了,整个台北市都淹了,淹了一层楼多高,地下室更不用讲了。所有的器材,所有早期的照片、录音带……什么都没有了,那次打击蛮大的。
以后又搬回到阳明山,把车库变成办公室,从那里出来就是厨房,厨房出来是客厅,然后是卧房,整个生活就是跟工作在一起的。新加坡的剧作家郭宝昆那段时间来我们家做客,写了篇文章,大意是我们家“日夜不分,生活跟工作不分,朋友跟家人也不分,整个人生是一个流畅的事情,同时进行、同时发生”。我觉得形容我们的生活还蛮准的。
我们是学佛法的,到了美国认识了几位很好的老师,就把他们请回台湾。从1983年底,大概20世纪最伟大的许多老师都来过我们家。我们从尼泊尔、印度、不丹请过来一些真的伟大的老师。有时候老师一来就十几个人,我的房子就让给他们。阳明山的破房子,优点就是很大,大概是240平米,客厅可以做法会。有时候我在学校排戏,开车回家,看到门是开着的,门口大概100双鞋子,知道法会还在进行,就小心地进去。《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有一段讲一个单身汉买了一台电视,突然家里人变得很多,多到他回家也没人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他的家被别人占领了,这种细节跟我自己的经历很相似。有一段时间打电话找我老婆,接电话的人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谁你不认得?对方就说自己老婆在忙,没时间讲话。
没有法会的时候,家里还是一大堆人,都是来看老师的,有点像挂号区、等候区。我每次到自己的家里面,进去看一下,我都是从后门看一下,三四十个,我就不要进去了。有一次一位很著名的老师来,年纪非常大,从锡金来,他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绝对不能说我来。后来他来了,自然有人知道,我有一天起床,下楼,100个人挤在我家客厅,我一点都不夸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后来那天来了700个人,游览车一辆一辆来,我们家变成一个景点。
刚好我岳父、岳母住在对面,隔着院子我们就连小孩一起搬过去。
那几年我们什么状况都看到,什么人会来找老师,一定是都有严重的问题,在家里面病的人,快要过世的人,精神崩溃的人,忧郁的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另外一个基调。
这么多年我们有好多重生活在进行,我在教书,在做创作,在养育孩子,在学佛,后来就像郭宝昆讲的,其实就变成了一件事情,会互相串来串去。
和平奋斗救中国
我回来教书第一年被派的任务是教表演,教西洋剧场史,同时还要排一个戏出来,期末时对外公演。23年前,我们的第一个作品,1984年1月上演,叫《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在一个礼堂里面,在舞台地面上搭起一个观众席跟一个简单的舞台。有点像《乱民全讲》那种格式,琐碎的,一格一格的,一场一场的,有一个串联。虽然只有200多人来看,可都是当时很关心文化的人,侯孝贤、杨德昌、朱天文、吴念真……他们都吓了一跳,他们看到一种国语也不标准,但还是可以让你感动的戏,说怎么演员可以演得这么自然。我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好像被解放了,戏剧已经不是端着演的一个东西。
后来有人说:“集体即兴创作是一个新的现象,很有意思,可惜它只能做这种琐碎片断的组合。”我就做了一个戏叫《过客》。里面有一个凶杀案,讲六个学生在一起住,都是学艺术的,来了一个访客,是他们其中一个的小学同学,没有念大学,举止很怪。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正在发生一个分尸案,所以到最后是蛮紧张的一个戏,把所有人的内心都挖出来。那个戏演出让人看到另外一面,是个完整的故事。
这三个戏是在半年之中做的,第四个就等了很久,等到1985年3月,《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个是冲击最大的。
《那一夜》,我们是仿老相声段子做的新段子,真的以为是一个实验性作品。两个人讲相声讲一晚上谁要听?那个时候台湾相声已经死掉了,你脑子里已经没有相声这件事情,集体被洗掉了。结果那个演出的轰动,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个戏当年碰触了很多禁忌,舞台设计聂光炎先生年纪比我们大很多,希望我们能考虑到自己的安危,有一段绝对不能讲,那一段叫《记性与忘性》,其实很好笑。李国修和李立群演的。他说我在英国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敢问您学的是什么?我学的是人类记忆学。还有这门学问?他说对,我的理论就是人类的记忆大致分为三大类。哪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记性好的。什么叫记性好,记性好的活得一定痛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多少;第二大类就是记性坏的,记性坏的当然活得很快乐,然后他用一种歪理来证明;第三大类就是记性一般的。李立群演记性好的,李国修就说你记性好,你一定活得很痛苦。不,我记性好,我活得很快乐。我不信,我要试试看,你还记得什么吗?他就开始问他,哪一年的事记得?记得,那年刚好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天,他就开始描写战争的状况,最后是很惨很惨。然后说您记性好,您活得真是痛苦,因为都记得,包括中国要赔偿多少钱。最后他们问李国修,你是哪一类?我记性不好,我什么都不记得,刚刚讲的话都忘了,但我记得我前辈子,我甚至记得我怎么死的。你倒说说看你怎么死的?我记得我当时躺在一张白色的床单上。废话,哪个人不是躺白色的床单?嘿,还有人躺马路边呢。到最后他说,我记得最后我说的话,我最后说了七个字。哪七个字?“爆竹一声除旧岁”。那是上联,下联呢?旁边围着很多人,下联被人家挡住了,我没看到。你到底说了什么,我说了七个字,哪七个字,“和平奋斗救中国”。
它里面有开徐志摩的玩笑,说徐志摩什么玩意,我学弟,他写那东西叫诗吗?那都是我说的话。他走的时候,我说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居然把它写下来,回到中国就发表了,还当诗。那时绝对不能开国父的玩笑、领导人的玩笑,还有很多都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我担心的还不是审查的人怎么说,而是观众会不会愤而离场。
首演那天,真的很紧张,“和平奋斗救中国”一说,观众笑得好大,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大的笑声,接着基本上就是起立鼓掌。这个戏就轰动了。
那是表演工作坊第一个作品,是很多方面的开头,一方面在台湾做了相声,一方面剧场也没有看过这样的戏,后来我们就每四年推一个相声戏。
把巴哈变奏了
1984到1987年4年里,我做了9个原创戏。1987年我的第一届学生已经毕业了,他们立刻上场就做表演工作坊的戏,一个品特的———我翻译成《今之昔》,李立群、胡茵梦来演,很冷的一个戏,那是我们第一个翻译剧本,效果不错。停了一下,1988年没有做新的戏,开始做不同的实验。
在台北我租了一个给人家拍戏用的,像苏州庭园那种四合院。做了六个短的贝克特的戏,它是一种环境式的。60个人一组,你的票可能会写几点几分到,这一组进场看完一段戏,会被带到另外一个厢房看另外一个戏。看完全了,会有一个钟声……很神秘的演出。要非常非常精准,一个晚上360个观众,分六个不同梯次进行。那晚氛围太好了,因为是户外,大概要点1000个蜡烛把它照起来,观众的心,整个可以静下来,想一些深的问题。这个戏在学校演了大概8场。
我那时候是艺术学院的系主任,中间又做了两个戏,一个叫《变奏巴哈》,一个叫《田园生活》。这两个戏各自只演过三场。
《变奏巴哈》可以看出我在教育方面的角色,我是一个老师,任务是做学习制作,现在60个学生,怎么分配呢?有多少人要去做演员,有多少做布景工场,有多少人去做服装,多少人做灯光,要全部分配好。最后剩下多少演员我就用,我是很被动的,完全是倒过来的创作方式。最后我得到一个数字,25个演员。
我们做一个戏,我很喜欢巴哈的音乐,我想做一个长得像巴哈赋格的戏。开始让学生即兴,即兴的方式有很多,我记得在地上画了24个格子,让他们24个人一个人躺在一个格子里面,然后放音乐,我叫他们做一些事情,比如醒来,醒来之后,我要他们每个人发展一个动作,可以抓痒、可以转,但如果刚好你也转那里,就要避开。我的游戏规则是:如果你空了,我就可以占过去,站在你那格,别人可以占领我这个。24个人发展不同的动作,变成了这个戏的开场白,我把巴哈的音乐一放,灯光慢慢起,24个格子,你看到就像胚胎里面的人慢慢醒来。我记得出过题目,“写一封信给一个不在的人”,这完全是《变奏巴哈》来的一个格式。第一个同学写信给他祖母,她已经不在了;第二是写给高中就割腕自杀的同学;第三个是写给过世的父亲;第四个很有创意,写给他未出生的弟弟,他知道他母亲拿掉了一个孩子:“我知道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可你并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是……”观众看到是四个人,一个人写一段,停,开始念。全部写完了,装信封,邮筒会从空中降下来,把信投进去,邮筒又飞走。
《田园生活》就是台上盖了一个田字,四个公寓房子,四家人同时在生活。
四个戏下来,其实对学校的资源来讲是蛮伤的。《变奏巴哈》我刚才说一个邮筒下来都是小事。比如我要盖一个田字,两层楼结构,工程挺大的;我要一个球,跟这个房间一样大,它要从地底上慢慢上来,然后到空中,然后走掉,大概时间是一个小时;还有一个金字塔降下来,降到地里面然后不见,金字塔也是跟这房间一样大……那时候学生拼命地想办法完成,那些布景真是太有意思,你想从地底下上来,一个钟头消失,它的速度就像月亮一样慢,拉吊杆的人花了一个钟头来拉。
故事说到这,是在艺术学院发生了一个大的争执。老师们觉得即兴创作太困难,尤其是设计老师,他们觉得创意没办法发挥,说我规定好了。对我来讲不是这样子,我觉得一切是互动的过程。那时候我要做系主任了,我说是不是不要做即兴创作,他们说好,那我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才会做贝克特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我们快转到2000年,做《如梦之梦》的时候。那时我们要在学校做戏,我14年没在学校做即兴创作。大家说要做新的,我说可是学校会议曾经决定过,我们不要再做即兴创作。他们说有吗?没有一个人记得。我看他们脸孔,都是十几年前不在的人,我说那就做即兴创作,所以才做《如梦之梦》。
