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谈大师 06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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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人施慎勿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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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伯伯摇着头说:听国专那些先生们讲课,真是巨大的享受。唐文治先生是校长,那时已高寿八十,可仍然坚持亲自进讲堂授课。唐先生双目失明,讲解经史子集,全部背诵,声情并茂,甚至涕泪双流,学生们满座皆惊,永世难忘。期中期末,学生们都要当堂命题作诗填词,有时唐先生亲自坐在讲台上,由人唱了学生的名字,站起来应对。个个学生都如心中揣个小兔,诚惶诚恐,吟出一章。唐先生听过,当即点评,情深意切,在在精辟,让学生们感激得五体投地。
范伯伯又说,王蘧常先生上课来,从来不带书,手里只捏两支粉笔。进了教室,就在黑板上写字。他本来是大书法家,那满黑板的字可惜存不下来,否则每一节课的板书,就是书法精品集了。六姑父写过黑板之后,两眼一闭,摇头晃脑,不管什么,先秦诸子百家,出口成章,如行云流水,连个个版本里的小注,都背下来讲解,只字不差。
国专的其他教授,像周予同、钱穆、朱东润、王佩诤等等,对于学生的功课,真是兢兢业业,每天批阅,拿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画圈点评,从来没有一天马虎过。他们都是当时的学界名流,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想想看吧,如今中国的所谓大师们,哪一个可同他们相比。
我没有见过别的大师们,可我几次到上海,都住在宛平路六姑父的房子里,朝夕之间,见过六姑父的言行举止。我晓得范伯伯的话里,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大师的品德,在于勤勉读书,尊敬学问,宽厚待人,绝无傲气。难怪范伯伯再三感叹,现在中国哪里有几个大师,都是些浅薄之人摇头摆尾罢了。
范伯伯讲了这许多前辈大师的故事,我仔细想来,其实还不仅仅只是崇拜他们的学问,他更为尊崇的,是前辈大师们的人格风范。不狂妄,不自大,勤奋热情,正直诚实,谦虚谨慎,兢兢业业,都属于人格的范畴。而显然的是,只有具备这些品质的人,才会真正的读书,才会真正的有学问,真正的有思想,真正的有成就。当然这样的人,因为其正直诚实,坚持真理,所以往往不见容于世俗社会。就像周予同先生,六姑父和范伯伯一样,哪里还会住高楼,坐华车,到处颐指气使。我相信,那些被万众呼为大师,整日里前呼后拥,不可一世的人,充其量不过假大师而已。
在范伯伯看来,真够大师资格的人,是万万不敢自称为大师的,听见别人称他大师也避之唯恐不及,绝不敢堂而皇之地笑着接受了。而且就算是真做了大师,像章太炎先生,或者唐文治先生,自己还是一样地勤苦读书,对别人不管是师长还是友朋还是学生,仍然恭恭敬敬,绝不敢有半点得意骄狂,不可一世。我相信,范伯伯的话是对的。而且范伯伯自己也是以此为标准,来为人处世的。
范伯伯1984年刚到外文出版局做局长,很快发现,局里很多刚刚被平反恢复工作的年老翻译和编辑,经常抱怨中饭吃不好,原因是办公室里没有地方热午饭,大家只能吃冷的。
范伯伯便把总务处长叫到面前,问是怎么回事?处长说:局里没有热午饭的锅。范伯伯感到可笑,诺大一个国家外文出版局,弄一口锅给同志们热午饭,能有多难呢?总务处长坚持说,局里从来没那规矩,不能办。又说,不能由着那些人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
范伯伯听了大不高兴,对那处长说:你今天就去给我买一个大锅回来,明天开始每天中午给所有的翻译编辑们热午饭。那时我已经到美国留学,记得父亲来信,还曾专门提到这件事,对于能够吃到热午餐而非常感激范伯伯,把他称作父母官。
也是在做外文局局长的时候,范伯伯发现外文局干部,特别是业务干部们,居住条件差到不堪一提的地步,决定想办法为职工们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盖宿舍房屋,当然要钱,外文局是国家事业单位,每一分钱都是国务院批的。他给当时国务院主管财经的姚依林副总理写了一封信,申请基建资金。经过打听,获知姚依林副总理在上海西夏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是王蘧常先生的学生。范伯伯高兴了,马上把自己写给姚副总理的信,寄到上海王蘧常先生那里,请求恩师帮助。
