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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作家昂伯托·埃科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这话我相信，我还相信如果没有误读就没有读后感。如果没有误读，你读完一本书之后什么都说不出来，你写不出一个字，同时你得到相应的回报：你将记住书的每一个字。
但我宁可用书的每10000字换自己写的每1个字。
我们可以就此写篇科幻小说，探讨2056年人类的阅读体验，技术很可能使人类在阅读时特别专注，这也正是快速阅读理论对阅读状态的基本要求：短暂的高度专注。
实际上埃科在其小说《玫瑰之名》中已影射了这样一位完美的阅读者——一位在纽约某大学教书的朋友，他形容他是“一个狼吞虎咽的读者，他可以背出图书馆里所有的书，但是他有一个奇怪的弱点，那就是他没有创作的能力。”
但这仅仅属于人类状况的“少数派报告”。目前多数人的阅读体验仍然是相反的——我庆幸自己仍然是大多数人中的一员——这也是本书力求表现的“阅读的真实状况”：本书是对其他书的误读。
通常情况下，胡思乱想严重干扰着阅读，干扰着我们对书的记忆，否则我们就能记住书里的每个字，但否则音乐中也就不会有强弱；生活里也就不会有所谓最重要的书、最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事件、最重要的细节、最重要的人……
我承认我的记性相当糟糕，我只记得住最重要的东西。我在妈妈生日那天给她打电话却忘了那天是她的生日，我一心惦记着她咳嗽的老毛病，我只记得在每年冬天她都会犯这老毛病，我对她咳嗽的印象掩盖了她的生日。还好我们家的人都不注重生日，我们也不太注重物质，爸爸是个画家，但朴实得出奇，他在衣着方面的品位很差，我还记得从小我们家也很少有额外的装饰，他对材质以及装修的学问并不敏感，他只关注画布之内的事情，物质世界对他来说是幻象，生日也属于物质范畴的东西，就像一切法定节日，生日也只不过是幻象——经济状况、家庭危机、儿子们的前途这类事情在爸爸看来才是真实的，才是值得记住的东西。生活只为我们这样的人打开了一条缝，可是这是最重要的缝隙——我们介入世界的锋利的入口——我们的奥铿剃刀。
我继承了爸爸糟糕的记性，尽管我很少能记住他说的话，以及他对我的教诲，我只记得他的嗓音，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业余民歌手，我始终相信20年前武汉歌舞剧院与爸爸所在学校的联合演出中，吴雁泽嫉妒过他，我时常这样对朋友们吹嘘我爸爸。
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一直在歌唱，在画画的时候，在工作间歇，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在悲伤的时候，在抱着我的时候歌唱，从小我耳边就不缺少音乐，不是乐器而是人声，我在他绵延的歌声中长大，我学会他所有的歌，现在我写作时总有歌声在萦绕，正如爱默生所说的：“即使没有人同我在一起，在我读着写着的时候，我也并不幽静”——歌声有可能来自最近我所迷恋的歌唱家，但更多时候是爸爸的嗓音，有时则是对他小时候的嗓音的想象。我讨厌我没有父亲那么好的嗓子。我记不住他说的话，但记得住他的嗓音和歌声。
可有一阵我写的东西需要特别多的引语，因此要求我尽量记住别人说的话。这就对记忆力的要求特别高，那一阵我离开书房简直就无法写作，我必须临时去抄书，这也是那时候我害怕旅行的原因之一。在路上写作、在陌生的、没有藏书的酒店房间里写作让我觉得很无助。
我承认那时文章中的引语的确是过多了——这样的文章我都从本书中删除了——现在您所读到的这些文章，引语的数量还是适当的，有时我甚至会将自己的话杜撰成他们说的话，这本书某些文章中引号中的话是那些作家并没有说的。
所以我承认这本书中收集的读后感存在虚构，虚构是误读的重要结果之一，虚构作品的本质无非是：当你接触到一个故事，你产生了写另一个故事的冲动。这本书是读后感，是书评集，但同时也是小说的雏形，它类似于凡高在进行真正创作之前所进行的素描练习，是对人性的初步描绘和对人的狂野想象的尝试性的控制。