做“如梦”的时候,刚好从美国来了一个交流学者,他是旧金山的设计师,《美国天使》的首演就是他设计的。他每天来跟戏,听不懂中文就抓着英文好的学生一直问。他提供了太多创意,对“如梦”的贡献非常大。
他每天都会跟我讨论空间、服装的问题,有一场法国伯爵在火车车祸里消失掉了。我们想火车车祸怎么做,他想到了,剧场上面是一个特别的装置,人可以上去。观众看了6个多钟头的戏后,伯爵上了火车,灯光暗下,你听到火车开的声音。火车声音一直环绕,越来越大声,灯光开始出来闪,就像火车头会闪,巨大的撞击声,当场黑暗。开始听到惨叫声,救命声,救护车的声音,灯亮在上面,你看到一些烟雾,一些尸体,一些救难人员在你头上。那是第一版“如梦”,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戏已经那么长了,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个空间,等于是整个上方都可以用,我用剧场本身的机械,做成那种废铁的感觉。
他有几句话讲得蛮豪气的,一个8个小时的戏,每天剧本在改变,是难事,只有一个秘诀,就是你每天都要去,每天在旁边看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能等在办公室,等有一天说要什么就开始紧张。你只要参与这个过程,事情就会走向你的创作。《美国天使》首演是他做的,他说这戏每天排,作者每天摇头说不对,改;第二天新的剧本来了又不对;第三天新的剧本来,每天都是这样。旁边的人也不会生他气。这就是创作,所以王家卫可以花10个月做《花样年华》。为什么这些人要陪他?这些人自愿,真正的艺术创作就是这样子。
我们一家都是人
1990年代,我有点接近忧郁症,走到人生的瓶颈,1993年又做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我觉得我大概只花了六成力量,观众就说太棒了,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看的戏。原来你们要看的就是这些搞笑的事,我有一种不想玩了的想法,不想拍电影,不想做剧场。
乃竺做了一个新的有线电视的副总裁,她的总裁一直希望找我来做,我说我对电视没兴趣。他很坚持,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黄金档给我,说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1995年,我拍完第二部电影,《飞侠阿达》,票房不理想,对我来讲是一个打击———我一直是蛮顺的。
居然跟我说来做电视,我条件故意开得很苛刻:给我一组人,演员全部到齐,技术人员全部到齐,两个月,全部支薪水,我要试试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生产线,如果不能,我随时有权力宣布停,拿了两个月的薪水就散。我想这样没有人会答应,但他答应了。结果两个礼拜我就知道,可以做这个事,就是用我们即兴创作的方式,早上编剧,晚上播出,叫《我们一家都是人》。
它对台湾是最适合的,台湾每天发生的事情是太多了,就拿吴淑珍在法院昏倒这件事来说吧,你可以想想看我们在做的这节目有多好玩。早上我们一起看这个新闻,我可能10点钟大纲已经写好了,我可能就写其中一个角色到法院去旁听,节目组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这里不能接电话,是法院里面,有人昏倒了。
跟《全民大闷锅》不一样,我们是用角色的,生活中的故事,有点像《我爱我家》。《大闷锅》是它的后代,它的难度在模仿,我们的难度在于编剧,怎么把这一家人每天的生活进行着,谁要谈恋爱,谁要考大学,同时结合上每天发生着的社会现实。有一集是小妹在很高级的餐厅打工,她是一个只关心时装、高跟鞋的女孩,对政治时事完全不理会,是政治白痴。那时候“总统”是李登辉,跟内阁在里面吃饭,讨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她回家,所有人都围着她,今天晚上打工怎么样,她说没有什么啊,就是一些老头吃饭,讲没什么意思的话。那几个人好像在写剧本,长什么样她一形容,就知道谁是谁了,然后她说他们都不会写剧本,很紧张,好像写不出来,怎么办,好像时间快到了,他们要交18集。那时候是传闻大陆这边的飞弹对着我们,李登辉就说“已经研制好18套剧本”。这是个典故,观众就笑死了。
有一次我们录到8点,已经开始播了,我们还在录第三集,总共有四集,真的心脏病都快出来了。我跟助理说,第四集剧本你现在给我拿到楼上去影印,字这么大一个,就贴在吧台。第三集录完,已经8点半,马上要播了。5、4、3、2、1,两个人的戏,一个酒保,一个客人,一直低头说这个怎么样,我在旁边提示,长一点、慢一点,只有这几行字了,要演10分钟啊。
为这个戏,我要储备一百条剧情线,如果说今天吴淑珍不昏倒,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可以随便抓一条线出来编。250多集里面,大概有那么几十集很不错。两年下来,我功力大增,你说会不会很浮躁,还好,在那种时候会———其实浮躁就做不出来了。
如梦之梦
2000年跟我学生做了《如梦之梦》,当时很轰动,演了8场,这台戏算是“表演工作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白天演到晚上,中间会有三次休息,包括一个晚餐。如果平常日子是礼拜一看3个小时,礼拜二看3个小时;礼拜六、礼拜天是全程连续演。它只能够在一个地方演,因为没办法巡演,演员是26个,上去演几百个角色。观众在中间,戏绕着四周,观众席要自己搭。观众座位是360度,可旋转的,观众就坐在像办公室里的那种转椅上。全部人流跟着戏一起转过来、转过去,一直转,转了7个半小时。
这个戏像《一千零一夜》一样,从一个病人的故事开始,一个医生讲他碰到了这个病人,后来病人开始跟他讲他的故事,一个病人在找他生病的女儿,可找不到女儿。所以会变成这几个主要演员都是一个人由两个人演,有时候我讲,他在演,其他人跟我演同一个角色,讲着讲着就会讲到你,你就会开始讲你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人来演你。到了下半场已经不是他的故事了。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人,最后他们的命运牵在一块,从现在的台北讲到了现在的法国,从现在的法国讲到今天的上海,从今天的上海讲到1930年代的上海,1930年代的上海讲到1930年代的法国,再回到现在。最后你会发现这一切全部都是相关的。
《如梦之梦》在台北演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可惜,因为它容纳的人数不能很多。但那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把握,我们不敢宣传。评语出来,有讲“如果今年没有《如梦之梦》,台湾的剧场将是一片暗淡”。
我们那时就想说要不要把《如梦之梦》拿到大剧场去演,可是先决条件是剧场要改造,剧场第一个要同意牺牲这么多票房。
香港话剧团的毛俊辉到台北看到了校园版本,他太喜欢了,说这个戏有魔力,就跟我说香港话剧团要做这个戏,最有实力做的就是香港话剧团,因为他们真的有经费。2002年跟香港话剧团合作,我们想香港不会有人要看这种戏,结果一个月前票就卖完了,变成也是一种传奇。
毛老师花了一个月时间说服董事会,道理是香港话剧团要转型,不再完全依赖政府,认为用《如梦之梦》来转型是最好的。他认为这个戏本身没有几个剧团敢演,而且未来绝对在中国话剧史上太重要了。后来也没有费很大功夫,董事会就通过了,那些人也还是懂剧场的,大家在商量,因为票房的收入实在很少,观众坐在中间,所以只有两三百个观众,这么多的演员在演。后来拿了很多奖,香港话剧团还把它认为是香港话剧团这么多年来最重要的一个演出。
台湾的两厅院跑去香港看,回来讲,让香港先做真的有点丢脸。表演坊2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让两厅院做,但他们面临很大的挑战,香港话剧团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完全是空的,重新起个舞台,可两厅院是一个很大的方形剧场。后来想到办法,两厅院舞台上整个楼板是可以往下走的,我们就下降,把观众放在里面,观众席就不要了。结果变成台上250个位子,观众坐在台上,陷下去的那种,然后我们又搭了一块观众席,在原有的观众席上面,大概也是250个位子,500个位子;再在很远的地方就放学生进来,很多学生都说在四楼看没有问题。观众坐在中间,四面在演,这边的观众有一面看不见,我们弄了两个很大的屏幕给他看,所以楼上楼下,连着学生席,有700多人。但对两厅院来讲,还是很大的牺牲,因为它的位子是1550个。
《如梦之梦》真的有很奇怪的魔力。我是相信戏剧的力量的,它运作好的时候,很少东西力量比它大。因为是真的人,你跟你周围的观众也算是一个群体,那种感觉真的很好。跟看电影又不一样,看电影是一个人在黑暗中看,跟旁边的人没什么关系,你并没有感觉这一晚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电影可以随时放。(丁乃竺、袁鸿、水晶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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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戏坛的逸事。
照片太多,转不动了,在这里: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125/wh/whxw/200701250037.asp
- Re: 这一次,赖声川说赖声川(南方周末)posted on 01/26/2007
您好:
意外看到這篇非常難得的紀錄。
請教一下:
可以轉貼到我的部落格(博客)嗎?
我的信箱:chenghuangh@hotmail.com
我叫
阿晃 - Re: 这一次,赖声川说赖声川(南方周末)posted on 01/26/2007
我也是南方周末转的。上次与赋格聊到,如果只是作私人用途,比如
博客,好象没有什么关系的。
赖声川这名字好,赖姓好象有闽南的渊源?
