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
·王 力·
〔转抄者按:2006年行将结束,有幸读到文革当事人之一的王力——其儿子王鲁军在3年前的一个“再版说明”,还有王力本人在1988年写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信和申诉书(王曰“正式申诉”)。据说,王鲁军试图将《王力反思录》在北星出版社再版,还添加一些前版未收入的内容;不料,小王还在酝酿之中,竟于2004年突然发现重症,是年五一节去世。老王反思再版之事也未听下文了。
原以为会比较敏感的2006年终于过去,似乎少量关于文革的讨论和争论、文章、专著还不至于造成什么影响安定团结的“杂音”。曾经出版“文革派”要将王力反思文献的北星出版社,在今年又出版“林彪反革命集团”金刚吴法宪的回忆录《艰难岁月》。吴将军大概在回忆之末,眼见人之将逝,其言也直,不顾“抗拒从严”,“悍然”反驳当年“两案”法庭对他的指控与判决!以一个曾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批评了同一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与周恩来。而以前读了王力反思文章,以为王惶惶然待罪之身,除一些地方有文过饰非外,还不敢反驳审查他的中纪委以及“两案”专案人员。现在读了他的申诉(一些要点已经在《反思录》里写过,但不及其“正式申诉”来得系统条理),觉得他早就把历来指责他的主要罪行与错误,推的一干二净,以至讥讽中纪委办案人员对文革背景不知,连要事的时间、文章名称和关键背景也出错,还“悍然”反过来提出是别人诬陷了他,甚至把问题“推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文革“受害者”的刘、邓的身上。难怪,有人读了王力反思,称其为翻供或翻案,某重头元老恶其接见记者、放言表白,警告“反革命”的帽子可以不戴也可戴上嘛!
难怪,紫禁城外有人读了老吴头出版的回忆录,也发出“这不是翻案吗”的厉声苛斥!
不过,认真来看,王力和吴法宪的委屈和声辩也不无道理,这个文革,是我们的党整体的行为,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行为,也是我们民族的整体行为,把种种的不是,简单地归结于“小爬虫”和老“金刚”,就可以深刻吸取教训与经验,就算“彻底否定”吗?话说到底,你“彻底”批判打倒了始作俑者的毛泽东,就“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么?
王力的申诉无人问津,而且时过18年,即便是王力自言“维护党员的基本权利”的第103次申诉,也过去了十来年,大概过了“追诉期”。他生前的申诉存放在中纪委(邓小平也批示政治局全体参阅),想必现今公开出来,最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不会导致破坏当今稳定和安定团结、干扰主旋律了。〕
1987年9月我在贲门癌切除手术前送呈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遗嘱中说:“如果我不能战胜死神,我就不请求党中央重新讨论我的组织问题了”。同时也说明:“两案办公室没有同本人核对情况就提交书记处讨论,是违反党章的”。“我当即向常委提出申诉,至今并未受到批驳,因而还是悬案”。
现在,我手术后已经过了半年,暂时活下来了,但说不定还要复发。我想趁我身体状况暂时稳定的时候,争取合理解决我的问题,使我有可能利用余生,作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
中纪委原来通知王力:第一是同本人核对事实;第二是听取本人对判断(结论)的意见;第三是听取本人对处理的意见。但是后来办案人员并没能执行。虽经本人再三请求,始终没有同本人核对情况。既然情况都没有核实,那么所作的判断和处理显然是没有可靠基础的。两案办公室1984年2月匆忙地作出开除王力党籍的决定,上报书记处,这种作法是违背党章的。这必然会使书记处以至中纪委和两案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产生错觉,因而无法公正地处理王力问题。
现在,我正式向党中央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下面我就根据两案办公室1983年8月20日《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参见1984年中纪发字(84)3号的附件)逐条加以陈述:
“两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王力的主要问题有六条:
第一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在这一条中,包含六点内容:
第一点:说王力“迎合康生(开脱自己、诬陷彭真同志)的需要,在《五·一六通知》附件《大事记》上栽赃”。这一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
第一,《五·一六通知》的正文中已经明明白白地讲了:“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比作为附件的《大事记》的提法要严重得多。可见,责任在正件,不在附件。
第二,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签发的。附件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和签发的。当时康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资格签发中央的文件。既然不追究正件的责任,也不应该追究附件的责任。
第三,王力只不过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更不应追究王力的个人责任。
第二点:说“同年(1966年)3月,王力根据康生的授意,起草《红旗》社论《彻底批判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罗织‘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是一批大恶霸、阎罗王……’等等。”这一点也不能成立。因为:
第一,《红旗》社论发表于7月1日,而不是3月。3月份彭真同志还在主持书记处工作。
第二,社论题目是《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审查报告》把原题中的“一些负责人”去掉了,又增添了“反革命”三个字,意思就改变了,这种作法是很不正当的。
第三,起草这篇社论的背景是;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批评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少奇、小平同志没有系统地批评彭真同志的错误。少奇同志于6月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写文章。会上把所谓彭真的错误也议了一下,派康生飞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所谓错误归纳成为十条。在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一些话。康生回京后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做了汇报,会上决定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话写一篇《红旗》社论。因此,这并不是“根据康生的授意”,而是根据中央的决定。
第四,这十条的调子,并没有超过毛主席定的而且已被中央接受了的调子。这篇社论上所说的大都是转述毛主席的原话。因此,根本不应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何况,王力只是参加写作而已,因此,更不能认定为王力个人的错误。
第三点:说王力伙同关锋,“写了《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全国迅即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批斗老干部的高潮。”这一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
第一,这篇社论的底稿虽然是王力的手迹,但社论的指导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并不是王力提出的。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和十位常委都就此问题作了发言。这有档案可查。过去中纪委有的审查人员查了档案后也说:“这个关系全局的口号,不可能是由王力提出的。毛主席和十位常委也不可能是响应王力的号召”。
第二,这个口号,不是根据北京大专院校座谈会的发言提出的。它的背景主要是,1966年9月,毛主席召集一部分人开会提出:“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是从8月3日到9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有档案可查)。当时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彻底批判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路线”。并且认为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专院校的座谈会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召开的。
第三,毛主席决定,要在林彪的国庆讲话和《红旗》社论中提出这个问题。《讲话》由陈伯达、王任重、张春桥起草。社论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在《讲话》中原来定稿时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在上天安门讲话之前,陶铸、王任重、王力向毛主席提出,“反革命”,太重了。于是加上一个“对”字,成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10月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张春桥向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不通。毛主席说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句话被当时的报刊作为毛主席语录引用,并已经编人毛主席语录本了,怎么会是王力提的呢?