我无法接受大多数教条以及一切套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罗兰·巴特一样，是个“反系统”的人，正如苏珊·桑塔格在有关巴特的论著《回到写作》中对这类人的分析：
“……克尔凯廓尔、尼采、维特根斯坦就属于这类人……（他们）斥责系统思想的荒谬……蔑视系统的现代形式是反对法则、反对权力本身的一个特征……他们是自身意识的品味者，贬低‘系统的硬化症’。”
对系统思想的拒绝导致《书与画像》中文学批评的部分都是即兴的，世界为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重新启动一次。我在谈到哈代小说扉页中的地图时写道：
“当我们沉浸在这张不完整的地图里——就像我们沉浸在任何一部作品里一样，作为整体的文学史消失了，现在世界上好像就只有这么一个作家——这是作品阅读的本质体验——作品本身恰好是文学史最大的敌人，作品本身的魅力与文学史的系统价值恰好是互相抵消的……”（《哈代的地图》）
因此每一部作品都并不生活在文学史里。每一部作品都生活在别处，都生活在它自己的世界里，只有文学史自己才生活在“这个社会”，因此文学史反而是最无价值的社会学。
我个人认为，如果《书与画像》中所有关于文学的章节加在一起可以被视为一本记传体西方文学史的雏形，它又是一本过于主观的、个人化的文学史，它是作家、书的画像，也是我本人的画像，它尽量避免客观，避免用所谓“精确的术语”，尽量避免用各种“主义”，以及“能指”或“所指”这样的词，还尽量避免用“绝望”、“荒诞”、“西方文化”这样的词，在很多地方它还扭曲了正经传记中的事件，《书与画像》看起来不太经得起考据——但一定经得起推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通过《书与画像》到达我的目的地——也就是通过阅读接近写作、接近文学：当我写出经不起考据但经得起推敲的文字，那是文学本身。
在与李皖先生的通信中，我们就此进行了讨论：“事物究竟是否仅仅是它所是”，我们至今在“主观性”方面存在分歧：他在某一封信中相信“一个作家应当将头颅悬在城门上”，而我则宁可“将头颅悬在内心”——但至少他逐渐相信我是真诚的，他逐渐相信我真诚地热爱文学——他是对我充满善意的朋友之一，他总是强调：“你可以写得更好”，正如保罗·瓦莱里所说的：“永远要成为有潜力的人”。这些话都让人觉得生活真有希望。
我热爱文学——这在文学繁荣而仍有尊严的旧时代将只不过是个虚弱的想法，但在目前这个奇怪的时代，这个被豪·路·博尔赫斯形容为“伤害和侮辱人的时代”，这个丧失了庄重、丧失了讲述严肃主题的勇气的时代，这个语言败坏的时代，却成为珍贵的想法——在这个时代，你几乎需要有点勇气才能说出这个想法。这本书用庄重、干净的文字写成，在浮躁的人看来可能是晦涩的，因为我完全禁止调侃的、讽刺挖苦的、插科打诨的、腐败的流行语言进入她，唯一的例外是在《国内旅行家》中出于对凯鲁亚克的模仿而说了一句脏话。
除了写作，在其他时候、在日常生活里，我将自己归于弱者的行列，我为了逃避高考而选择被保送到一所普通的大学。
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强者，觉得自己勇猛无畏，像个男子汉，写作是我生活中的高峰体验之一，我逐渐开始清晨起来写作，我认为这样最让人觉得不堕落。
我越来越发现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想到这儿我就能很好地摆脱一切虚荣心、一切功利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想到这儿我就能很好地摆脱世俗的道德约束。在生活里我的道德感不强，我经常爽约，经常忘记自己的承诺和誓言，但我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的人。有一篇文章叫《我对当代哲学的看法》，我想你现在永远也读不到它了。这是一篇亵渎的文章，尽管如果你能允许在涉及严肃的哲学探讨的文章里出现虚构它就是好文章，我伤害了路德维克·维特根斯坦，我诋毁了一个因为已经死去而无法捍卫自己的理想的人——我不想让我的幻想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这是我的道德底线。