很高兴在这里遇到你!阿晃,常来。
- Re: 这一次,赖声川说赖声川(南方周末)posted on 01/26/2007
但是,你不觉得台湾的相声一点都不好笑吗? - Re: 这一次,赖声川说赖声川(南方周末)posted on 01/26/2007
确实,包袱很少。 - posted on 01/27/2007
【一周要闻】
〖中 国〗
★ 一月十九日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对有关中国实验发射可以摧毁卫星的导弹表示关注。美国昨天指责中国向太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摧毁了一颗中国已经老化的气象卫星。美国指中国是在美国和前苏联之外,第三个可以击落卫星的国家。
★ 一月二十日报道,梵蒂冈结束中国教会问题特别会议后发表声明,呼吁开展对话,与北京建立正常关系。声明说,与会者决定有必要与北京政府开展建设性的对话,消除过去的误解。与会者还表达了要促使与中国不同层面关系正常化的愿望,以便让天主教会受益。他们还表示要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和平做出共同努力。
★ 一月二十一日,美国的北韩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希尔到达中国,为下一轮有关解除北韩核武计划的六方会谈做准备。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今天从东京飞往北京,力图为美国、北韩、韩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参加的谈判确定谈判日期。希尔说,在宣布下一轮谈判之前,中国将和其他国家商讨会谈的日期。在北京,希尔将和中国首席谈判代表会晤,通报他过去一个星期里在德国与北韩谈判代表金桂冠的会谈情况。
★ 一月二十二日,台湾在野的泛蓝国亲阵营签署两党联盟协议,将就年底立法委员的选举共同合作。国民党和亲民党尽管合并没有成功,但是为了加强双方的合作,两党正式签署了联盟协议。目前正在美国旧金山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透过视讯会议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跨海共同宣布,双方未来在选举和政策上将达成更紧密的合作。
★ 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外交部证实了媒体有关中国本月早些时候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今天说,北京方面已经告知华盛顿有关测试的情况,也就是中国用地面导弹摧毁了一颗老化的气象卫星。刘建超说,这次反卫星导弹测试不应被看作是一种威胁,或者意味着中国正进入太空军备竞赛。美国国务院说,助理国务卿希尔昨天在访问北京时对中国的测试表示了关注。希尔敦促中国政府官员在导弹活动方面更加坦率。
★ 一月二十三日报道,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从1月30号开始对8个非洲国家进行访问。胡锦涛的这次行程将在2月10号结束。中国外交部说,胡锦涛将访问喀麦隆、利比里亚、苏丹、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以及塞舌尔。
★ 一月二十四日报道,中国2006年全国税收增长21.9%,而个人所得税则比上一年增长17.1%。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去年全国共入库税款37636亿元,增收6770亿元。他解释,去年税收收入增长较快,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企业效益大幅提高的反映。
★ 一月二十五日报道,台湾总统府针对已进入审判程序,但却争议不断的国务机要费案,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卓荣泰代表总统陈水扁,向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提出释宪申请。卓荣泰说,此案总统虽没有被列为被告起诉,但是形式上却是检方所指控的共同正犯,从检方侦讯总统,以及台北地方法院审理此案,都已经侵犯宪法五十二条的总统刑事豁免权而违宪。他同时表示,台北地院裁定将本案卷证开放阅卷已构成违宪,造成侵犯总统职权与泄露国家机密等无法回复的损害;总统府也就此声请大法官作出暂时处份,命令停止国务机要费案审理,以及废弃开放阅卷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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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 一月十九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前往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会晤美军和联军指挥官。他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宣布。即将离任的驻伊美军指挥官乔治·凯西将军迎接盖茨的到来。盖茨还会晤了英军在巴士拉总部的指挥官乔纳森·肖少将。晚些时候,盖茨还将会晤波兰、澳大利亚、丹麦和罗马尼亚指挥官。
★ 一月二十一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说,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伊朗的决议不会对伊朗核项目的发展有任何威慑力量。艾哈迈迪内贾德是今天向议会提交预算时发表这番讲话的。这名伊朗领导人称安理会去年12月底采纳的制裁决议是“死产儿”。他说,即使是通过10项类似的决议也不会对伊朗的核政策以及经济产生影响。
★ 一月二十一日报道,美国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开始为2008年的总统大选竞选。希拉里昨天在她的个人网站的一项宣布中说,她正组建一个竞选总统研究委员会,加入总统职位的角逐。她说,她希望同美国人民讨论伊拉克战争以及恢复世界对美国的尊重。
★ 一月二十二日,伊拉克警方说,巴格达市中心一个市场发生两起炸弹爆炸,炸死至少70人,炸伤130多人。爆炸今天发生在巴布沙尔克区的一个旧服装和电器商品市场。两起爆炸几乎同时发生。这是继1月16号一所大学发生炸弹爆炸并造成大约70人死亡后,巴格达发生的人员伤亡最严重的教派暴力袭击。另一方面,作为协助伊拉克安全部队打击教派暴力增兵计划的一部分,3200名美军近日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他们是根据布什总统备受争议的稳定巴格达局势新战略而派遣到巴格达的第一批官兵。
★ 一月二十三日,韩国核谈判代表与朝鲜代表在北京就重开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举行会议。报道说,朝鲜谈判代表金桂冠在与韩国首席代表千英宇及中国代表武大伟会面后表示,美国对朝鲜的立场有所改变,令谈判的前景较为明朗。对于记者提问朝鲜的立场是否有变的时候,他说:“什么都可以改变。”
★ 一月二十四日报道,美国总统布什昨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要求国会给予他的伊拉克战略一个成功的机会。布什强调“美国一定不能在伊拉克失败”。他还说,他向伊拉克增派2万人部队的决定会带来成功的最好机会。但是,这项计划遭到现在掌控国会的民主党人以及布什自己所在共和党内一些议员的质疑。由于伊战的失利,布什的国情咨文重点从令人瞩目的国际问题尤其是伊战问题,转向了国内问题。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布什着重谈到能源、健保、社会安全、教育、移民等问题。
★ 一月二十五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巴黎召开的黎巴嫩援助国会议开幕式上说,黎巴嫩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国务卿赖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来自4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一起出席了今天的会议。沙特阿拉伯将向黎巴嫩提供10多亿美元的新援助。美国国务卿赖斯承诺7.7亿美元的援助配套。法国总统希拉克则以低利率为黎巴嫩提供了6亿多美元的贷款。欧盟承诺给予另外约5亿美元的款项。
★ 一月二十五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访问印度。俄罗斯同意在印度新建四个核反应堆,帮助印度解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普京与印度总理辛格会谈后,两国的核能机构在新德里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俄罗斯正在印度南部的库丹库拉姆建造两个反应堆。据悉普京总统将以贵宾身份于明天出席印度共和日庆祝活动。
⊙ 本栏编辑:顾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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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贝鲁特日记
·吴 嘉·
2006年12月8日
现代化机场
飞机降落在贝鲁特国际机场的跑道上时,夜幕已经笼罩了这座地中海城市。这次访问黎巴嫩,是继肯尼亚之行的第二站。我从未去过黎巴嫩,对这个地中海小国充满好奇。在开罗作短暂停留之后,便搭上埃及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A321型客机。飞机攀升甫定,就又开始下降。一个小时后,已降落在贝鲁特机场。
我随着人流往机舱外走,还没出舱口,就看到赫然印着我名字的一张大纸,由一个中东模样的男子双手举着。我挥挥手,那人冲我一笑,放下手臂,随即将纸叠成小块塞进口袋。
“我叫阿巴德。”男子友好地伸出手来。“我负责为你接机。入境手续一切从简,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类似的机场手续加快(expediter)服务是美驻外使馆为来访官员统一安排的,管你需不需要。这样的安排有时确实能省去很多为对付繁琐的程序所花的时间,因为有些麻烦是事先想不到的。不过这次去黎巴嫩,我的准备工作做得还算细致。譬如,我仔细地查看了我的护照,确定没有访问以色列的记录。上次我出访以色列,入关时,以方问我要不要盖入境章,我坚定地摇摇头。否则,这次还得重新办一本护照。
好现代化的机场!完全不是我原先所想像的。在今年七八月的黎以冲突中,机场还遭到以色列的空袭。据说空袭的主要目标是贝鲁特机场的储油罐,机场的飞机跑道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
果然,“这个机场是1999年新建的,”阿巴德告诉我。
毫无疑问,这是我去过的所有中东国家里最漂亮的机场之一,与拜迪和以色列的机场相比毫不逊色。我原来想象中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黎巴嫩形象在这一刻开始改变。
装甲车相迎
跟着阿巴德往机场出口走,我暗自猜测,出了机场会有什么样的保安措施。黎巴嫩的局势到底有多严重?使馆会不会出于安全考虑,出动直升机、坦克之类装置,就像在伊拉克一样?伊拉克开战后不久,我差点儿去了那个战火之地。朋友们听说我的计划,都认为我是踏上“死亡之旅”,家人无不担心。我只好暂时放弃原先的计划,派遣两位同事顶替。
同事们安全返回后,谈起他们的经历。说凡外出活动必须离开美国领地的“绿区”(Green Zone)时,使馆总是兴师动众。每每有军队出动,一前一后警卫车护行。坐在前面的大兵们一路举枪对着行人嚷着“让开、让开”,为后边的车鸣锣开道。同事提到这些时,都说过于招摇:“原本不恨美国的人也会因此仇视美国。”
出了机场发现,停在路边等待我的不过是一辆装甲车。除了车体大一些,外表与普通越野车无甚区别。但是,保镖彼得在路上告诉我,车门十分厚重,从外面打不开。车体防弹,装甲保护功能可抵御手榴弹、轻型步兵武器等小型武器的攻击。除了有效的防守,车上还有进攻和反击的武装功能。
我问司机,从车牌上能否知道是美国政府的车,回答说是。“如此招摇过市,不是引火烧身吗?”我问。
“人人都知道那防弹车是美国官员乘坐的。即使挂上当地人的牌照,也糊弄不了人。”
风情万种的贝鲁特
保镖彼得为我开门后,示意我坐在他身后。他自己坐到了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墩实的体魄,简直就是人体盾牌。车子很快离开机场,急驶在贝鲁特的大道上。夜幕下的贝鲁特,灯火通明。汽车沿着与海岸线平行的道路行驶。街上车水马龙,摩天大楼临海而筑,广告牌、霓虹灯从车窗外闪过。
贝鲁特倚山临海,东边是挂在山峦上的万家灯火,西边是贴着地平线的地中海水面。为了争夺地中海边这块宜人的宝地,几千年来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战争。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贝鲁特被人为地拦腰截断。一条长达六公里的“绿线”将这座城市分割成两个世界。绿线以东是基督教居住区,西部由穆斯林势力占领。一座大桥连接东西,十七年内战期间,成了无人区,人称“死人桥”。
但是,眼前的景象很难与战云密布的贝鲁特联系起来。除了在几个路口见到巡逻的军人,我没有看到什么残垣断壁,远非想象中遭战争蹂躏的破落不堪。这时谁要说我到了一座欧洲城市,我也会相信。莫非黑夜掩盖了一切?