第四,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十三期社论草稿,原来用的是“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0月1日晚上毛主席做了明确的决定之后,王力才根据毛主席指示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这篇社论推迟到10月3日晚上才广播的。
第五,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周总理当然也懂得,社论中“反对折衷主义”,也是毛主席对他的批评。社论的草稿中有“和稀泥”,后来删掉了。毛主席当时甚至还欣赏流传的“泥水匠”的说法。这也是当时的“最高指示”。
第四点:《审查报告》说“1967年上海‘夺权’后,王力接连煽动全面夺权。”《报告》还说“1月19日王力在《人民日报》社讲话说:“1949年以来,‘有些人变成资产阶级’,‘这次要彻底打碎旧的机器’,‘在一切部门、一切领域,凡是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权,都要统统把它夺过来’。”
这里要说明,王力的这段话,只不过是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复述而已:
第一,早在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就说: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他已经考虑用公社形式代替所谓旧的国家机器了。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之后,毛主席又说:“烂掉了的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已经开始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这是有文字可查的。
第二,周恩来同志1967年1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传达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这也是有档案可查的。
仅拿这两段话同王力的话作对比,可以证明王力的话只有不足,并无过火。
第五点:《审查报告》还说,“1月22日,王力、陈伯达共同炮制《人民日报》社论,鼓吹‘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要‘内外联合,两面夹攻,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秩序’。”上面的那段话澄清了,这段话的性质也就容易弄清楚了。
第一,“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句话是林彪的名言。林彪当时是“副统帅”。
第二,社论中这句话不是独立的一句口号,而是有上下文的。原文是“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可见社论的意思不是指的个人权力,而是指的人民群众掌握政权。这本来是毛泽东思想的一贯观点。只是应用到“文革”的夺权中,就成为荒谬的观点了。但是,这不是王力首创的,更不能断章取义,作为王力的罪状。
第三,这篇社论不是王力起草的,是报社编辑部根据几天前陈伯达在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的,王力阅后,又送陈伯达定稿的。因此,更不应追究王力的个人责任。
至于说1967年7月王力在云南接见昆明支左军队代表时所讲的一些话,因为引文出处不明,且同所谓“煽动全面夺权”的大帽子无关,就不在这里核对了。我以为,那次王力在昆明的工作,在当时条件下,促进大小军区团结,促进赵健民同周兴团结,促进两派联合,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这可以向至今尚健在的赵健民、陈康、张力雄诸同志调查。
第六点: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扬不要怕武斗,不要怕乱”。下面引用了许多王力在记者站讲的话,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这些引文,从未同本人核对,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
第二,记者站,即文革小组的快报组,其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抽调的团以上的政工干部,任务是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反映“文革”中的动态。因此,毛主席和常委会有什么新指示和新意图,王力都要向他们传达、吹风。这是中央给王力的任务。对他们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不准把中央机密外传,更不准参加和干预下面的运动。发现有违纪者,立即调离。因此,说王力的“这些谬论,通过记者站在各地广为散布,煽动了武斗,制造了混乱”是不可能的。当时只有个别人违反纪律,已及时作了处理。因为记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机密部门,所以王力在记者站内部传达的话,都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
第三,《审查报告》把“不要怕乱”同“不要怕武斗”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报告》列举的王力的话,并没有一句说“不要怕武斗”。
第四,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基层党组织领导的问题,当时领导核心中有两种意见。毛主席坚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组织来领导。并且发出了中央文件,即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王力向记者站这样核心机密部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正常的。
第五,至于“不要怕乱”问题,那是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5月25日毛主席又说;“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毛主席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我列举的这些,都是现在还有文字可查的。王力所传达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并无过头之处。
第六,王力不但每次讲话都要提出,而且在参加起草的文章和文件中,如1967年5月14日用北京市名义发出的《重要通知》和6月6日的中央《通令》,都提出要严禁武斗,纠正打、砸、抢、抄、抓,要依法制裁和惩办凶手,这也都是根据毛主席指示起草的,经过毛主席签发的。武汉七.二O事件后,1967年8月4日发出指示,说当前“文革”的中心任务,一是要武装左派,二是群众专政。这以后才发生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这时,上面说的《重要通知》和《通令》都不适用了。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后果很严重,但是,王力已经于1967年8月底被关起来了。
第七,在不怕乱的问题上,王力也不断提请毛主席考虑加强对纪律性和团结的宣传。1967年5月2日毛主席和王力有几句对话,有文字可查;王力说:对于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讲自觉纪律。主席;同意。团结和服从都是有条件的。王力说:拥军爱民不是一般的军民关系,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不能把军队搞得灰溜溜的,这是我们的王牌。要反复地讲,要正确对待保守组织。这个问题过去讲得不少,现在还要讲,要做工作,要团结,不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主席:同意。(军队中)年纪大的、年纪中的、年纪小的,也要三结合。1967年6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的上海《文汇报》社论的编者按,是王力写的,直送毛主席当面同意发的,有档案可查。编者按提出;“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课题。”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热衷于极左的词句和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极端的狂热性和自发的盲目性。”“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上面最后引用的毛主席的这句语录,就是这次同王力对话时讲的。反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口号,也是王力向毛主席提出建议后见报的。正因为王力一贯坚持这些意见,才同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
综上所述,《审查报告》提出的王力的第一条罪名下列举的六点根据,一个也不能成立。因此,说王力“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因而第一条罪状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积极参与制造‘二月逆流’事件,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效劳。”这个问题,因为审查者不知道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因后果,加在王力头上的罪名都是以流言为依据的。王力早巳向中央领导同志写过专题报告,所以不必逐条核对和澄清了,但必须说明几点:
第一,1977年揭批查运动时,专案组要王力揭露“四人帮”,我就提出要揭露江青、张春桥,必须揭露他们在怀仁堂事件中所起的坏作用。专案组的人说,“不能揭露,这叫二月逆流,是写进‘九大’文件的。”经过我再三要求,才允许我揭露。后来中纪委审查王力时,肯定了王力所揭露的事实,并说已根据王力提供的线索查到了所有文件。这样,人们才知道江青、张春桥和林彪等所起的坏作用。我在怀仁堂事件中一直态度鲜明,不同意江青等人的做法,后来又不顾专案组的阻挠,坚持揭露。可是《审查报告》却毫无根据地把我说成“积极参与制造”,的“一伙”了。
第二,我是基本上同意陈毅等同志在怀仁堂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见的。王力从来没有说这些老同志的意见是“反动言论”。证据是早在2月10日,毛主席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以后,我就起草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红旗》社论,主要就是批评极左错误的。陈毅同志看到这篇文章的讨论稿时,长时间地同我握着手说:“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就没有意见了。”
第三,张春桥、姚文元先见江青,后见主席,主要是辞行。因为把他二人调回北京开会,是主席委托王力办的。辞行时王力当然要一起去。《审查报告》把王力同张春桥、姚文元平列起来,不合历史事实。三个人态度不同,张最坏,姚附和,王同张唱反调。主要表现在对待周总理的问题上,张要把批斗老干部的责任推到周总理头上,王力为总理辨护。张春桥向毛主席告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未送他审查不满,毛主席说了气话:“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呀!”又是王力向毛主席建议:“请主席考虑,重要社论还是送总理和政治局同志审阅,有好处。”毛主席还是接受了王力的建议,把正确对待干部的那篇社论送请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也有主席给王力、关锋二人的信件为证。
第四,整理怀仁堂会议记录问题,毛主席决定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周总理因为参加批评会的有些人不知道怀仁堂会议情况,才要王力整理一个怀仁堂会议记录。这个《记录》在批评会第一次会议上,先通读了一遍,总理问大家有没有不符合各人原话的地方,只有陈毅同志说有两句话他没有讲,即“斯大林弄出了个赫鲁晓夫,后来怎么样了?中国在延安弄出了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总理说:“你是这么讲了,就不要改了”。这个《记录》,有总理亲笔修改的档案可查。
第五,《审查报告》说:“2月18日,王力又在江青授意下,就这件事向林告了状。”这又把事件的性质弄错了。事实是,毛主席要王力向林彪和周总理传达毛主席听了怀仁堂事件汇报后的四项指示。哪知,张春桥于17日抢先同周总理谈了话。18日王力同林彪谈话,是奉毛主席的命令,如实介绍怀仁堂会议情况和传达毛主席的四项指示,是完全正常的。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和林彪采取了一些诡秘行动,设法支开王力,他二人进行密谈,这正说明他们对王力是不信任的、有戒心的,怎么能说成是王力“在江青授意下向林彪告状”呢?
