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精液信仰,就是把精液这种物质神秘化和抽象化,并赋予其宗教意味和象征色彩。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一带的原始部族,男孩在 7岁或8岁后,必须为部落中的成年男性进行口交(或肛交)以获得其精液,他们认为男孩要成长为英勇的战士和强壮的父亲,必须像婴儿时汲取母亲的乳汁一样汲取男人的“乳汁”,在这里,精液在通过仪式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将这种以精液授予为特征的通过仪式,与后期密教(印度、西藏 Tantric Buddhism)含有性内容的灌顶仪式作比较,应该相当有意思。又比如詹森(Adolf Jensen)提出的农耕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海努维莱型神话”:女性被杀害后埋葬,尸体上生长出宝贵的农作物(《被杀害的女神》)。
据某些考证——还需要核查,这一类型的地母神祭祀选取年轻女性为祭品,在将她杀死埋葬之前,众人会与她性交,尽可能将精液输入她的身体,这样便能够得到更好的收成。在这里,精液和女性的生殖能力一样,是丰饶的象征和保证。印度和中国的精液信仰则显得更加理论化,后期密教里的“菩提心”和中国道教里的“精”都是如此。作为物质的菩提心指的是精液,同时它也是某种抽象化的能量和能力,和新几内亚原始部族的通过仪式一样,密教法师将菩提心也就是精液授予弟子的秘密灌顶仪式,意味着能量和能力的授予。——关于印度的精液观念,还需要比较吠陀时代的Rasa(费里奥萨《道教与瑜伽》,以里亚德《不死与自由》)、性力派瑜伽的Bindu (精滴)等概念,理清其中的发展脉络,毕竟在印度哲学史上后期密教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后起的思想。而在道教(包括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体系和医学体系)里,精液的“精”逐渐也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那就是生命的原理和本质(参见马伯乐。《灵枢·本神》:故生之来谓之精。精气之精,精神之精)。
中国哲学疏于对概念的精确定义和分类归纳,所以从先秦典籍开始就用同一个“精”的术语分指上述两种不同的概念,抽象的后者是由具象的前者演变衍生出来,殆无疑义。正因为中国人的精液信仰赋予精液“原理和本质”的含义,精液的丧失就不仅仅是古代希腊人所认为的肉体健康和养生问题,而是生命本质的丧失行为。也正因为如此,还精 ——保存精液的同时保存自身生命的本质,才成为道教徒们思考的一项重要内容。
精液信仰在中国的宗教中导致了精液也就是生命本质不可流失的理念,而在其它文明的精液信仰中,并没有同样的规定,考察一下我在上文所举的印度、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其精液信仰的特征正是精液的仪式性流出。也就是说,精液的神圣性并非在任何场合都意味着精液的不可丧失。我想这其实正体现了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在终极关怀的设定上与其它宗教的不同。我们常说道教是一种相当执着于现世的宗教,它对肉体永恒的追求超过对灵魂永恒的追求,对尘世的迷恋超过对天堂的迷恋,肉身的不老不死是道教的最高理想。正因为如此,它对构成自己肉身的生命本质“精”——肉身永恒的基础——的重视,远远超过其它宗教。维柯《性史》(第2卷第2章)里的论述对我很有启发。古希腊哲人也认为性交所带来的精液流失会削弱肉体的健康最终导致死亡,但人不可能不死,精液的流出所带来的新生命的诞生是唯一使生命得以永久延续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活动是合理并符合自然法则的。当然这里的生命指的不是个体的生命而是种族的生命。(柏拉图《动物发生论》)同样在印度宗教里,我们看不到对肉体的执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印度的密教瑜伽和性力派瑜伽里存在着类似于还精术的“止精术”(高罗佩《中国古代房中术》附录,《性与死的密教》,《时轮经》),高罗佩比较二者并指出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传承关系,但我觉得这个论断很值得怀疑,因为二者的出发点是如此的不同。下文中会对此详细论述。那么接下来我们遇到另一个问题:既然精是如何宝贵,为什么不干脆用禁欲的方式来杜绝它的流失呢?为什么道教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禁欲(不是节欲)理论?