由于前面所提到的记忆力的问题，我还是个特别见异思迁的人，我容易忘记我的感情，我的妻子和亲人、我的挚友们都对此表示了莫大的宽容，我必须不断重新爱上我爱的人，不断重新喜欢上我所喜欢的朋友才能维持爱情与友谊，这是我保持忠贞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如此。
但我相信一个弱者最终会变得强壮，特别是当写出自己的第一本书，一个弱者会更加强壮，就像爸爸当年最爱唱的《木鱼石的传说》的歌词所说的：“它会给懦弱者以勇气，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
写作让我觉得自己真正自由。一个人在自由的时候也是正直而坦率的，我只有一种写作状态，我忠于它，因此对待任何性质的约稿我都用同一种腔调说话——即使那是一封读者来信，或是给《交际与口才》这样的中学生杂志写文章，即使那时候我的确经济上很窘迫，需要钱——指导我写作的力量也只能是同一种利比多，而不是某种机智的“营销策略”。所以我的每篇文章都享受着发自我内心的平等。
因为我相信：即使人可以偶尔欺骗别人，也不能在任何时候欺骗自己，我可不想在任何时候让自己感到丝毫的心虚。写作可能是生活中我唯一不想搞任何商业投机的事情，我不急于成功，这些文字伴随着我均匀地呼吸，就像你在马友友的大提琴录音里听到的呼吸声，我迷信地以为：这种不紧不慢的生活态度将使我活很长时间。生活进展得相当慢——如果你珍惜它的每时每刻。
我热爱那些有个人魅力的、性感的作家。当然这些魅力和性感应该主要表现在他（她）们的作品中。这本书的书名借用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用过的文集名字，这既是对她的敬意，也包含了我真实的想法：我希望将她的工作继续下去，我还希望继续豪·路·博尔赫斯的工作——叙述世间的一切。
我对这些作家充满了可以与性欲匹敌的激情。他们大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他们属于除了这个时代之外的一切时代，《书与画像》激发您重新去阅读历史、阅读经典名著、阅读过去、阅读人类其他时代的冲动；试图建立旧书、旧思想、旧的故事、旧的时代与您的联系、试图恢复过去与现在的绵延关系；试图证明那些遥远的、疏离的、甚至已经荡然无存的东西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我热爱这个世界，热爱它的所有美貌、它所有的神秘之处。我当然渴望旅行，28岁以前我旅行不多，但总有一天我会环游世界的，如果最终无法环游世界，我也会拼命地想象自己在环游世界。我热爱想象，它是一切灵魂最后的出口，没有人能剥夺它，同样无法剥夺的还有一个人写作的能力。旅行，特别多的旅行。那动人的推背感，那动人一耸之后，列车启动，飞机倾斜爬高，思想开始运转。旅行良好地比喻着写作本身。
《书与画像》是我自2002年初至今在《经济观察报》阅读版开设的专栏，作为该报设计总监，我在工作之余坚持将它写下去，在一份经济报纸开设这样的专栏并不是不道德的，因为商业是一种文明，一种胸怀，文学、艺术、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它的一部分；同时文学又是一切知识的桥梁，《书与画像》这个专栏——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形容的一个大学的文学系的作用——“帮助我们从容地回忆一切知识”。
《书与画像》为我个人——如果有可能也是为我亲爱的读者们——创造了一种文体，一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求知欲的文体，一种永远吸引我继续写下去、继续读下去的文体。这种文体是对小说本身的比喻。它对于克服求知所遇到的重复、厌倦的情绪有着很好的疗效。对我个人来说《书与画像》永远也写不完，它永远是开放的，如果读者允许，我希望在每一年都出一个续集，只要我活着。它永远会吸引我去发现生活中神奇的东西。