第六,关于谭震林表示“不自杀”的问题。王力在记者站所说的大都是毛主席的原话。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话还更加刻薄。他说:“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他,人家自己要死嘛,你去救他干什么?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他们这么几个人。”同样的话,不止说过一次。
第七,“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是毛主席在一个批语里写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是陈伯达提出,毛主席一度同意的。后来毛主席两次提出;“究竟有没有”这个逆流?第一次意思还是肯定的,第二次(到了1967年4月中旬)就是否定的了。但第二次毛主席一提出,张春桥就打断毛主席的话,说“当然有”。陈伯达坚持要写一篇《红旗》社论《坚决反击反革命复辟逆流》,王力反对。王力理解毛主席的意思是没有这个逆流。这篇社论送毛主席后,毛主席单独找了王力,说王力的理解是对的,他的意思就是并不存在“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同时要王力传达:今后的《红旗》社论,要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文革小组会议通过。总理不能决定的,再送给他审阅。同时也决定,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同志重新列席他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
由此可见,王力在所谓“二月逆流》全过程中,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老前辈的事,相反地,做了一些好事。没有王力的揭露,党中央和中纪委都不知道这个事件的真实经过和前因后果。《审查报告》所说第二条罪状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条:《审查报告》说王力“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翻案、夺权,搞乱了四川”,这是早在1980年被政法部门预审人员否定了的,今天又翻出来作为王力的罪状,更是不应该的。
第一,当时预审人员已对王力宣布,经查对档案,为刘、张二人翻案问题涉及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不应追究王力的责任。我很清楚,主要是涉及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王力接见“二挺”是江青根据毛主席指示布置的。接见后,王力向江青写的报告,使用的语言只能按照当时通用的口径,但内容是缓和的。最后也不过是建议党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罢了。第二天给江青的报告,也是回答她提出的“主席要查,开除刘结挺党籍,最后是不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批的”。王力查了档案,如实报告“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审查报告》把正常的工作关系,描绘成私人关系,并把王力向党中央的建议说成是“向江青献策”。王力的两次报告,江青都转给周恩来同志了。周恩来同志批示:“同意王力同志的意见。”这怎么能由王力个人负责呢?
第二,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就已弄清楚了:⒈王力无权为“二挺” 翻案。⒉王力是早在1967年8月就被江青等人打倒了。王力打倒之后,四川省才成立革委会。刘结挺才担任副主任。⒊王力打倒了将近两年之后,才开“九大”。刘结挺还当选为中央委员。张西挺还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如果是王力个人为他们翻的案,他们怎么没有跟王力一起被打倒,反而高升了呢?
第三,《审查报告》说:“在王力等人的策划和支持下,刘、张上台以后干了大量坏事,给四川省和宜宾地区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尸在四川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刘张上台之前,王力就被打倒了,他们在四川干了什么事,同王力何干呢?王力关在秦城,怎么能去策划和支持他们呢?
第四条:《审查报告》说王力“陷害王稼祥、伍修权等同志,支持中联部‘造反派夺权”。
这一条分三点来核实:
第一点:关于王稼祥同志的问题。王力1966年6月9日贴王稼祥同志的大字报是错误的。王力已经作过一百多次检讨,今后还要永远检讨,但绝不是“诬陷”。
第一,《审查报告》迟至1984年还以为“三和一少路线是错误的,于是硬说是王力“诬陷”了王稼祥。现在实践早已证明这个所谓“三和一少”路线是正确的,是王稼祥同志提出和推行的。所以根本谈不到“诬陷”。
第二,1962年我代表团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方针,是王稼祥同志提出的。并且经过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讨论通过的。王力和阎明复从莫斯科回国后,小平、彭真、稼祥三同志立即听取了汇报,他们一致认为,预定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审查报告》却仍然认为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方针是错误的,因此又说这不是王稼祥同志决定的,而是王力“诬陷”的。这又违背了事实,弄错了是非。
第三,王力的大字报执行康生的集中批判王稼祥的指示,是错误的。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力个人是难以顶得住的。加上康生还说这是为了下保刘(宁一)、伍(修权)、赵(毅敏),使中联部工作能按步就班地进行,同时也避免往上涉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所以王力才听了他的话。王力在大字报中提出了,刘宁一、伍修权、赵毅敏、廖承志同志是反对“三和一少”的。这句话,后来编大字报选辑时把它删去了,王力并不知道。
第四,王稼祥同志酝酿“三和一少”的全过程,王力知道得很清楚。稼祥同志曾同少奇同志做过长时间的交谈,小平同志对稼祥同志的观点和做法也完全支持。这些内情,王力不但在大字报上没有提,而且在任何场合也从来没有“揭露”,过。
第五,王力不但知道毛主席为什么不满意王稼祥同志,为什么一定要批判他一下,而且知道毛主席最后还是一定要保稼祥同志过关的。王力知道这个底,才写了大字报。这铸成了大错,但无陷害之意。
第二点:对待伍修权同志,王力也是有错误的。王力已向修权同志道歉,并得到了他的谅解。但是,王力的错误,决不是《审查报告》提出的那种“诬陷”的性质。
第一,《审查报告》说:“1967年4月6日,伍修权同志贴出大字报,为被王力打击的干部说了几句公道话。4月8日,王力根据康生的旨意,起草中央文革办事组给中联部“造反派”,的所谓“四·八指示”,诬陷伍修权同志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要他们“同伍修权划清界限。”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伍修权同志4月6日的大字报王力根本不知道。4月8日的事件,也不是因为这张大字报引起的。“四·八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中联部有一派群众组织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办事组,说另一派群众正在揪斗申健,并进行武斗。还说这是伍修权在背后支持的。当时文革小组正在开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电话记录送来后,康生说,他过去一直支持刘、伍、赵,现在出现伍支持群众揪斗申健,他很为难。因为前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不许揪斗申健。叶群在会上讲了伍修权很多坏话,而且是作为林彪的看法讲的。她说伍修权一直是彭真的人,还说这一次千万不能让伍修权蒙混过关。叶群讲了之后,康生才紧张起来,说:“那文革小组就要干预了!”康生在会上讲了几条,王力只是做了记录和文字整理。总理要康生在会上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王力提出,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太严重了,用办事组的名义就可以了,大家同意。这就是那个“四·八指示”。办事组把这个文件拿到中联部去宣读了。过去康生没有出问题时,专案组要王力承认“康生只是同意王力的意见。”后来康生出问题了,专案组才把原件给我看,说康生不是同意王力的意见,而是同意办事组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康生同意康生的意见。王力不是办事组组长,同办事组没有领导关系。此事不能由王力负责。
第二,《审查报告》说:“4月29日,王力又把叶群对伍修权同志的诬陷,传达给‘革命造反总部,给伍修权同志加上‘彭真黑帮分子’、‘反林总’、‘苏修特嫌’的罪名,进行迫害批斗。这又不符合事实,改变了事情本来的性质。不是4月29日,而是4月8日当天晚上,康生就召集中联部的人开会布置,连夜刷大标语,说伍修权是“彭真黑帮分尸。王力没有参加这个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到4月29日,王力向外宾作报告前,中联部两派群众组织都问:为什么伍修权一夜之间就变成彭真黑帮分子?王力打电话给叶群,让她问问林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叶群回电话说林总的意见如何如何。王力向两派的人传达时,只是转述林彪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意见。这有记录可查。可见,不是王力给伍修权同志加上“彭真黑帮分子”的帽子。当时没有人说伍修权是“苏修特嫌’。林彪的原话是说:“还不知道伍修权吃的是哪一国的面包”。王力也是这样传达的。因为王力在七·二O事件中腿被打断了,8月初(不是7月下旬),中联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到钓鱼台去探视。他们说到伍修权“假自杀”时,王力说:“不能说假自杀,要重视,防止再发生自杀。死了人,不好。”当时毛主席有个指示,说当前两个中心任务之一,是群众专政。在林彪主持的常委会上有人说《红旗》杂志社群众专政搞得好,各单位可以去看一看。所以王力也要他们到《红旗》杂志社去看一看。因为我这一句话,这个群众专政就专到伍修权同志头上了。我说的错话,自己要承担责任。但绝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常委的决定说的。至于伍修权同志“一年后又被押送卫戍区监管”,那时王力早巳被关在秦城监狱了。责任更不能加在王力头上。
第三点:关于“实际上篡夺中联部领导权”问题。王力早在1960年起就主要是为书记处和常委起草文件和文章,对中联部部内的工作管得很少。在文化大革命中,中联部的业务和运动都是康生管,王力不管。1967年1月8日毛主席要王力担任中央宣传组组长,接替陶铸同志的工作以后,王力更不可能管中联部的事。因此,《审查报告》把中联部群众组织被取缔,说成是王力干的,这是不可能的。“三人秘书班子”成立的经过王力不知道。“部领导班子”名单,是刘宁一同志提出的,他征求过王力意见。王力只是说自己不能参加,请宁一报请康生决定。《审查报告》把这一切都说成是王力“操纵”的,并且说“实际上篡夺了中联部的领导权”,这不合事实,也不合逻辑,因为在“文革”中,中联部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康生手里,在王力打倒之前,刘宁一同志是中联部的主要领导人。所以不存在篡夺问题。