一路上,彼得通过对讲机不停地用我听不懂的暗语与使馆联系,我猜想是在通报行踪。车子最终来到一座小山丘下,沿着迂回曲折的山路爬行。这时开始出现检查点。身着迷彩服的军人持枪荷弹,认真盘查每一辆过往车辆。过一会,眼前出现了一道用沙包堆起的战壕。保镖用手指指山坡上高筑的水泥墙以及铁丝网说:“大使馆到了。”再通过一道检查点,我们看到停在路边的坦克和碉堡,最后来到大使馆的入口。
固若金汤的美使馆
水泥浇注的使馆入口被一扇十来米高的巨大金属门严严实实地挡住。车子一到,大门便自动地缓缓打开。门里门外各一队卫兵手持冲锋枪,示意司机驶入第一道大门。另一组士兵对我们的车辆开始了一番严密检测。两个警卫用镜子看车底,以防被恐怖分子安放炸药。另一位从车外壳各部位提取粉尘,当场化验。折腾十来分钟才招手示意车子进入使馆。
我从安全调度中心取得钥匙后,直奔使馆专为到访人员备用的招待所。彼得为我开车门后,便站在远处不动,并没有帮我提行李的意思。我有些纳闷儿,忍住没好意思开口。我猜想,保镖的任务到此就算结束了。我道了一声谢,自己将箱子拖到三楼的客房。这时,我的手表指向八点。
进屋第一件事是将衣服挂起来,以免急用时找不到熨斗。然后,锁上门下楼熟悉环境。刚下几步楼梯,就与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撞个满怀。
“你好!”一听口音判断是黎巴嫩士兵。
我的好奇心上来了,主动上前搭话。原来这个警卫正往顶楼平台走去换岗。“我可以跟你一块看看吗?”
“当然,当然!”保安彬彬有礼。
我跟随他来到顶楼平台的了望塔。好家伙,了望塔上架着一排装满子弹的机关枪。“这儿有一个高倍望远镜,你要不要试试?”我摸摸枪,又举起望远镜,俨然一副刘姥姥相。使馆内设了好多类似的了望塔,警卫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值班巡逻。
设备齐全的招待所
“视察”完顶楼的了望塔,我信步走到一楼。刚才进楼时就听到片嘈杂声。反正明后天是周末,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自己的工作,哪能错过眼前的热闹!
原来是招待所每周五晚为到访的官员专门准备的例行聚会。点心酒水免费供应。偌大的一楼大厅,右手是餐厅、酒吧、厨房。灶台、大冰箱,一应俱全。一切自助,饮料中咖啡免费,喝酒收费,采用自觉结帐的方式。饮后自觉将钱放进一个小纸袋。左手边有一间客厅,一间活动室,外面两个大阳台,对着地中海。大荧幕电视,电脑、台球,比酒店还齐全。与酒店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服务生,只见三五人坐在吧台上喝酒,更多人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聊天。唯一的一台电脑居然空闲着!
我迫不及待冲向电脑。太好了,有互联网!发邮件报平安。转身与正在聊天的几个美国人打个招呼,随便聊几句。回屋冲个热水澡。打开电视看CNN、BBC新闻。
今天的一天在旅行中度过。接下来两天周末,可以调整节奏,放松一下。
2006年12月9日
被炸毁的使馆楼
昨晚睡得好香,难得的一个不用担心睡过头的囫囵觉。
拉开窗帘,日头高照。我探身出窗,放远望去,原来使馆的山坡就在地中海边。虽不是唾手可及,感觉上却仅咫尺之遥。海面浩淼,却波平似镜,鸦雀无声。海面升起的雾珠和天连成一体。雾气一直弥漫到山上,氤氲着,像一幅朦胧的山水画。
我的视线落在正对着窗户几十米远的一座残缺的建筑。莫非这就是当年被炸的美国大使馆?晚上与美国同事聊天才得知,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曾经两次遭到袭击。这还不是1983年遭真主党袭击的那座大楼。当年美国使馆设在贝鲁特西城。1983年的爆炸,近七十条生命在“轰”的一声巨响中消失。第二年,使馆迁移到东区,也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哪知惊魂未定,新使馆再次遭到轰炸。
眼前的建筑物只剩下钢筋水泥架,呲牙咧嘴,在蓝天大海和周围草坪花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兀阴森。我默默地看着它,一时嗒然若失,从今天开始,我早上打开窗帘,将不可避免地要与它对视,每天要被提醒一次恐怖活动带来的罪恶。
二十多年过去了,旧使馆的废墟为什么不修复或清除?我问同事。原来这块地皮不归使馆所有,所以无法修建永久建筑。同时,对于被炸的楼所剩的底座到底有多牢固,谁也不清楚。后来我又看到贝鲁特市区类似的残存建筑,从内战到现在仍高高矗立在路旁。我想,过往的游客一定会像我一样询问原由,至少会多看它一眼。无形中,贝鲁特多了一个旅游卖点。
我走出门外,想感受一下地中海特有的温和气候。空气里散发着花香,我不觉深深地吸了口气。按程序,来使馆的第一件事是去警卫队报到。其实,昨晚从那里取房间钥匙时,对方已递给我一叠安全方面的材料。房间里,一本厚厚的安全手册摊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我没敢怠慢,从头到尾扫了一边,起码记住了距离招待所最近的防空洞,还有辨别各种警报的声音。
警卫队负责人克瑞里斯背书式地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譬如电话里不泄露机密,不透露自己行踪,不提活动的时间地点。外出时不能自己开车门,必须等保镖确定了没有威胁时,才下车为我开门。不能让保镖做挑夫,以免分神。难怪昨晚彼得看着我的行李,无动于衷呢!
“哦,对了,听到警报响,注意区分种类。真要躲进防空洞,什么也不用携带。里面备有食物、水和急救物资,”克瑞斯补充说。
从警卫队出来,时辰还早。反正也出不了使馆,既来之,则安之。我开始就地做户外锻炼。我以便顺着山坡疾走,一边环顾周围。路上不停地与背着长枪换岗的警卫人员扬手打招呼。保安晃动着的身影无形给空气里增加了一份压抑和不祥感。八十年代的两次爆炸,让使馆再也不敢松懈警惕,大大加强了安全措施。大墙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高射炮、防暴系统、防御工事……整个一个军事要塞,哪里还象个外交官邸。加上那些神秘的暗道机关,大使馆像一座城堡,固若金汤。美国的中东政策,使得自己成了极端份子的攻击对象。为确保外交人员安全,美国政府不惜耗费巨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的悲哀。
烈士纪念碑
离招待所不远处,有一处死难烈士纪念碑。旁边竖立着美国国旗。碑上刻着“They Came in Peace”几个大字。我伫立着,默默地巡睃着墓碑上镌刻的名字。密密麻麻的死难者名单在强烈的阳光和几盏照明灯的照射下,清晰可辨。名字按照阵亡年代的顺序排列。第一位是1976年被暗杀的美国驻黎巴嫩大使Francis E. Meloy, Jr.。我注意到,1983年的名单最长,遇难者大多丧身于大使馆的爆炸。我站在那儿,一阵悲哀袭来。我又一次看到了人类的愚蠢。但愿世上不再有战争,但愿人们停止相互残杀,用理性的办法解决问题。愿天佑人类!
锻炼回来,打电话到车队预订午餐。厨房的墙上贴着附近几家餐馆的菜单。要出使馆,必须提前四十八小时通知。为吃顿饭,自然犯不着如此兴师动众。车队专门为来访人员提供外购服务,包括让司机代劳去超市买菜、买日用品。跑腿费每日五美元,用不用都得交。
选购食物、上网冲浪,楼里楼外东望望西瞅瞅。与新认识的美国同事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没头没尾的电影。不知不觉,一天就这么混过去了。
2006年12月10日
偷得浮生半日闲
昨晚我从招待所的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使馆里有一个不错的健身房。早上起个早,第一件事是去健身房。健身器械健全,不比我平时用的健身房逊色。里面居然没人。想来也是,礼拜天谁会早起?我一人独享宽敞的健身房,把每种器材倒腾个够,唯独没使用跑步机,因为我带来的球鞋不适合跑步。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大汗淋淋回来时,招待所仍然静悄悄。
一楼的一排大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满了小说和电影录像带。没有任何登记手续,借还全靠自觉。每个客房都配有DVD放像机。晚上招待所里举办了一场猜谜晚会。美国人会找乐子,看电影、玩游戏、猜谜竞赛。倘若老美学会了国人的麻将扑克牌,“杠上开花”、“哇噻,拖拉机”,大呼小叫,那业余生活才叫“滋润”呢!那时候恐怕要嫌时辰过得太快了。
有几个年轻人经事先申请,今晚要出使馆进城看电影。比尔和凯伦邀请我同往。“每人还可以邀请一人,没事的。”我想,不出事便罢,若有闪失,算是谁的责任?反复考虑后,还是决定小心为妙,没敢擅自离开使馆。拿了几盘录像带回房间。只坚持看完了一部老片子,叫“Indecent Proposal”,好像中文译成《桃色交易》。黛米·摩尔(Demi Moore)主演。
天气极好。待在屋里实在对不起这么好的天气,我又跑出去溜达一圈。偷得浮生半日闲,全当来到世外桃源度了个周末。我一面欣赏自然风景,一面锻炼。这样的户外活动多好,有和熙的阳光照着,有这么多警卫人员看护着,美哉!贝鲁特的夜晚天空如洗,散起步来感到心脾清爽。夜晚在户外,我有点担心被警惕性过高的自己人误伤。心里直嘀咕,了望塔的警卫不会把我当作可疑分子练习枪法吧?