六姑父接信后,在范伯伯写给姚副总理信头注了八个字:此生诚实,其言可信。然后从上海把信寄给北京的姚依林副总理,没过几天国务院就批给外文局两百万元的基建资金,盖起两座宿舍楼,解决了许多干部的住宿问题。
听完这个故事,我仔细想想,觉得这件事情,从几个方面证明了同一个道理。范伯伯对恩师的尊敬,虽然毕业三十年了,仍然有事就向恩师请教,并且相信会获得恩师的帮助。六姑父对学生的关怀,凡学生有事相求,必亲自过问尽力解决。姚依林副总理对老师的尊重,他虽贵为副总理,对数十年前教过他的老师,还是不敢怠慢。
何以王蘧常先生对姚依林副总理保持了那么大的影响力呢?范伯伯笑了说:你六姑父做老师,那确实是非常迷人的,讲课讲得好,人品也好,一代宗师,凡他教过一节课,所有学生对他都一定是永远尊敬爱戴的,姚依林副总理也不会例外。
因为谈到外文局,我也向范伯伯讲了一个故事,是父亲讲给我听的。
1982年,当时父亲刚刚平反。外文局组织了一个新闻代表团访美,不曾想父亲也在代表名单之中。
据说,因为父亲中文和英文都出色,高规格的新闻代表团需要他来撑面子。可父亲私下里对我说:那一定是范伯伯做主,坚持把他带上。这件事,对于当时刚获得平反不久的父亲,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我对范伯伯讲这事,他说他不记得了。但是父亲记得,而且对我说,人一辈子可能没有仇人,但一定有恩人,范伯伯就是一个,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听到父亲告诫我的话,范伯伯显得很激动,对我说:也许这是读书世家相同的家教吧。范伯伯十岁的时候,就记住了母亲的一个教训: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人施慎勿忘。听范伯伯这一说,我才懂得,为什么父亲访美一事,范伯伯记不得了,而父亲却仍然记得。
范伯伯感叹起来,所以他特别喜欢我的这本《百世门风》,我这样的年龄,居然懂得尊重家风,延续门风,很不容易。范伯伯说,中国人现在经常喜欢说国风,民风,世风等等,却几乎从来不提家风和门风。可是离开家风和门风,哪里来的国风和民风。对自己家风和门风毫无所知的人,他会关心国风和民风么?连自己的家门和长辈都不知道热爱的人,他会热爱祖国和民族么?
言及此处,范伯伯眯起眼睛,吟出一首诗来:
翠峰高与白云闲,
吾祖曾居水石间。
千载家风应未坠,
子孙还解爱青山。
那是范伯伯的先祖范仲淹先生的诗,收在《范文正公文集》里,范伯伯说那是他经常读的一本书。我看范伯伯动情,便提出请范伯伯为我的小书写篇评论。其实我心里是一直有这想法的,但出于家教的缘故,不敢轻易提出。而且知道范伯伯年事已高,又在清华大学做领导并教书,时间精力都有限。不料范伯伯满口答应下来,并且从随身带的小包里,取出一叠稿纸,递给我说:读过我的书后,有些想法,也估计到我会请他写个评论,所以已经写了一篇出来。他说写了两稿,还是不满意,所以还不算交稿。
我听了又惊又喜又感动。范伯伯是诗书画三绝的大家,写这么一篇小小的书评,还竟然要三易其稿,我做晚辈,如何敢当。但范伯伯坚持要重新写过才算数。并且当场问我几个问题,又拿笔记录下来我的回答。因为我回国时间不多,期间还要到外地开会,所以约定回京后再度拜见范伯伯。
一星期后我回到北京,给范伯伯打电话,他马上高兴地说:书评已经写好了,你看看如果可以,就算交稿。我们约在万寿路清香林茶馆见面,范伯伯拿出他的《百世门风》书评,题目是“子孙应解爱青山”,文正公诗的点题一句,范伯伯将还字改做应。范伯伯同时又将文正公此诗写了一幅长长的条幅,送给我保存,鼓励我继承家传,发扬门风,热爱祖国文化,让我意外地惊喜不尽,也感激不尽。
望着范伯伯花白的头发,和蔼的笑脸,我想起了他的恩师唐文治先生和王蘧常先生,想起了我家许许多多长辈人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想起了父亲母亲讲给我听的许多历史名家的故事。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清晰地懂得,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大师?懂得了,我应该对大师抱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向大师们学习怎样地做学问,做人。
(完)
【科罗拉多】 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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