总之,《审查报告》加在王力头上的第四条罪状下面所包含的三点都站不住脚。因此,这第四条也是不能成立的。
第五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的第五条罪状是“诋毁外交政策,煽动夺外交部大权。”这一条下分四点内容;
第一点:关于“三降一灭”。《审查报告》说王力“在1967年3月3日,接见‘造反派’代表时,却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三降一灭’,它是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各国反动派,要扑灭各国革命人民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把事实和是非弄颠倒了。
最初(在毛主席主持的常委会上)提出反“三降一灭”的是康生,时间是5月下旬。他说“三和一少”的帽子已经不够了,要改为“三降一灭”了。毛主席很欣赏这个提法。在6月初的另一次常委会上,毛主席提出并且决定公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的“三降一灭”路线。紧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众组织的大会上(这个会不是3月3日,而是6月初),本来是由康生宣布这一决定的,因为他临时有外事活动,才叫王力宣布的。因此,这不能归罪于王力。两年以后,“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也写着:“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即“三降一灭”路线)。这有力地说明:反“三降一灭”过去不是王力的“功劳”,今天也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更值得思考的是,1967年8月康生,江青打倒王力时,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黑干将。”这倒是比较接近事实。王力对王稼祥同志所谓“三和一少”路线一直是赞同的,也是积极执行的。康生、江青的话从反面证明了,《审查报告》说王力是反王稼祥、反“三降一灭”的黑干将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点:关于所谓“八.七讲话’,要澄清以下事实:
第一,1967年8月7日,王力接见姚登山和外交部群众组织代表时,王力并没有发表讲话,只是在他们汇报时插了一些话。他们把王力的一些插话穿在一起,就成为“八·七讲话”。记录未经本人核对。
第二,这个记录遗漏了许多重要内容。比如:王力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反对总理,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外交部群众组织的代表说:“我们喊打倒陈毅,并不是真打倒,只是给点压力。什么时候,只要毛主席和中央要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王力说:“不是真打倒,这个态度好。这我就放心了。你们要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姚登山、王宗琪这些当事人还在,同时在座的还有贾一学、朱庭光、李鑫,都可以去调查。
第三,总理要他的秘书钱家栋问王力有没有这个讲话?王力把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并说明他们有些话没有整理进去。总理说:“这我就放心了。”这个经过可以向钱家栋和张根成调查。
第三点:关于所谓“打倒陈毅”,这里要说明几点:
第一,要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是毛主席定的,整陈老总,是江青组织的。开始时王力不在北京。在王力所谓“八·七讲话”,之后,毛主席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还谈到要红卫兵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有1967年8月份中联部的绝密文件可查。王力并没有超过毛主席定的调子。
第二,毛主席1967年7月份指示:“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嘛!没有什么了不起”。7月16日在武汉,毛主席对王力说,开“九大”时,邓小平至少还是常委,刘少奇也要保留在中央委员会。我的理解是:刘、邓、陈都打不倒,群众喊喊可以吧。我有了这个底,所以才能那么说话。
第四点:关于所谓“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要说明几点:1967年2-3月间,中央文革曾经要王力照顾一下外交部的运动,王力坚决拒绝。王力一直没有接触过外交部的任何群众组织。8月7日晚上,是因为别人都出席文艺晚会去了,只有王力一个人因伤留在钓鱼台,所以才叫王力接见姚登山等。接见名单也是别人定的。8月7日以前和8月7日以后,王力都宣布自己不管外交部的事,有问题要请示总理。总之,说“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第六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的第六条罪状是;“狂妄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造成军事领导机关瘫痪。”这一条内包含两点内容:
第一点:说“1967年1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年1月12、14日,他又伙同关锋炮制了《解放军报》两篇社论……”这一点要说明的是:
第一,这个《要点》铅字排印的署名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字的只有胡痴。当时王力没有参与这件事。因为1月8日毛主席刚任命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主管全党宣传工作。王力知道历任中央宣传部长都不管《解放军报》。当时管《解放军报》的是关锋。关锋讲过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起草了一个宣传要点,但并未给王力看过,更没有说要王力署名。
第二,至于1月12日和14日发表的两篇《解放军报》社论,更是同王力毫无关系。王力主管的宣传单位很多,任务很繁重,特别是那几天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正出了事,根本不可能去管《解放军报》社论。
第三,这个“宣传要点”。并没有超过《五·一六通知》。《通知》里明白地提出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写的,比“宣传要点”和《解放军报》社论的提法更厉害。因此,根本不应追究这个“宣传要点”的责任。何况,“宣传要点”和《解放军报》社论,都同王力毫无关系。这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
第二点:武汉七·二○事件问题。这里要说明的是:
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讲的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做“团结对象”。周总理传达的中央方针更厉害,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没有说。
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总理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和爆发七·二○事件的原因。说王力“竟悍然宣布这(七·二○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力没有宣布,也无权宣布。《审查报告》把已经否定了的罪状又翻出来加在王力头上,是不应该的。
第三,七·二○事件以后,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江青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王力反对机场欢迎仪式,认为不正常,不应开这个先例。王力反对在天安门开百万人欢迎大会,反对在全国游行示威,认为这太反常,会引起连锁反应,冲击部队。王力反对斗争陈再道、钟汉华,王力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在斗争会上王力一言未发。王力反对拍《北京支持你们》的电影,并拒绝审查。等等。很快就证明王力的反对都是对的,果然在全国掀起了冲击部队的风潮。这不能由王力负责,而只能由当时反对王力意见的江青等人负责。
第四,七·二○领事件后的武装左派问题,那是毛主席8月4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常委会上讨论贯彻执行,决定武汉地区武装左派的试验由王力负责。因为江青主管这件事,王力向她作报告,是正常的。这不能构成罪状。
第五,8月8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代表”,接见者是周总理、康生、谢富治和王力当时就宣布,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自己作的记录都无效,以文革办事组统一整理的纪要为准。这个纪要,根本没有分是哪一个人讲的话。所以《审查报告》举的都是流言而已。“军内一小撮”,这个词,王力不但没有使用过,而且一直到自己被打倒时还不知道有这种提法。
第六,《审查报告》罗列的,以及在社会上还流传的,所谓王力“毁我长城” 的罪状,绝大部分都是江青等人捏造的,王力一贯反对江青等人对军队的作法。周总理在批评陈再道的会议上,称赞王力是“处处捍卫部队”。江青等自己搞乱了军队,翻过来拿王力作替罪羊,说王力“毁我长城”。现在到了该澄清的时候了。
关于总的结论:综上所述,上面六条中的每一点所列举的事实都是不确实的,加在王力头上的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
最后,《审查报告》的结论说,“以上大量事实证明,王力在任中中文革小组成员期间,积极投靠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团,参与制造反革命舆论、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篡党夺权、乱党乱军的阴谋活动。”这个结论更加不能成立,是把王力的错误的性质从根本上弄错了。
第一,王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政治错误,教训是沉痛的,应引为终生鉴戒。但文化大革命是我党的一个历史悲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作的事,虽然是错误的,但不应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王力所作所为,并没有违背党的纪律,更没有违犯法律。
第二,王力早在1967年就被打倒了。那时根本就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在王力打倒两年以后,“九大”还一致通过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既然在王力被打倒前根本不存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王力又如何去“积极投靠”呢?