“那倒不至于,”比尔说。“这些警卫一般都有经验。什么人可疑,他们一看便知。再说,闲人要想进使馆,除非会飞檐走壁。”
我刚要松口气,比尔朝我诡秘地一笑,“当然,在户外走动,不等于没有危险。你想想,使馆周围的山坡上还有住宅区。如果什么狙击手从附近哪座公寓楼的窗户里向你瞄准,我们的警卫是没法子阻止的。”
经他一吓唬,我出了一身冷汗。因在户外悠然游荡成了枪下之鬼,死得是不是太不值?
2006年12月11日
地下党接头的感觉
从使馆事前为我准备的日程表来看,与黎巴嫩政府各部门的会谈全部安排在今明两天。
早上正要离开,突然接到警卫队的通知。位于敏感地带的会议被临时取消,改道直奔位于西区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到底是外面的局势出现了变化,还是警卫部门有意声东击西,不得而知。
万没想到,在我的装甲车到达时,除了车里坐着的保镖,附近的街道旁早已布署了使馆派遣的便衣。我浑然不知,还是我的黎巴嫩同事哈桑从车窗里指给我看。果然,各岔道口站着神情严肃的保安,监视着过往的行人、车辆,目不转睛,如临大敌。
先我而到的一个美国非政府组织(NGO)的几个负责人事后向我证实,他们刚到,就注意到埋伏的警卫正在清扫观测地形,直到确认没有危险后,才通过什么暗藏的步话机通报使馆,准我出发。
NGO的员工虽是美国人,但因不是政府雇员,行动不受使馆安全部门的控制,那份自由令人羡慕。这样的兴师动众,他们好象也是头一回遇见。
“足有十几个便衣呢!”NGO主席玛丽对这我的耳朵悄悄地说。经她一说,我突然间找到了地下党接头的感觉。
开完会,玛丽希望与我共进午餐。这时离午饭时间只十几分钟,饥肠辘辘。下午在市区还有会议。我问哈桑可不可以不回使馆,在外吃个饭后,直接赴下午的会议。哈桑微笑着却坚定地摇摇头。
“必须听从使馆的安排,不能随意延长在外停留的时间。”
所以车子回到使馆停留须臾,便又调头出去。每次返回要经过无数道关卡,要严格检查车底座,查看汽车的底盘是否被安放了炸药。还要在车外壳上提取粉尘,取样化验,确定无炸弹、无化学武器以后,才让车子驶入。这一折腾,至少需要二十分钟。对于这样的常规搜查,我已习以为常。趁机闭目小憩,养精蓄锐。
反政府示威
“看,这就是示威的地方,”下午经过贝鲁特市中心时,哈桑用手一指。从车窗往外看,除了一顶接一顶的帐篷,没看到一个人影,更无嘈杂声。“示威的人到那去了,总不至还在蒙头大睡吧?”我问哈桑。
“没有呢!他们准在帐篷里开会,发表各种演说。”
据报道,这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政府示威。在真主党号召下,示威者聚集在贝鲁特的总理办公室外的Riad Solh广场,要求总理西尼乌拉领导的现政府下台。组织者们不停地向百姓散发传单、糖果,招降纳叛。十二月一日截至今日,这场无限期静坐示威已经延续了十多天。据真主党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全国的示威者将达到上百万人。
“到底有多少人参与?”我转过脸问哈桑。
“具体数字不清楚。反正你看到的两个广场加起来,能容纳六十万人。”
连日来西方媒体如此热衷报道的事件,在现场却平静到了滑稽的地步。除了几个军人,还有马路旁设置的几处路障,这里几乎没有要发生动荡的迹象。哈桑说,不去南部,待在贝鲁特是闻不到多少火药味的。
的确,贝鲁特因着它的地中海优势和海港,历史上又一直受西方特别是法国的影响,人称“东方巴黎”。早年腓尼基人的经商和航海经验,自西徂东,无远弗届。贝鲁特金融业和情报业的发达与此不无关系。一个小小的弹丸国家,三四百万人口,却拥有几百家银行,驻着世界各大国家的通讯社。报刊业也十分发达。中央银行的官员对我说:“你听说过吗?埃及人写,黎巴嫩人印,伊拉克人读。”
这样一个地理上得天独厚的美丽国家,却随着一次次中东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巴以战争,不情愿地被推到风口浪尖上。黎巴嫩的人口中穆斯林与基督徒大致各占一半。原本经济强大、政治温和、环境宽松的国家,就是因为教派的政治取向对立,多年来趟着中东这汪浑水。其实,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领土争端,本不应有利益冲突。然而,周边国家之间利益角逐,加上黎巴嫩国内的教派相互抗衡,各党派藏在硝烟背后的角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夙怨加新仇,使得黎巴嫩以及整个中东陷入一个怪圈,永远挣扎在其中。中东被搅成这样,似乎是势有必至。到头来,倒霉的是自己的国民。
民主嫩芽随时可能夭折
哈桑告诉我,七十年代内战之前,黎巴嫩的人均GDP就已达到六千美元。我算了一下,按每年百分之五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的水平应接近两万六千美元,可实际呢,才三千美元。黎巴嫩的繁荣已是昨日黄花。
三周以前,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工业部长皮埃尔·杰马耶勒(Pierre Gemayel)遭到暗杀。黎巴嫩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岌岌可危。黎巴嫩人好像习惯了用刺杀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杰马耶勒的被刺为亲叙派推翻黎巴嫩现任的亲西方政府扫清了障碍。在此之前,政府的六位内阁成员受真主党鼓动先后辞职。杰马耶勒的遇刺身亡有可能导致西尼乌拉政府的全面崩溃。美国刚刚在中东看到民主的曙光,这边就政局告急,不给情面地暴露出丑陋的一面。黎巴嫩的民主嫩芽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非但如此,如箭在弦的政府危机,极有可能将黎巴嫩再次拖入内战的旋涡。到那时贝鲁特还会安宁如是吗?
被以色列视为“恐怖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如今成了黎巴嫩议会中的最大反对党。去年黎巴嫩大选,真主党获得一百二十八个席位中的六个席位。真主党入阁时的条件是解除武装。结果入了阁,武器仍紧握手中。有叙利亚和伊朗两个大老板撑腰,真主党底气十足,处心积虑要推翻现政府,组建一个民族统一政府来取代目前由多数派主导的西尼乌拉政府,借机壮大并增加政府中亲叙力量的比重,以便更合法有效地操纵国家的政治决策。然而如意算盘遭到以西尼乌拉为首的议会多数派的反对后,真主党的便大动干戈,于是就有了上个月工业部长遇刺的恐吓行动和正在进行的倒阁示威。
下午出去的时候,是经过一条通往贝鲁特西区的地下隧道。回来的时候却没走地下隧道。一问才知,出于安全,保镖和司机有意避开同样的行驶路线。
哈桑告诉我,即使车子停在外面等再长的时间,司机一刻也不能离开驾驶座位。除了保镖,司机也随身佩带了一只左轮枪。
2006年12月12日
会议改址
上午正要离开使馆,接到通知。会议突然改址,原来说好在希尔顿,现在改在Gefinor Rotana大酒店。
安稳地吃了第一顿也是唯一一顿使馆以外的午餐。Gefinor Rotana酒店一楼餐厅的美食令人目不暇接。我把平时严格遵守的健康饮食理念抛到脑后,尽情地享受了一顿一流厨师烹饪的黎巴嫩大餐。
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我的保镖在我背后的二十米处的一个墙角坐了下来。我起身去洗手间,他也移步到洗手间附近,眼睛警惕地环顾左右。我的一切行踪必须在他的视线之内。
汤足饭饱,喝了一杯浓咖啡提提神。下午三点,使馆安排让我发表一个演讲。今天的公事算是结束了。
2006年12月13日
清理漏油污染
今天的安排是参观美国援助的石油泄漏清理项目。因一个电话会议临时被取消。负责该项目的环保专家约翰从美国驻埃及大使馆飞过来,专门来检查工程进度。他向我介绍了详细情况,还给了我一份进度报告。我翻阅了这些材料,包括里面的插图照片,对这个项目有了直观的印象。
七月黎以交火期间,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地处贝鲁特南部的Jieh海岸电站。发电厂起火后,几个大油槽被烧毁,大量石油泄漏,污染了附近长长的海岸和好几公里的海域。从卫星图像上看,美丽的地中海海岸有一条明显的黑油带,象一块厚厚的地毯。照片上也显示,沙滩被厚厚的油层包裹住。据说,这是黎巴嫩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生态环境灾难。
美国政府从对黎巴嫩的援助款项里抽出一部分专款,用来资助战后重建,包括清理油污和修建被毁桥梁。迄今已花了九千万美元。本财政年度,国会将拨款二亿五千万元,用于黎巴嫩战后重建。
约翰负责的项目就是将燃油从受污染海滩和海洋表面移除。约翰指着照片向我介绍清理油污的常用办法。主要采用塑料制品,让石油吸附上去,再泵入回收罐。有淤泥的地方,就拿锹铲,用手拨。
“这完全是费时费力的人工活,过程极其繁琐,进展缓慢。不过差不多快清完了。”约翰舒口气说。
呜呼,人类为什么要用人为的战争来毁灭自己?