- posted on 01/10/2004
道教的方术,从奇门遁甲到九转还丹,大多已经与时俱沉,冒一冒泡的机会都没有。生命力旺盛的,除了风水命相扶乩之外,房中大约也可算作一门,《素女经要义》之类摆到书店柜台上,不怕卖不掉。现代人读书囫囵得很,至多不过借鉴一下九浅一深的技法或阴阳和顺的宗旨,要是听到葛洪老先生在《抱朴子内篇》所说 “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久病,或以增年益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一事耳”,或者只当是古人的胡话。
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握固不泻,还精补脑”技法上讲就是射精中断,可怜我们老祖宗交媾问题研究了两千来年,全都归结到最后那一下子熬不熬得住,而翻来覆去的实践,除了闹出一大批前列腺发炎的阳痿患者,并没有把哪怕一滴精液弄到脑子里去。但放到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大环境里,还精补脑倒是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为什么精要还?为什么还有到底怎样才能补脑?这种性技巧为什么会在日后成为道教丹法修炼的基本模式?它体现了中国人哲学思维中的哪些特征?……
还精补脑一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后汉书·冷寿光传》引刘向《列仙传》所说容成公(中国最早的性术大师之一吧)故事,还有《老子想尔注》中的用例,都可上溯到两汉——如果我们相信想尔注是张道陵的作品的话。葛洪是东晋人,到了他的时代,还精补脑已经上升到“房中大要”的高度,可见此前是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的。不妨把“还精”和“补脑”分开来查考一下。“还精”自然是源于“保精”和“积精”,也就是爱惜精液的想法,这在《素问》里随处可见,马王堆汉墓帛书里的《十问》、《合阴阳》等都已经提到(原文略),李零《中国方术考》总结帛书术语,认为控制射精的技术称为“玉闭”。
《十问》中第六问的“翕气以充(月留)”,这个(月留)字若解作“脑”,颇可视为“补脑”的原型,但日本学者石田秀实认为从上下文来看应解作“睾丸”,不过石田把整篇《十问》的房中思想整理为“还精补藏(内脏)”,倒是可以视为“还精补脑”的前奏。爱惜精液的思路先行,然后从补“内脏”过渡到补“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不论马王堆帛书还是日人丹波康赖的《医心方》卷二八所收唐以前房中佚书(由近人叶德辉辑佚)——也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一批房中书,对还精讲了不少,补脑却了无涉及。对于精液和脑的关系,我们不妨转换视野,先到古代西方去找一找答案。 - posted on 01/10/2004
放眼大洋之东西,精液在任何文化中都被视为贵重物质。精子的发现是17世纪的事情,当初被命名为“微型动物”,这个名称来自柏拉图,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想象精液中有一种看不见的极其微小的生物,经过母体的养育成长为人。柏拉图的高徒亚理士多德认为精液是人类灵魂的精髓,和经血混合后成为胎儿。值得注意的是,亚理士多德在解释精液的制造原理时,认为精液是在脑部形成的——也就是说,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欧洲已经出现了精液的脑起源说。
亚理士多德更认为,脑用来制造精液的器官是眼睛,这种奇拔的灵感从何而来,实在匪夷所思。总之,睾丸制造精液的构造原理被近代医学所证明之前,似乎很少有哪个民族凭直觉或者推测,把睾丸定为精液的发源地。精液是生命的精髓所在——没有精液就没有新生命的诞生,这个道理对于先民们来说,浅显明白就好比没有GCD就没有新中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正因为精液的重要,人们自然要设想它的制造是经由某些重要的器官和复杂的程序,比如人类学家在考察中发现,中部非洲的贝奇族认为精液是在胸部制造,经过体内循环后下降到睾丸,睾丸只不过是类似仓库的贮存所,取其地利之便,在性交时得以随时供应而已。精液的脑起源说在欧洲长期流行(其它例证如古希腊莱厄提乌斯),这也是因为近代科学诞生之前,亚理士多德的权威不容置疑。甚至连对人体解剖构造持实证态度的达芬奇,在他的解剖图说明中,仍把脑部视作精液产生的场所。精液由脑部制造,但它重新回到脑部也就是“补脑”的构想,似乎在欧洲并不存在,至少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就此说过什么。
18世纪的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也就是《格列佛游记》的作者,在另一本《木桶的故事》里写道:当国王知道公主逃走后,气得精液都燃烧起来,烧糊了化作胆汁,一直上升到脑子里……。这里多少有些“补脑”的影子,但并不足以当成证据。从亚理士多德到达芬奇,在把脑和精液牵扯到一起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脊椎的存在。脊椎的一端也就是颈椎连接到脑部,另一端也就是尾椎接近生殖器,人体内的某些东西——物质或者能量沿着脊椎移动,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是很多民族共有的一种认识。
对于亚理士多德和达芬奇来说,精液从脑部下降到阴部,也是沿着脊椎这样一条通道。欧洲人虽然确立了脑—脊椎—生殖器的精液制造与运送模式,但据我看来,并没有将精液循环再利用送回到脑袋里去的念头,虽然欧洲人同样认为精液的流出是一大损失。欧洲有“一滴精液相当于四十滴血”的谚语,但正如有时候人需要放血,射精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重要的是损失之后的补充。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文化里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精液信仰”。 - Re: 性文化笔记之二posted on 01/10/2004
成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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