第三,在林彪叛逃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才逐渐形成,毛主席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时,王力已经被关起来七年多了。王力又如何去“积极投靠”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呢?
第四,康生到1975年下半年去世时,一直到十一大,还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他的问题爆发了,成为主犯,但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有什么“康生集团”。王力又如何去“积极投靠”它呢?
第五,当时发动打倒王力的,主要是江青。当时的三个常委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在正式会议上宣布:“王力问题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康生是江青的主要帮凶。王力是受江青、康生迫害的受害者。
第六,江青、康生等斗争王力时宣布的罪状,说“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是“刘、邓安在中央文革的钉子。”难道今天这还成为罪状吗?他们把王力关起来的理由,是因为康生和江青诬陷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这纯属诬陷。现在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王力的许多罪状,大部分还是江青等人二十多年前制造出来的。《审查报告》也相信这些流言,把它罗列起来作为给王力定罪的根据。我以为这是不应当的。
第七,江青、康生等人对王力的迫害时间最长,达九年之久,迫害和摧残的手段是最残酷的、骇人听闻的。现在《审查报告》不但不给王力平反伸冤,反而说王力“积极投靠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团,”这既违背历史又违背逻辑,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既然《审查报告》所列举的六条罪状都不能成立,那么对王力所作的开除党籍的决定就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
王力没有参加中央专案组——这里还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王力没有参加专门迫害老干部的“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是江青直接掌握的。她宣布:中央文革成员除王力一人外,都参加这个专案组。王力没有参加这个专案组,所以一些迫害老干部的事,王力都没有参与。
关于《免予起诉书》:还必须说明的是,两案办公室1982年1月15日以总检察长名义对王力发出的《免予起诉书》也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弄错了问题的性质。在这个《免予起诉书》 中列举了五条罪状。其中第二条至第五条,前面已经澄清了。只有第一条,在上述的《审查报告》 中没有列入。这一条说:“1966年6月16日,在陈伯达授意下,王力主持起草并发表了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文章,提出“夺权斗争绝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而必须采取革命的办法……”起诉书据此就给王力加上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帽子,这是更加站不住脚的。
第一,这是《人民日报》配合江苏省委改组南京大学党委而发表的一篇社论。必须说明,当时的“夺权”,并不是1967年1月上海发生的那种自下而上的夺权,而是党中央1964年10月24日在“四清”中发出的夺权斗争的指示所说的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改组下级党组织。
第二,这件事发生于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主持常委和书记处工作的时期。这种工作组的作法,曾经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刘邓路线”。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这条路线说成是“反革命”。为什么在这个《免予起诉书》中,竟然把“刘邓路线”下发生的事说成是“反革命”了呢?这实在是很不对的。
第三,写社论配合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打倒匡亚明,当时是刘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做出的决定,并不是出于“陈伯达的授意”。
第四,这篇社论是在陈伯达主持下,由当时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等三人起草的,并不是王力主持的,也不是王力起草的,更不是王力“发表”的。只是因为社论写好之后,陈伯达要去上海开会,临时要王力看看,修改一下,最后还是陈伯达定稿的。这怎么能成为王力的罪状了呢?
因此,《免予起诉书》最后说:“综合上述事实,被告人王力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被告人王力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诽谤他人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对于这个《免予起诉书》,王力于1982年1月22日向总检察长书面提出;“对于每一问题以及总问题的性质的判断,被告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时提出:“我注意到最后还向我宣告,向党中央申诉,不受七天限制。因此,被告人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正式申诉。”
现在,我正式向党中央提出申诉。我请求党中央和中纪委对王力问题做出明确的结论:
第一,宣布二十一年前说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完全是诬陷。
第二,宣布二十一年前说王力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完全是诬陷。
第三,王力的错误属于党内性质和思想性质的问题,王力没有违反组织纪律,更没有触犯法律。
第四,王力案件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制造的冤案。他们对王力的关押是违法行为。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最后,我还声明,王力的履历应以文革前所填表格为准,那是经过党的历次审查的:王力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光彬、王犁。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本人成份学生。1935年10月入团。1939年3月入党。文革中的修改和一切逼供信的材料,一律无效,应从本人档案中抽掉。
王力 198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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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评论】
《王力反思录》再版后记
·王鲁军·
2001年年底,在朋友们鼎力支持下,在《北星出版社》的努力下,《王力反思录》终于出版了。当我拿到这部书时,不由感慨万分,热泪盈眶,因为父亲“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愿望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王力反思录》低调出版、悄然上市了。没料到这部书引起了广泛而又强烈的反响。在香港地区的评书活动中,获“2001—2002年五百种优质图书奖”。在报道此消息的文中说:“据报道,外电评论此书有两大价值:第一,该书是迄今为止最有权威、最真实、最详实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珍贵史料(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至今还弄不清楚的重大事件,如‘七.二0武汉事件’,‘八七讲话’—‘打倒陈毅,炮轰周恩来’事件等等,该书都说清楚了);王力是邓小平思想的理论提供者、支持者和阐述者,因为该书披露了的王力上书文献《探索》、《历史捉弄人》等,其中一些思想和提法,后来被邓小平所采纳。王力既是毛泽东制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参与者之一,又是邓小平理论的提供者之一。所以,从理论影响来说,王力对于毛泽东、邓小平都有作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丁东的书评说:“《王力反思录》之所以能够引起高层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它独家披露了中共高层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使读者对了解当时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有极大的帮助。这些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在当时是秘而不宣的。”
这部书传到内地,同样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著名画家周志龙说:“原来我一直认为中央文革中没有一个好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坏人。看了这部书才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王力。看来我的一些看法要改变。”不少党内的老同志看书后才明白“王力不过是个秀才,书生。是为毛主席、党中央起草文件、写文章的。只是奉命行事,他本人并没有参加什么中央专案组,没有参与文革中迫害老干部、整群众的坏事,这些我们过去都不知道。”“我们党应当为王力这样的同志恢复名誉。”一位革命老前辈的后代看完书后说:“⒈诗如其人,王力同志是为真正的共产党人;⒉原来因为‘八七讲话’,一直对王力耿耿于怀。看了书,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可惜,王力在世的时候未能登门拜访,当面聊聊;⒊我代表我们全家向王力同志表示敬意。请务必转达给王力之子。”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评论说:“我和一些朋友读了,都说很好。好在材料非常丰富,王力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其中有不少重要细节);好在他夹叙夹议,其中不乏卓越的见解,更好在全书洋溢着对毛泽东的推崇,对邓小平的敬重,对江泽民和中共中央的拥护,洋溢着老革命家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王老在书中为自己辨诬,有理有力,也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我感谢广大读者能如此认真地阅读《王力反思录》,并能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对《王力反思录》提出不同见解的读者们。不少读者在肯定这部书的同时也提出“王力仍未能跳出毛泽东的框框”、“对毛泽东的错误看得不透,仍在为毛泽东辩护”,也有的提出“此书为自己洗刷的痕迹过于明显”等等。我认为这些意见是善意的,也是中肯的,所以我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但我认为,王力作为特殊历史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作为党中央常委和毛主席的笔杆子,作为终身信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要他完全跳出“毛泽东思想的框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可能就是“历史的局限性”吧!但他不会像李志绥那样,昨天还在喊“毛主席万岁”,今天就可以任意谩骂毛泽东,甚至靠编造绯闻逸事来取悦读者。这是我父亲的弱点,也是他人品高尚之处。至于说“为自己洗刷”,我认为,我父亲从被打倒之日到去世29年多,其中被非法关押就达14年半之久,他自我辩护的权力、甚至核对事实的权力都被剥夺,他只有写《回忆录》,通过详尽的历史事实来为自己辩白,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怎样,他坚持对历史负责,对党负责的态度,客观地反映历史真相,分析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贡献,以及所犯的错误和过失。这是他写作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