免费食品
晚上回来,还得解决晚餐。招待所的厨房里锅碗瓢勺一应俱全。四个大灶台,除我偶尔炒个菜,从没见第二个人用过。其实,;佐料摆满了橱柜,做什么美味佳肴,也不愁没配料。只可惜,我的饮食极其简单,但求果腹,不计口味。我想我的美国同事们要么怕麻烦,要么不善烹饪。有些人恐怕没时间考虑肚皮的问题,就让车队的司机从餐馆买现成的了事。几个大冰箱永远存有剩下的比萨饼、面包、奶酪、饮料等,任人们自己招待自己。
国防部派来的几个军人带了许多真空包装军用食品。他们先我离开黎巴嫩,临走丢了一堆没打开的食品在客房里。服务员将这批食物放到厨房的柜台上,烧鸡、烤肉、红烧牛肉,五花八门,随便让人取。这玩艺我尝过,营养搭配倒无可挑剔,但那味道免谈,连我这样不讲究色香味的人,哪怕饿得头晕眼花,吃起来也味同嚼蜡。只从里面挑了一袋坚果仁,一包饮料冲剂。
2006年12月14日
美国拍胸脯修桥
约翰同时还负责修建黎巴嫩桥梁的工程。因我和他的时间安排有冲突,他带我参观现场的计划泡了汤。不过,约翰给我看了从各个角度拍摄的大桥照片。
我要参观的桥梁叫麦德瑞桥(Mudeirej Bridge),高度居中东地区桥梁之冠,有七十米高。这座桥地处山区,连接着贝鲁特和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麦德瑞桥于1998年建成,造价四千多万美元。七月在战火中遭到以色列炸弹攻击。从约翰提供的照片上看,二百米长的桥面和几处桥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目前仍在关闭中,无法通行。
美国政府在十月份做出承诺,负责斥资重建。国会仅为修建这一座桥就已专门拨款两千万美元。这次黎以交战,黎方损失最严重的就是公共设施。据说,受波及的大小桥梁约有八十座。
没会议的时候,我就窝在办公室里。这是一个简陋的拖车集装箱式的临时办公室。自八六年使馆搬迁到此,这座仄仄斜斜的“房屋”一用就是二十年。我问为什么不将它改建成一个永久性的水泥建筑,答复还是一样的:使馆没有这块地的土地使用权。
外交官的寂寞
出于安全考虑,部里规定,常驻黎巴嫩的外交官除配偶外不让带其他眷属。这就大大限制了外交官的人选范围。我的同事告诉我,来这儿的人大多是因为他们的首选国家的职位已满,才不得已选择了黎巴嫩。
与使馆的领导在一块吃过几次饭。他的夫人告诉我,他们夫妇俩在这座“城堡”里已生活了四年。
“今年是第五年。我们常常戏言自己生活在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里!”夫人苦笑着说。
要出使馆,必须提前四十八小时申请。碰上周一是节假日,周二的活动都必须在前一个周五的早上十点以前申请,逼得你早早地提前计划自己的活动。使馆统一调度保安人员。临时有朋友约会出去,是不可能的。即使批准了,也有可能因保镖忙不过来,被临时取消。
我想我要在这儿常驻,大概不会感到寂寞的。只要有一米阳光、一习海风、一缕暗香、一壶清茶、一曲天籁、几卷残书,一纸涂鸦,我便会乐不可支。再装上互联网、健身房,何欲它求?梁实秋在他的散文《寂寞》里说过:寂寞是一种清福。所谓“心远地自偏”也。在这种境界中,人们可以在想象中翱翔,跳出尘世的渣滓,与古人同游。如今,寻热闹的地方容易,觅清静的地方难。当然,这话是不能说出来的。我才住几天?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初期,我们被困在使馆里,整整七个星期没有出去。饭菜都是送进来,天天吃同样的食物,别提多厌。买菜理发等基本的服务都是由使馆安排人进来提供。我们急得要发疯了。”
保镖能不能保你的命?
“就算出去了,行动也毫无隐私可言。想去妇女专卖店买内衣,也得在保镖的‘保护’下进行。”
夫人说到这儿,同事保尔还说了一件趣事:“有一次,两个单身外交官外出约会,共用一个保镖。去了同一家酒店。两人正准备分别与自己的女朋友约会,这时保镖插进来,说他俩任何时候必须同时在他的视线之内。也就是说,四个人必须坐在一起谈恋爱,否则保镖的眼神忙不过来。”
听到这里,我的下巴都笑酸了。
保尔说,“你以为保镖是万能的?真的出现险情,除非是劫持一类的。如果是枪杀,保镖不见得能保你的命。”语气里有点玩世不恭。瞧着我的狐疑,他接着说下去。
“你知道吗?去年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Rafik Hariri)被刺,两个保镖,一个当场死亡,一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你想想,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保镖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奋不顾身,将自己的安全度置之外,后果可能是命归黄泉,与家人永诀;另一种是临阵脱逃,保住了性命,得到的惩罚无非是丢掉饭碗,不至于受法律制裁。换成你,你会做何选择?”
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心中对保镖的崇敬和神秘感一下子从顶楼跌到底层。
2006年12月15日
阿巴德的澄清
“滴铃铃!”一清早客房里的铃声大作。我一看表,才六点半,离起飞还有三四个钟头。
“早安!”机场手续加快的人员在电话问我的行李准备好了没有。
“收拾好了,上来取吧!”我说
打开门,原来是阿巴德,同一个加快员。阿巴德提着行李先走了,还拿走我的护照和机票提前去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八点钟,保镖和司机已在楼下,正站在装甲车旁耐心地等着我了。
使馆到机场有一小时车程。汽车穿城而过,我再一次透过车窗游览了一遍市容。
到了机场,见阿巴德手里捏着登机牌和已经填好的出境卡,还有我的护照。我以为他的任务到此结束。正要伸手接东西,他说:“必须看你进了机舱,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那好吧!离登机还有一小时。我俩来到贵宾休息室。服务生送上饮料、咖啡。我们开始拉家常。原来阿巴德是保镖出身,给美使馆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曾做过两任美国大使的保镖,亲身经历了使馆爆炸事件。阿巴德三句话不离本行,正巧这些天萦绕在我脑子里的也是安全的事。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交谈还挺投缘。
很自然地,我问道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时保镖临阵脱逃的情况。
“没有的事!”阿巴德坚决地说。“哈里里的被杀是一起爆炸案。所有保镖当场身亡,想逃跑也来不及呢。唯一存活的保镖是因为坐在最后一辆车里,才保住性命。”看来保尔的信息不准确。我差点儿带着对警卫的偏见离开这个国家。
话题又转移到使馆的安全。我问阿巴德,在使馆大院里散步到底安不安全。
“当然安全啦!周围确实住着居民,可是我们的警卫二十四小时在周边的道路上、居民楼里巡逻,监视盘查一切可疑人员。根本不用担心会有什么狙击手从附近哪座楼的窗户里向你射击。”
阿巴德是逊尼派阿拉伯人,说起什叶派,一脸不屑。“激进、极端、愚不可及!他们除了生孩子,别的什么都不会。”
当然,两个教派之间矛盾重重,但对犹太人却是同仇敌忾。把以色列撵出中东成了他们的共同追求的目标。
后记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我违背了孔夫子的教诲,居然义无反顾跑到战火茶毒、波谲云诡的黎巴嫩。虽然有惊无险,却着实没少让家人牵挂。无知者无畏,有畏也不见得有知。离开前,使馆交给我一封信。信中注明,在黎巴嫩期间,我会得到相当工资百分之三十的危险补贴金。一份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好事成双。我的机票原本是商务舱。在登机口,工作人员告诉我,航空公司主动将我的回程机票免费升为头等舱,让我舒舒服服在飞机上整理一遍以上的日记。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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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尼古拉斯的故事
·李惠怡·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吃完饭、收拾完厨房就在饭桌边坐下,翻看从信箱里拿来的各种信件和报纸。那是一个充满夏意的夜晚,桌边摆着一盆朋友送来的开着艳丽花朵的君子兰。晚风微微吹来,邻居的一棵“夜来香”飘来阵阵花香。
随手翻开我们城市的一份地区报纸。这份报纸一个星期出版一期。翻到第二版,一个男孩带着微笑的照片赫然吸引了我。男孩站在野外,背后一片起伏的大山,他细眯着眼睛,凝望远处,温和地笑着,像是一个小天使。
这个孩子是谁?我迫不及待地读了文章。
1994年的夏天,七岁的尼古拉斯(Nicholas Green)和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四岁的妹妹一起到意大利旅游。尼古拉斯是一个聪明、健康、活泼的男孩,我们简称他为“尼克”。尼克的一家为了这次四个星期的旅游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查阅地图、收集资料、阅读意大利历史及希腊神话。尼克的妈妈每天晚上在床边给小尼克和他的妹妹讲述古罗马的故事。
大家为这次旅游而兴奋。到达意大利后,全家人租了一辆车,准备一路沿途观赏风景。当车子在路上颠簸的时候,尼克和他的妹妹睡着了。
这时,一辆车从后边追上来,接连向尼克的车开枪。一颗子弹穿透后车玻璃窗,射向小尼克的脑部。警察后来捉到了凶手,在调查中发现,那辆车内的歹徒认错了车,他们以为尼克的车是他们准备抢劫的一辆装满金银首饰的车。
当尼可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医生发现那颗子弹嵌在尼克脑袋的深部,不可能用手术把它取出来。两天后,尼克被诊断为“脑死亡”。
尼克的爸爸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医院房间里的那一刻。当听到诊断后,我和尼克的妈妈在角落里无望地哭泣。我在想,难道我再也不能用手去抚摸那孩子的柔软头发了吗?我再也不能听到小尼克对我说‘爸爸晚安’了吗?我们麻木地站在那里,哭泣、诉说;诉说、哭泣……。
过了也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尼克的妈妈说:既然孩子走了,但我们可以捐赠他的器官给需要的人。我说,好。做出决定后,我们两人久久相拥而泣。”
尼克的身体器官捐赠给了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将近死亡的青少年,两个是接近全盲的成年人,一个是因为糖尿病而接近死亡的成年人。这七个接受尼克捐赠器官的人全部因此而获得新生命。