我欣慰地看到,不少读者在读过这部书,了解到历史真相之后,开始改变对王力的看法。正如王年一同志给我的信中所说:“此书一出王老留得清白在人间了。”但我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父亲“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愿望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要真正实现他的愿望还有很长、很艰难的道路要走。一是此书是海外版,内地真正能看到此书的人不多,而一些社会传闻还被当作是历史真相;二是内地发行的《回忆录》,党史研究还有种种限制;除了史料不丰富、不确切外,还有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正如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在《党史研究“十忌”》中所说的:“把一些较多站在正确方面的党史人物说得处处正确。对他们过去做错了的,今天看来依然是错误的事情,极力回避,为尊者讳,为正确者藏,甚至还有文过饰非,颠倒是非的”,而“把党内的罪人,包括一些做过错事的人说得一无是处。”因此,王力作为“党内罪人”,人们很难对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实,就是我父亲写的这部《回忆录》,也没能完全避免“为尊者讳,为正确者藏”的问题,为维护毛主席和一些革命老前辈的威信,他也回避了一些问题和看法。借《反思录》再版之际,我想把父亲亲自同我谈到的几个重大事件的情况和他的看法如实告诉广大读者们。我这样做是为父亲的《反思录》做点补充,使《反思录》更客观、更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这样有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总结历史的教训。
一.“七.二0武汉事件”及其历史教训
现在社会一般流传的《回忆录》,包括党史研究人员都认为是“林”、“江”集团阴谋策划的,王力传达的“四点指示”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其实并非如此。
67年6月下旬,党中央毛主席认为文革已进入“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的阶段,并决定采取“就地解决”的方针。按中央分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是派往西南解决西南问题。而武汉问题是由党中央直接处理,并且毛主席坚持要亲自“坐镇武汉”就地解决问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北京就已经确定了的。
为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十三日周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立刻赶到武汉“接受紧急重要任务”。经谢富治要求,总理同意谢富治带王力、余立金等一行人一齐到武汉。在到达武汉之前,谢、王、余谁都不知道“紧急重要任务”是什么。总理十四日一大早到达武汉。总理一到武汉首先把东湖宾馆的属于“百万雄师”的服务员换成对立派的人,并不让武汉军区负责东湖宾馆的警卫工作,改由武汉空军担任。十四日中午谢、王、余到达武汉,总理随即接见了他们,传达了党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布置了保卫毛主席的任务。主席是十四日晚上到达武汉的。十五日上午主席找谢富治、王力听取西南汇报,并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主席和总理传达的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王力都有原始记录。中央专案组在查到王力的原始记录后,早已认定王力在武汉事件中没有责任。)十五日下午,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并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陈再道同志一听就火了,当场顶撞总理:“周大胡子你了解武汉的情况吗?……”公开表示不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会议气氛顿时紧张,陷入僵局。一直到十七日王力找到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交底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定的,主席就在武汉“坐镇就地解决问题”。陈再道同志一听是主席亲自定的方针,马上表示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并表示军区要做深刻检讨。(党内、军内象陈再道这样对党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只服从主席一人的同志不只一个。)十八日晚主席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再次重申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精神。十九日凌晨谢、王、余到水院,被群众认出。谢、王、余等人都讲了话,但都没超出主席、总理讲的范围。只是王力把中央定的“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改为“两派都是群众组织,要团结实现大联合”。十九日军区把要发表的声明送到王力住处,军区做了检讨。王力看了后说:“错误没有那么严重。”就把它修改得轻了。军区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但是百万雄师的群众并不知道军区已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做检讨的事,于是二十日凌晨便发生了震惊国内外的“七.二0武汉事件”。
在谈到“武汉事件”的教训时,我父亲说:1,“武汉事件”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错误决策引起的。即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组织。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群众性大规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很了不起。这说明只要是违背了广大群众意愿的错误决策,无论是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还是伟大领袖亲自坐镇都没用,都会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可惜当时党中央,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毛主席到晚年也没认识到。更可惜的是,至今人们包括研究党史的人也没认识到这一点。还在纠缠“武汉事件”是不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的。其实,当时两个反革命集团都还未形成,他们之间当时不过是既互相勾心斗角,又互相利用而已;2,总理一到武汉就撤换了百万雄师的服务员,并把东湖宾馆的警卫任务由军区改为武空的措施也是不妥的。这引起百万雄师群众不满,也引起军区和陈再道同志的不满;3,作为陈再道将军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作为军区和地方负责人对中央决策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而且在得知这个决策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后,马上表示接受和支持。要说陈再道将军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不应该当众顶撞总理,这让林彪抓住了把柄。因为林彪早就认为:“全国只有北京、武汉、成都三个大军区不听中央的。”林彪也正是抓住陈再道当面顶撞总理的事,说成陈再道武汉军区要搞兵变,使局势更加复杂紧张。4,人们都忽略了“武汉事件”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时任武汉军区政委的钟汉华老将军。钟汉华同志经历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主席、总理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他全在场,清楚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和内幕。但钟汉华将军始终抱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从没有做过什么回忆录。在病危去世前还特意嘱咐家属和办公室给王力发讣告,请王力同志参加追悼会。5,“武汉事件”的严重后果,林彪、江青利用“武汉事件”煽风点火,掀起“抓军内一小撮”的风波。特别是林彪借机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到处抓陈再道,达到在军内排除异己,扶植亲信,为逐步形成的“林彪集团”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二月逆流”问题
1967年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也被称为“二月抗争”。目前社会广为流传的说法,甚至有些党史研究人员也这么描述:“会议室内,两方阵营分明。周恩来坐在会议中间,右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这象征着‘右派’,还有余秋里、谷牧。坐在左边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王力、关峰、戚本禹。象征着‘左派’。”
我父亲说:“其实,这完全是臆想出来的。政治局会议是严肃的,坐位都是按在政治局的地位排列的,怎么可能象小孩过家家似的,意见相同的坐一边,反之坐另一边。当时会议实际坐位情况是这样的,周恩来居中主持会议,右边按政治局地位排序: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谭震林;左边是列席政治局会议人员的座次,依次是谢富治、余秋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上面传闻所说的聂荣臻、谷牧、关锋、戚本禹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关于座位问题还有一段有趣插曲。陈伯达原应该坐在右边第一个位置,但当时他正受到主席批评做检查,所以陈伯达迟迟不敢落座,想坐到后面去,他迟疑地问总理:‘我还能坐这里吗?’总理回答:‘你当然应该坐在这里。’陈伯达才敢坐下。象这种缺乏基本政治常识、有损党中央形象的传闻竟能广为流传,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我父亲还说:“会上也没有出现外边传说的两军对垒、激烈斗争的场面。这次政治局会议原本是讨论经济问题。因为事前主席指示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伯达,所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都发表很强烈的言辞,批评陈伯达和文革小组的一些错误作法。会上并没有反对意见,只是谢富治不断地说:‘谭老板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陈老总别发火嘛!’我出席这次会议是正常列席。因为我从60年起就列席政治局会议,64年起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任务就是做会议记录并形成文件。我的这次会议记录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核实。别人都没有提出异议,只有陈毅提出希望删除他关于延安整风和赫鲁晓夫的二段话。总理说:‘这些话确实是你当时说过的,实事求是,就不要删除了吧!’也正因为保留了陈老总这二段话,在史料上才更显示出了陈毅的光明磊落,人格伟大。这份会议记录经当事人核实,总理签字后存中央党史馆。”(中央专案组后来查到了这份原始记录,排除了我父亲在二月逆流中的责任。)