尼克的心脏移植给一位十五岁的男孩,安德鲁(Andrea Mongiardo)。安德鲁在十五年的生命里,有一半时间是在医院里渡过。
尼克的肝脏移植给一位十九岁的女青年,玛丽亚(Maria Pia Pedala)。玛丽亚当时正处在极度昏迷状态,她的家人已经放弃对她的一切医疗抢救。
尼克的肾脏移植给十四岁的女孩安娜(Anna Maria Di Ceglie)和十岁的男孩廷捺(Tino Motta)。这两个孩子每天都需要特别护理,身体状况已处在危险状态中。
尼克的胰腺移植给长期受到糖尿病折磨的成年人Silvia Ciampi。
尼克的角膜移植给两位成年人,多米尼卡(Domenica Galletta)和佛兰西思科(Francesco Mondello)。多米尼卡等待角膜移植等待了五年,这五年里,她没有一天能清楚地看到她孩子的面容。佛兰西思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橄榄球队员,但疾病使他接近全盲。
尼克的故事不但引起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的关心,而且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当时的意大利总理亲自接见尼克的父母,意大利总统坚持让尼克一家坐他的总统专机飞返美国;在一名意大利军官的护送下,尼克的尸体用一辆军用飞机运送回美国。
尼克的妈妈回忆道,“我们为尼克感到自豪,我们感到意大利人民对我们一家的感谢。”
尼克的爸爸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也不会回到尼克生前那种无所牵挂的日子,但我们从来没有一刻为捐赠尼克的器官这个决定后悔过。”
尼克的故事传开后,意大利的很多学校、街道和公园都以“尼克”(Nicholas)命名。器官捐赠人数马上在意大利增加了三倍。尼克的妈妈说:“一想到因为我的儿子而有几千名将要失去生命的人得到了捐赠器官而获得新生命,我就感到我那七岁的儿子是多么的了不起。尼克创造了神话。”
接受尼克肝脏移植的玛丽亚,不久后当了母亲,生了个健康儿子,她把儿子起名为“尼古拉斯”(Nicholas)。
为了纪念尼克,也为了让更多人获得人体捐赠器官,尼克的父母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普及人体器官捐赠教育活动上。他们在世界各地做巡回演讲,反复向社会公众说明捐赠人体器官的重要性。尼克的妹妹伊琳娜也参与了这个义工行列。
尼克一家最近从其他城市搬到我们的小城。
那天晚上放下报纸后,我不禁久久地望着那棵开着艳丽花朵的君子兰,觉得有生命的东西是那样的美丽,充满生机。
后记:
写完这篇文章后,我与尼克的父亲通过几次email。他电邮给我四张照片,并告诉我一些在最近两年发生的情况。
他说,尼克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十二年前,但故事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流传。仅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向他们提出要资料和照片的国家有匈牙利、德国、新加坡、委内瑞拉等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准备报道尼克的故事。
尼克的父亲每年都收到世界各地邀请他演讲的邀请书。The World Transplant Games Federation每两年举办一次“尼古拉斯杯”(The Nicholas Cup)滑雪比赛,参加者都是接受了人体器官捐献的儿童。
尼克的故事已改编为电视剧,有将近五千万人观看。“尼克基金会”(Nicholas Green Foundation)已将尼克的故事录制成录像带,在很多学校、医院和教堂里播放。
尼克的父亲认为,最令人欣慰的消息是,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意大利的器官捐献人数比例从过去是欧洲的倒数第二名,到现在已成为全欧洲前二名。
那七位接受尼克器官移植的大人和儿童目前全部健康生活。
以“尼古拉斯”命名的基金会名称是:“The Nicholas Green Foundation”
后排左起:
尼克的父亲 (Reg Green), 尼克的母亲(Maggie Green), 尼克的心脏接受人(Andrea Mongiardo), 尼克的角膜接受人(Francesco Mondello), 尼克的肾脏接受人(Tino Motta), 尼克的肾脏接受人(Anna Maria Di Ceglie),尼克的妹妹(Eleanor) 。
前排左起:
尼克的妹妹(Laura ), 尼克的肝脏接受人(Maria Pia Pedale),尼克的角膜接受人(Domenica Galletta),尼克的胰腺接受人(Silvia Ciampi),尼克的弟弟(Martin) 。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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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神州】
范进的爸妈
·Li Xu·
今夏回中国,正碰上高考分数发榜不久。姐姐一好友,阿欣的儿子华考了674的高分,阿欣无比激动,忍不住邀请几个亲密朋友小聚分享她的快乐。我有幸也被列入被邀请名单之中。
六月三十日,我们一行人驱车前往一座三层楼的餐馆,一进大门便被迎宾小姐带到二楼一包间。阿欣妹妹招待大家坐定,姐姐问:“阿欣在哪?”“接儿子去了,马上就到。”话音刚落,包间门被推开,一短发女子昂首挺胸,神采亦亦地走了进来,后面跟了一个瘦瘦高高略带羞涩表情的大男孩。就在这当口,座在我旁边的几个女子同时喊道“复旦妈妈终于来了!”短发女子微笑道:“不好意思,让你们等。刚刚接到上海交大的电话,让我儿子报他们,专业随挑。可华本来的梦想就是复旦,我们前天已经答应复旦招办的人,去他们学校数学系。可这两天好多学校给我打电话,如:香港大学,同济大学等等都开出很好的条件让华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选那一家了……”
望着滔滔不绝的阿欣,心里不免惊讶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阿欣真是活样板。记忆中的阿欣——脸一直是黄黄的,精神也很萎靡。每次聚会总迟到,话也很少,常报怨当医生辛苦。可今天的她真是判若两人。把想法告诉一旁的姐姐。她笑道:“你没看到前两天的她,还要神气呢!这几天没睡好觉,精神已经不如前两天。”就在大家谈吃得欢的时候,一中年男子推门进来,把手搭在华的肩上,低头对华说:“儿子多吃点!这两天你可让爹扬眉吐气啦!来,让我敬敬你!”说着便端起桌上的小酒杯向儿子挥了挥,一仰头喝完杯中酒。“你儿子考得这么好,这两天要你请客的人不少吧?”一女士调侃道。“多,天天收到电话和短信,我准备在餐馆门口贴一告示,“凡认识的人免费,不认识人半价。”中年男士笑道。
我连忙低声问姐姐:“他是小欣老公?他是这的经理?”姐姐答:“是,不过,他可不仅仅是这的经理,他还是这的老板。”真得很惊讶小欣的老公是开餐馆的姐姐那帮朋友隔三差五就爱聚一块搓一顿,朋友也是今天你请明天我请的,从未听说阿欣请过客,更不知她老公是开餐馆的。难怪那天姐姐的几个女友笑说:“这两天阿欣请客请疯了,过两天不会后悔吧!”阿欣节俭是出名的。正想着只听阿欣叹道:“我给成峰打电话问他儿子考得如何,他居然说他儿子这次没发挥好,没有考到我儿子的高分。好象要是他儿子发挥好了便会超过我儿子。可他儿子平时的成绩就不如我儿子,怎么好意思跟我儿子比?我现在也不便给别的人打电话,你们帮我去问问他们孩子的分数。”“妈,不要。”华闷声闷气的接口道。“为什么不要?考试前各个在我面前说他们儿女多么优秀,分数下来了,都没声了。你们知道吗?这两天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两天,这么多年的压力和忧虑全都消失了……”
看着动情的阿欣,心里不由升起一股酸楚。抬眼望望阿欣的儿子华,他那瘦削的脸上挂着一抹疲惫的微笑。我忍不住悄悄离席,轻轻推开餐馆大门,望着眼前被太阳照得如镜面般发亮的纵横交错的道路,心中默默地祝福着所有上榜和落榜的孩子们……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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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话题】
悲哀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哪个是你的真心话
·老 冷·
听说过孔庆东,如今名人太多。他在我的关注对象表上还没排上号儿。读其文其言,是从章诒和出“伶人往事”一书被禁事件开始的。看了章诒和的文章和声明,也看了孔庆东的文章和讲话。脑海里升起一幅图像——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孔家后生,在愤怒声讨批斗资产阶级余孽名媛章女士。
孔庆东那篇“毛巾”文章发表后,引来大众的议论和责骂,他马上来个脑筋急转弯,发表一条声明:“我虽不赞同你的文字,但捍卫你说话的权力”……云云。企图亡羊补牢。不描还好,越描越黑。他若是能挺住,或保持沉默,至少还算块垫茅坑儿的石头,他这么一见风使舵,倒像是块掉进茅坑的豆腐,味道就不说了,还软塌得提不起来了。真想提醒他一句,中国这号二胰子文人不少,不缺你这一个。
不是我不给孔教授改正错误的机会,而是很明显,那篇“毛巾”文章,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否则,只要他把伏尔泰的那句能使所有论战立于不败之地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言抄在“毛巾”文中的任何一处,就没有后来的热闹了。这种网虫都会用的论战伎俩,孔教授居然疏漏了,可见他当时写作“毛巾”时的抓狂和言尽由衷,竟忘了躺在席梦思上的章大姐是有权力抱怨床垫下有一粒豌豆的。
章文的主旨,是为了捍卫自己说话出书的权力。本无可厚非。而孔教授却愚蠢地在多个场合讥讽她的这个权力。还慷慨激昂地质问她为啥不替矿难民工来个“往事并不如烟”,竟也招来几声廉价的喝彩。这真是胡搅蛮缠到家了。依这个逻辑,我倒要问问你孔教授,为什么不批判你所崇拜的钱先生在日本人围城时写什么“围城”?为什么不批判你所研究的金大侠不写“酵熬浆糊”工艺手册,而要写“笑傲江湖”这种毫无实用价值的东西来误人子弟。退一万步说,你孔某可曾做过什么对得起矿难民工的实事吗?无言了吧!有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若真是孔圣人的几百杆子以后的传人,该不会忘了这条祖训!