而揭发江青、林彪利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到主席那里告黑状的正是我父亲。“四人帮”一倒台,我父亲就提出要揭发“二月逆流”的真相。但中央专案组坚持不让揭发,说:“二月逆流是中央早定的案,十一中全会再次肯定的,不能揭发。”在我父亲一再坚持下,才让我父亲写了有关材料。这份揭发材料在“公审两案”时起了重要作用。中纪委当时认为:“王力有重大立功表现。”我父亲在“免于起诉”出秦城监狱时,“七.二0武汉事件”、“二月逆流”等都没列入“免于起诉书”。我父亲和我都认为那时的中央专案组(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
三.关于所谓“王、关、戚”和“五一六”问题:
目前社会还广为流传毛主席的一句话:“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我父亲认为,主席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因为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1967年9月6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捏造定性的。9月中旬我父亲还亲眼见到主席的亲笔批示,称王力、关锋为同志,批示说:“犯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王力从中央宣布“请假检查”起,被关押了14年半,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任何办案人员向他询问过“五一六”问题,他自己也从来不知道有个“王、关、戚”的词,更不知道自己何时成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中央任何文件中也没有这么个提法。只是他在出秦城后才听到这一说法,弄得他莫名其妙。他说:“即便毛主席真这么说过,也不一定是真理。”文革中所谓“彭罗陆杨”、“刘邓陶”、“杨余付”反党集团不都是莫须有的吗?怎么‘王、关、戚’就成了真的?其实‘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之说也是林彪、江青一伙捏造出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说法,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达一千多万人。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第一次复出时就提出‘五一六’是文革中全国最大的冤案,要平反。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江苏等少数省委正式宣布为‘五一六’平反,全国范围内还未正式为‘五一六’平反。这是极不正常的。
四.真正接受文革的教训就不应沿用文革的办法处理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事。
我父亲多次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在处理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事中仍然沿用的是文革中的办法。即以人划线,以路线(实际是派性)划线。一个人倒台,他用的人就成了他的死党。象301医院的老院长靳来川同志是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就因为他是四野的人,是林彪的部下,就被当成林彪死党。罪名之一是谋害陈毅(说给陈毅做手术时故意不切除干净,致使陈毅癌症复发)。其实,陈毅做手术时,靳来川院长正巧出差,不在北京。陈毅的手术方案和手术过程,靳来川根本不知道。林彪一倒台,四野受牵连的军以上干部达上千人之多,象原总后勤部副部长王希克、原空军军长、军政委米加农等。可以说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没做到的事,可是我们自己就整掉自己一个野战军。为此我特意上书邓小平要‘对原四野和其他老干部从宽处理。’其实,我党历次重大路线斗争,只处理为首一人。张国焘路线只解决张国焘,外加半个陈昌浩;王明路线只解决王明一人,而且还是党内处理的办法。而对追随张国焘、王明路线的人,采取团结大多数的原则。而文革中党的这个好传统被打破,犯了惨痛的错误。要真正接受了文革的痛苦教训,就不应再沿用文革的办法去处理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事。我的问题也是如此。”
以上几个问题是父亲生前认为社会流传甚广,以至有的被当为正史来对待,实为误导的历史,不可能得出深刻、正确的历史教训。而且这些历史误导也有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形象,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利,有必要加以澄清。所以我父亲在这几个问题上同我谈得最多最细。我父亲还和我谈过一些其它重大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叙说了。
我父亲写《反思录》或与他人谈文革中的问题都是从对党、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出发,而很少考虑个人的得失。他出秦城之后,中央先安排他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等候分配工作。有一天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找到他说:“中央对文革中的一些问题还不太清楚,希望你能谈一谈。”为此,我父亲征求他的老领导、老上级刘格平同志的意见。当时刘格平同志劝他说:“你的问题还未最后解决,最好现在什么都不要讲。你说的越多、越详细,将来给你安的罪名就越多,不利于你问题的解决。”我父亲开始还是听从刘格平的劝告,尽量少说。但后来经不住他们一再保证会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讲的内容,我父亲越说越多,越说越细。后来,果然在开除我父亲党籍的决定中,“武汉事件”、“二月逆流”、“八.七讲话”、“为二挺翻案”等早被中央专案组否定了的“罪名”又重新加在了他头上。我父亲在谈到这时,不无遗憾自嘲地说:“真没想到,刘格平的话不幸而言中了。说得越多,越实事求是,罪过越大。立功不仅没受奖,反而成了罪。”但对此他并不后悔。他认为留下客观真实的历史史料既是对党、对历史负责,也是人格和党性的体现。因为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历史教训,为了保全自己误导历史才是真正的犯罪行为。他“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愿望是强烈的,他坚信刘少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的正确,他坚信人们在了解了历史真相后会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对党也充满了信心。他不只一次说过:“‘曾子杀人’,流传得多了,连曾母也不得不信。党是我再生的母亲,我永远不会埋怨党的误解,我相信党终会有一天对我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为此他生前曾103次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下面摘录如下,作为《王力反思录》的补充:
◇ 为送申诉书给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小平、紫阳、乔石、宋平、家宝同志:
今天是1988年8月30日。我是1967年8月30日被打倒的,到今天正好21年。21年了,我没有写过正式的申诉书。现在,把写好了的申诉书送上。请审阅批示。我参加“文革”只有一年,确实犯有政治错误。我检讨了21年,还要终生检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错误实在太大了,我虽然是执行的错误,但因为当时我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又主管了半年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所以不能推卸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更不能认为自己就没有错误了。这一点要向党中央讲清楚,并做出保证。我的申诉,只是实事求是,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证明所有重大问题并不是王力决定的,我个人没有违反组织纪律,更没有犯法,不应列入“两案”,因而要求在这一方面给予平反,但绝不是推翻我过去在政治思想方面所做的检讨。我过去的检讨,凡是合乎实际的都算数,而且还要做进一步的深刻检讨。只是有些问题,例如过去要我检讨的什么反林彪、反江青、反康生、反陈伯达、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及什么同刘邓划不清界限,为刘邓效劳之类,当然不应当检讨了。
王力 198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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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下)
·陈子明·
五、文革启示:没有尽头的游戏
文革三十年周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想要让它脱离梦境——不论是噩梦还是美梦,进入文本阐释的层面,他们失败了——由钟佩璋任社长兼主编的《东方》杂志因为筹备出一期文革专刊而被取缔。到了文革四十年周年的今天,文革终于从梦呓进入到网络话语的层面,或者说语言游戏的层面,这是一件好事,是对于邓小平用“宜粗不宜细”、“不争论”封杀文革研究的一种突围。
但是笔者注意到,在目前对文革的回顾、反思与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是偏向于政治工程、革命战略、运动操作方面的“经世致用”之学,基于第二次文革正在酝酿、随时可能爆发的判断,急于总结和传播第一次文革的经验。其二是侧重于文化游戏、人生百态、伦理道德方面的“警世醒人”之学,以一种“端正人心,百年大计”的考虑,把文革作为一个人类病态的标本室、人性劣根性的展示台,把从世态(制度根源)人情(文化根源)的角度总结文革教训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与文化建设不能绕过的一个环节。
武振荣是前一种倾向的代表。他说:“‘文革’是我们中国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因此我能够做的工作是在1966年我们中国人民伟大政治运动的‘宝库’中去寻找我们中国人民因为过去运用过、所以现在可以熟练运用之武器。”他特意“运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引用的黑格尔的话,说历史一定会以两次形式出现,第1次是‘悲剧’,第2次是‘喜剧’。”据此,武振荣“预言这个已经失败了的‘人民文革’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谁也‘阻止’不了‘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显然,武振荣在引用马克思语录时是凭记忆而没有核对原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原话是:“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21世纪的文革”也是如此,“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只会成为“笑剧”和“漫画”。胡平讥讽说: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们,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药者一样,在他们关于再来一次文革的想象中,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们,统统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剧本原封不动、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们的战友们却可以凭着事后的聪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你有了后见之明,别人不也一样吗?可见,关于再来一次文革,关于再来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它们只是表达一种情绪而已。文革是空城计,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