阅孔教授的“毛巾”,深感其思维之简陋,水平之低下,有如文革时批判资产阶级的大字报。这种一面忆苦,一面声讨的东西。放到四十年前,也许能上某“井冈山”战斗队主编的“风雷激”小报。我想任何今天还活着的人阅后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你家穷得光屁股只有一条毛巾,有人过得比你滋润天天换毛巾,你就有理由不准他/她去抱怨政党的劣行了?这是什么逻辑?!你说人家应该是被整对象,为什么?就因为他家过得比你家好?让具有这种思维逻辑的人当北大教授,真是悲哀!
听说当年金庸被聘为北大教授时,曾引发不少议论,认为老金凭几篇武侠小说当教授,尚不够格,没想到N年后一个“研究”金庸的倒名正言顺地当上了。这是进步还是后退?
不论怎样,至少我们可以断定一条老金不如小孔之处,那就是,老金儿时家境尚可,不至于一年只用一条毛巾。
这是谁说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理名言啊。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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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孔庆东评《往事并不如烟》
有位女生问北大教授孔庆东,声称非常喜欢章诒和的书《往事并不如烟》,看了不下五遍,想听听孔的评价。孔庆东立刻就说了以下的话。
提问:
那本畅销书读过不下五遍,非常喜欢,但是对这本书的评价,你提到他的语言,你认为在那样的生活艰难里面,他崇尚非常高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吗?
回答:
你说“那样的生活艰难”,非常好,谁生活艰难?我要问这个问题。康同璧生活艰难吗?不艰难,艰难不艰难是要比的。当时不知道你们家过的什么样生活,我们家过的生活是吃馒头非常罕见的,吃窝头也不一定能很好的吃,因为没有菜。我们家还生活在城市里,还有很多人捱饿,我们国家欠了那么多外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家过的非常好,吃腐乳都要吃二十多种。他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那个阶级过的那么好,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策是极其宽大的,他们继续过着很奢侈的生活。共产党对他们这么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梦想变天,他们时刻梦想着骑在人民头上,后来拼命要翻案,说当年反右反错了。你当年是不是真实的反党?你如果当年确实反对共产党,把你打成右派一点不冤枉,是对的,你应该站起来说:我就是反对共产党,我是堂堂正正的英雄,为什么要求共产党平反?你不是反党,那你跟党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是你现在跟党的观点不一致,现在拼命说革命是错的,50年代,文革,错的,给你平反又说对的。你这人格有问题啊,这人格放在资产阶级里也是卑鄙的啊。我说此书写的好,说他感情真挚,真的留恋那样的生活。书里说你们家毛巾这么脏,毛巾要每天换一条,这才是人过的生活,那我们工人农民解放军过的都不是人的生活,我们一年能买几条毛巾,我们家毛巾买不起,我们家毛巾是工厂发的,是社会主义给的福利品,一年发两条毛巾,我爸发两条,我妈发两条。而他说毛巾要天天换,不然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床单是每天一换,洗的很白。书里边赞美很多东西,都是不自觉流露出来,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史良的婚姻是多么好的爱情,周总理关心她,给介绍的小白脸,原来是上海巡捕房的,岁数小很多,晚上到卧铺睡觉了,小丈夫拿着小箱子,两个钉子,一个小帘,在卧铺钉两个小钉,一挂,自己坐在火车旁边,望着外面茫茫的原野,说这是爱情,这是爱情吗?我读到这里万分恶心,这怎么叫爱情?这种生活当然是你的自由,有那个条件,没人管,但有什么可炫耀的?当时我们过这样的,你们过那样的,不错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天天说这个党不好。要斯大林那样的党,就枪毙,到斯大林那儿,全部要消灭。我们中国是有人道主义的国家,关键是思想的问题,解放以后什么都没有变,他们的孩子坐汽车,我们的孩子雨里泥里爬着去,他们还欺负我们。那些大右派,看见漂亮女孩子就跟着人家走,一旦出了事,一旦反右运动开始,他们这些人互相出卖,陷害,人格丧尽。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反右也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你就是右派嘛,要推翻执政党,对政权构成威胁,不应该批评你?批评你是轻的,已经宽大了,你说错误,关键站在什么立场,你说中国今天是好时代,坏时代?没法说,如果家里有亲属刚刚在矿井上砸死的,跟我的立场就不一样,刚刚吃完十万块钱大宴的人,立场也不一样,中南海的人立场也不一样,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人生活比较一致的时候,立场也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很艰难。怎么艰难,就认为不如他当皇帝好,不如他在紫禁城里,随便杀人那样好。作者是真诚的,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心情,但他那种叫艺术吗,我可能跟他的艺术观不一样,他们建立在别人血汗之上的那种东西叫艺术,还是凡高、齐白石那种叫艺术?他们那种东西是靠金钱堆起来的。
中国人有钱了,又兴起了收藏热,电视台的那些编导都开始收藏了,他们买齐白石的画,但他们看墙上的画时,会为艺术而心灵震动吗,他们看的是钱,是150万或300。他们这些人是对艺术的一种糟蹋。真正倒霉的右派是有的,是小右派,比如一个中学老师,一个普通的教员,在单位里说了一句错话,正好别人要陷害他,他和别人关系不好,给他打成右派,以后平反了,只是摘掉一个帽子而已,生活一辈子被耽误了,倒霉的永远是小人物,倒霉的是下层人。金庸小说里写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改革开放之后,都平反昭雪了,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我们的血泪谁去写?在矿井下砸死60多人,谁给每人写一部《往事并不冒烟》?他们一个人死了赔多少钱?生命都是有价钱的,上层人的生命价格和下层人的生命价格就是不一样,革命本来就要改变这个东西的。
当然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正因为革命不容易胜利,不是我们以前所想的正义总是压倒邪恶,正因为经常是邪恶压倒正义,这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写作和工作,其实都是人类的一种对宿命的反抗,由此我们获得一份生命的意义。
我们如果不怎么努力的话,正义不容易到来,我们必须肩住这个闸门,阳光才会射进来。
所以我也到处向人们推荐这书,只是我推荐的角度是不同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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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国】
打造文化,一个多么糊涂的说法
·冯骥才·
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这自然叫人奇怪了,已经有的文化还需要打造吗?前不久,听说西部某地居然要打造“大唐文化”。听了一惊,口气大得没边儿。人家“大唐文化”早在一千年前就辉煌于世界了,用得着你来打造?你打造得了吗?
毋庸讳言,这些口号多是一些政府部门喊出来的。这种打造是政府行为。其本意往往还是好的,为了弘扬和振兴当地的文化。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这种“打造”还是造不出文化来。打造这个词儿的本意是制造。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商品,通过努力是可以打造出来的。文化却不能,因为文化从来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温文尔雅的吴越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美国人阳刚十足的牛仔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巴黎和维也纳的城市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苗族女子灿烂的服饰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谁打造的?
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你可以奋战一年打造出一座五星级酒店,甚至打造出一个豪华的剧场,却无法制造一种文化。正像我们说,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使一个人有文化——哪怕是有点文化气质可就难了。换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可以打造,精神文化的东西——是不能用打造这个词儿的。难道可以用搞工业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建设?
坦率地说,打造文化叫得这么响,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发展旅游。因为,人们已经愈来愈清楚:文化才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一切文化都是个性化的。文化的独特性愈强,旅游价值就愈高。文化是老祖宗不经意之间留给后人的一个永远的“经增长点”。那么在各地大打旅游牌的市场竞争中,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响亮、抢眼、冒尖、夺人?一句话,看来就得靠“打造”了。
很清楚了,这里所谓的打造文化其本质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资源整合,一种商业包装,一种市场化改造。当今有句话不是说得更明白吗——要把某某文化打造成一种品牌。品牌是商业称谓。文化是没有品牌的。中国文化史从来没有把鲁迅或齐白石当做过“品牌”。鲁迅和齐白石也不是打造出来的。当下的打造文化者也并不想再打造出一个鲁迅或齐白石,却想把鲁迅和齐白石当做一种旅游品牌“做大做强”。所以伴随着这种商业化的“文化打造”,总是要大办一场大哄大嗡的文化节来进行市场推广。这种打造和真正的文化建设完全是两码事。
进而说,如果用市场的要求来打造历史文化,一定要对历史文化大动商业手术。凡是具有趣味性和刺激性、吸引与诱惑人的、可以大做文章的,便拉到前台,用不上的则搁置一旁。在市场霸权的时代,一切原有的文化都注定地要被市场重新选择。市场拒绝深层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陆离的一层。文化的浅薄化是市场化的必然。此外,市场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再造。涂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诨,必不可少。这也是各个旅游景点充斥着胡编乱造的“伪民间故事”的真正原故;与此同时,便是无数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消失不存。再有,就是假造的景点和重建的“古迹”。这儿添加一个花里胡哨的牌坊,那儿立起来一个钢筋水泥的“老庙”,再造出一条由于老街拆光了而拿来充当古董的仿古“明清街”。街两边的房子像穿上款式一样的戏装那样呆头呆脑地龙套似地站着——文化便被打造成了。
这里边有文化吗?真实的历史文化在哪儿呢?打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文化”?伪文化?非文化?谁来鉴别和认定?反正前来“一日游”的游客们只要看出点新鲜再吃点特色小吃就行,没人认真。也许那些对当地文化一无所知的洋人们会举着大拇指连声称好,凑巧被在场的记者拍张照片登在转天报纸的头版上,再写上一句“图片说明”:东方文化醉倒西方客。
打造文化,一个多么糊涂的说法和粗鄙的做法!
□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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