笔者在前面说过,文革的玩主,一是毛泽东,二是白相人。二者现在均已无法复制。王希哲针对武振荣“人民若不发动如‘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就解决不了问题”的说法,批注道:“这是武先生念兹在兹的理想。但‘文革’不是人民能发动的,只能是毛泽东能发动的,毛泽东不可能活过来”。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处于战略攻势的大背景下,挟中国长期国内战争胜利之余勇,手中握有总体性社会的全部资源,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心理变态——毛泽东长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神经衰弱和轻微的精神病——才会有毛文革。即使毛泽东现在“活过来了”,没有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没有白相人的配合,他也掀不起风浪了。当年的白相人主要包括学生和青年工人。前者在上山下乡的艰难岁月中已经与“白相”绝缘。后者(主要是国营企业的青年工人)的“白相”心态或许保留得更为长久,但到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化石标本了。刘国凯说:“文革时期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平均年龄五十岁出头,还保留着些许力量感,故喊出了再来一次文革就叫共产党完蛋的心声。至今十年又过去了。这一呼喊业已消沉。他们都年逾花甲,正在社会底层惶惶然地度过着他们生命最后的旅程。可信照此下去,不久这一呼喊就会在世上消声匿迹。”21世纪的学生已经不是“精神贵族”,21世纪的青年工人也已经不是“城市贵族”,正如方圆等当年的合同工临时工更多地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在中国市场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产生“吃饱了饭没事干,一天到晚搞文革”这种特殊类型白相人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从另一方面来说,经过四十年经验教训的启迪,中国的民众以及中国的民主人士对于人权、宪政、法治、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认识与觉悟早已今昔非比,还有什么必要再到文革的“武库”中去找寻思想武器呢?有了机关枪与迫击炮,还要关云长的大刀和张翼德的长矛干什么?如果需要挖掘革命的传统,古今中外正宗的革命有的是,为什么偏偏盯上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革“伪革命”?如果要借用毛泽东的影响力,可以宣传《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毛泽东对宪政民主的呼唤,为什么偏要拿文革中的“假民主”(即“大民主—群众专政”)说事?原来,武振荣心中有很强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结。他说:“在‘民主’的本子中,没有‘人民是错误的’内容”,“民主的观点和民主的思想不可能认为人民是‘错误’的,不管是昨天的人民还是今天的人民——都是一理。”“民主的理论中必须假设在政治上人民知道爱谁?也知道狠谁?在这个问题上,人民不需要‘老师’教导他们爱谁?狠谁?怎样爱?怎样狠?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知识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这样‘教导’人们说,1966年的中国人民爱错了,也狠错了!鬼才相这一套呢?”1966年中国人民(武振荣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他个人的心情就可以代表全体的心情)确实恨过“走资派”,爱过毛泽东,这就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如果用人权、宪政一类的西方理念来挑剔和否定中国人民的“历史创举”,就是“选错了‘本子’”,就是“吃西餐,放洋屁”。“如果民运人士在民主上只会照着西方的‘本子’鹦鹉学舌,人家凭什么看得起我们呢?我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吃的‘西药’太多了”。主张“吃中药”,搞文革式民主的人,与主张“吃中餐”,搞中国特色专政的人,究竟谁才是毛主义的正宗传人?
主张弘扬文革经验者的论述方式仍然是文革中的基本套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彻底否定文革”是“邓小平圈套”。“当今民间的文革反思实际上已经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最典型的表现是中共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也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的‘彻底否定’客观上附和了共产党的政治谋略;自废了民众向共产党抗争的‘武功’。”如果依法炮制的话,要废掉肯定文革论者的武功其实也很容易。在中共内部,现在已经出现了肯定毛泽东、肯定江青和张春桥、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否定邓小平、否定华国锋投降路线、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争夺党内正统的派系。民间的肯定文革论者,是不是上了“邓力群圈套”,“客观上附和了”中共原教旨主义派系的政治谋略?
说邓小平和中共“彻底否定文革”,这本身就不是事实。迄今为止,官方对于文革究竟是否定得太彻底了,还是太不彻底了?他们封杀文革研究和媒体报道,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还是为了阻止“彻底否定文革”?最近,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再次重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段话正是“不彻底否定”的一个标准样本。文革的领导者到底是犯了错还是犯了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和陈云都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有罪,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采用了上述说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倒退。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了林彪、江青(她自己说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还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泽东?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至今还藏着掖着,没有放到太阳底下来。文革首先是给党带来了灾难,还是归根结底是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十年文革首先是十七年毛泽东路线,六十年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延续,还是其反动?对于意在“警世醒人”的文革研究者来说,恢复文革真相,彻底否定文革,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
如果不把文革视为“人民革命”,而是视为一场游戏,那么,就无须去预言未来的“第二次文革”,因为它已经在现实中粉末登场了。“网络红卫兵”正在揭竿而起,文革腔调和作派正在重新走红,反资、反帝的仇恨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如果说文革是对革命与战争的模拟,网上文革就是对现实文革的模拟。双重模拟使得网上文革的游戏性质更加浓烈。
由于以下原因,人们对于网上文革的浩大声势不必过于紧张。首先,网络是一个E时代白相人麇集的地方,网上点击数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民意,就像文革中少数红卫兵的“打砸抢”代表不了中国大多数人的良知与行为方式(或者说,不能把红卫兵的反文化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其次,网上的人大多带着假面具,他的言语与行为方式有异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与行为方式;不少人选择了极端化的话语,有些人则是故意说反话。第三,网上君子不愿意与小人对骂,温和派往往选择当一个不发言的“看客”,狂热分子则大多是积极的行动者,是网上点击的功臣,就像“超女”的“粉丝”们那样,一个人可以顶一百个人。在这三重扭曲之外,还有一重更严重的扭曲:中国的网络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空间,无所不在的权力黑手在幕后掌控着网络公司的删除键。“今日毛泽东”正在玩一种新的平衡运动,一方面是开足马力搞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资本—官家主义,一方面是放纵网上文革,让极左言论把水搅混,正所谓“打左灯,向右转”。
但是,网上文革的危害性仍然值得重视,它对于阶级仇恨、民族仇恨、地区仇恨、宗教仇恨的煽动,正在继续毒化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心灵。即使是武振荣这样对文革抱有好感的人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心里正在面临‘毒化’的危险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民主化运动的前景也是很难看好的啊!”“假设人和社会的‘心理’有一个总量,那么仇恨的分量的不断加大的现象就有可能导致‘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高风险社会’尽管有许多的特征,人对人的仇恨可能是其中最显着的特征之一,因此我认为,若不用民主的方式疏导仇恨的情绪,以求最大限度的化解仇恨,社会被毁于仇恨火焰之中就是可以预测的问题了。”
游戏是人的天性。包括文革和网上文革这样的冒险游戏,都反映出人们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平淡的日常生活,要求变革社会,要求精神升华的理想主义冲动。鉴于游戏的虚拟、反讽、重构常常是孕育新文化的摇篮,我们不能单纯从它的功用和实效来评判其价值和意义。人类游戏的欲望是不可遏制、没有尽头的。20世纪的大哲学家波普,给予了乌托邦主义以最致命的打击,却仍将自传命名为《无穷的探索》。笔者主张一种有节制的游戏观。在现代“高风险社会”,人们不能仅仅追求“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乐趣与刺激,还要随时警惕这种斗争可能带来的天灾人祸。避免和减少风险最起码的,就是要珍惜以往人类实验的教训,吸取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普世价值与全球经验,不走前人已经碰过壁的老路,不去“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
2006.5.31
- Re: 哈哈哈,人活一世,最大乐事posted on 01/24/2007
乃吃饱了看狗咬狗,一嘴毛。
可惜那边厢的要么躺着,要么灰飞烟灭了,要是能跳起来反咬,那个好看才是!
别怨我刻薄,本人在文革中两边的狗都见识过,蒙不了我! - Re: 哈哈哈,人活一世,最大乐事posted on 01/24/2007
DingLin2 wrote:
乃吃饱了看狗咬狗,一嘴毛。
可惜那边厢的要么躺着,要么灰飞烟灭了,要是能跳起来反咬,那个好看才是!
别怨我刻薄,本人在文革中两边的狗都见识过,蒙不了我!
haha, 真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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